北京中科白殿疯醫院 http://www.bdfyy999.com/m/编者按：李冬君女士曾经为我们撰写过一篇长文《圣人是怎样炼成的》，在《观察家》分上中下三篇刊登过，非常精彩。我们将连续三天分享这组文章，今天刊登第一篇。
历史学者李冬君为经济观察报《观察家》撰稿
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身份的孔子死后，他的思想和人格，在新时代的帏幕上，投下了身影。这身影，正如弟子颜回的感叹：“瞻焉在前，忽焉在后。”除了敬仰之情外，隐喻了孔子还是一个不确定的身影。
哲人已萎，他的思想却因弟子众多而被光谱化。弟子众多，其中若再有一两位卓尔不群的，那真是哲人的莫大幸焉。如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学生柏拉图便在《理想国》中，以老师苏格拉底为对话主角，才使这位轴心时代伟大的广场思想家的思想得以流传下来。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孔子，据说弟子，贤人72，即使他老人家述而不作，弟子们根据记录整理出来他的思想，影响千古也的确不成问题，事实也如此。其实，《论语》就是这样结集的，而且结集之路漫长。
当老师的权威已逝，弟子们因众多而分化是必然的。孔子不再有，他的弟子及门人，便纷纷独树一帜，各自占据老师的思想之一域，明晰而发扬之，并皆以自己为师传之正统，各门派在争正统时，纷纷标榜和抬高祖师爷的思想和人格，孔子的圣人形象便渐露峥嵘。
儒学分化了，儒家因此而异派。《韩非子·显学》中说：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儒学分为八派，开了战国诸子的先河。可以说战国诸子皆由儒术分化而来。诸如，墨学出于儒，韩非、李斯出于荀卿之门，庄学与颜回渊源甚深，兵家吴起出自曾申、子夏一脉等。他们纷纷揖别儒门，各以后起之秀走到历史的前台。正是他们这些新一代诸子们，在分化中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
在分化中，孔门弟子修缮并完成了儒家思想体系，新兴诸子也百虑而一致，塑造了各自的圣人孔子。但这些毕竟还停留在民间精英化的行动中，直至沸沸扬扬，闹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份儿上，才被王朝供养，才有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不过，最早给孔子加封号的，就是那位受王莽摆弄的小皇帝汉平帝刘衍，于公元元年对着孔子的偶像，封孔子为公爵，号“褒成宣尼公”。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专制集权的王朝*治也完成了对思想学术的大一统，从此，学与思在王朝中国基本堕落。
孔子
儒学分化之西河学派
孔子死后，弟子们思慕老师，看到师门中的有若长得像孔子，便纷纷拥戴有若为师，把他当作孔子推戴。有若是个团结的象征，有若不识时务，却识大体，所以主张“礼之用，和为贵”。但从当时战国纷争的时局到孔门弟子的思想异趣，都不会“和为贵”的，因此，不久，有若便被赶下了师座。
这意味着儒家开始分化，开始了演变。不过后学弟子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发展到同室操戈的局面，分化实际上有利于孔子之道的丰富和发展。比如，活跃于魏国的西河学派使儒学成为战国第一大显学。
孔子的直传弟子，代表人物除了《韩非子·显学》中，提到的子张、子思、颜回之儒外，还有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判的“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儒”，以及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当染》中提到的子贡。如果再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所列的有关人物都算进去，那么至少还要加上如下几位：曾子、宓子、公孙尼子。子夏是西河学派的创始人，荀子为什么如此鄙视他，也许我们讲完西河学派就明白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能入史的，而且是思想家记录的历史，都不是一般人。他们在孔子生前就已经开始收徒讲学、著书立说了，在《论语》中也可以看到。
“门人”是弟子的弟子，弟子三千也包括门人。这批人在孔子门下，因分科不同，或追随孔子有先后，再加上孔子因材施教，不拘一格，使他们对孔子之道有不同理解，是致使儒学分化的主流。
孔子再传弟子们，著名的，有子贡的学生田子方，子夏的学生段干木，曾申的学生吴起。再晚一些，就是子思的学生孟子，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孔鲤的儿子，以及漆雕开之后的漆雕氏。还有楚人仲良氏，就是孟子所说那位“悦周公仲尼之道”的陈良。《汉书·艺文志》还录有景子、世子、魏文侯、李悝、毕子。
再传弟子中，后来名气大，以能弘扬孔子之道自居者，皆知有孟子。可实际情形是，孟子在当时虽有一些影响力，但以他的草根独立学者的身份，还没有足够开风气的能力。
真正使儒家成为显学的人物，是魏文侯，名魏斯。他以儒者为师，是奉行儒教并用以治国的第一位王者。身为一国之君，他师事子夏，礼敬田子方、段干木，同时，又重用兵家和法家，促使儒家在*治实践中向兵家和法家转化。
李悝就是典型地从儒家向兵家和法家转化的人物。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提到他协助魏文侯变法，主张“尽地力之教”，编著的《法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法典等。魏文侯与李悝的一句对话，也经常被传诵。魏文侯说：先生曾经教导我说：“家贫就想得贤妻，国乱就想得贤相”。于是，魏文侯时魏国人才济济，富国强兵。
吴起也出于儒家，先是曾子的弟子，后来投在子夏的门下。他在鲁国时，鲁国正要和齐国交战，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侯犹豫不敢启用他。为立功名，他便杀妻求将，不择手段到极致，失了底线，即便率鲁军大败齐兵，终究令人齿冷，结果在鲁国呆不下去了，又转而到魏国谋发展。
魏文侯咨询李悝如何用吴起，李说，此人贪婪，但用兵连司马穰苴也不如他。魏文侯便派吴起去了“西河之地”，此地靠近秦国，吴起一来就把这一带打理得规规矩矩。
魏文侯以为，秦人本是戎狄之后，其俗尚武，虽战败，但决不会在武力上屈服，就想用儒家文化来行教化，于是，隆重礼聘大儒子夏，来西河讲学。
有人说，子夏在西河时谱摆得很大，不光摆王者师的谱，还端起了圣人架子，以至于西河人都把子夏当作了孔子。儒家自孔子开山以来，还没有这样风光过，想当年，夫子周游列国，吃了多少闭门羹？可子夏却突然爆发了，他的弟子门人，也都成了文侯的师友。
孔子死后，子贡居齐、卫，子游、子张、曾子在鲁，还都是儒家的老地盘，为什么唯独子夏要跑到黄河以西？须知西行入秦，孔子生前就曾有此念，子夏居西河，也就相当于入秦了，加上魏文侯隆礼待儒。儒学才在西边扎根以至于成为显学，当地人把子夏看作是孔子，那也是对孔子的景仰。
曾子的儿子曾申，也是吴起的老师，带着父亲的遗言，来到西河之地，谴责子夏，斥子夏“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曾申对子夏说，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西河之民的怀疑，这种怀疑甚至还牵连到了孔老夫子。这倒并非曾申因吃不到西河的“葡萄”而嫉妒，而是另有隐情。
看来曾申来西河，不是来吊唁子夏丧子以至于伤心哭瞎了眼睛的，相反曾申把子夏的悲剧看做是子夏罪有应得。子夏究竟在西河干了什么，值得曾申亲自跑来大动干戈？子夏能做的，不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事、文学。孔子生前，给每一科都安排了“学科带头人”。
颜渊是德行的带头人，子贡是言语的带头人，子路是*事的带头人，而子夏在孔子门下号称“文学”，当然就是“文学”的带头人了，自然西河学派也就偏重于儒学中的“文学”。
《左氏春秋》的“来龙去脉”
子夏在西河的事业，也主要是“文学”了。所谓“文学”，就是整理文献，诗、书、礼、乐的儒家经典。经典定自孔子，发明语录，编辑成书，则从子夏开始。
子夏在西河完成的一项最重要的儒家典籍整理，是编撰《春秋》。在他的主持下，他的弟子，齐人公羊高作了《公羊春秋》，鲁人谷梁赤作了《谷梁春秋》，而卫国左氏人吴起则完成了《左氏春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左转》或称《春秋左传》。
孔子生前说过“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可这罪过没有落到孔子的头上，却由子夏来承担了。吴起曾是曾申的学生，游仕在鲁国时，母丧不归，被逐出师门，后又杀妻求将，令鲁人不齿，投奔魏文侯，再投子夏门下了。
原本鲁《春秋》是由鲁国人左丘明传授曾申，再由曾申传授吴起的。而吴起却将鲁《春秋》变成了《左氏春秋》，挂在自己的名下。“左氏”，不是“左丘明”的意思，而是以地名指吴起。如果是这样的话，从儒门家法来看，那问题就很严重了，可子夏并未意识到。
本来，编《春秋》应以鲁《春秋》为准，可子夏偏要启用吴起，重新编撰。吴起已经从儒门中转化出来，拿《春秋》为己所用并有纂改。曾申太了解自己的前学生了，军国之事他问不着，可儒学之事，涉及儒门经典之事，他必须问。不管子夏在哪里，他都要去问个究竟。
因此，曾申当子夏的面，指出有违师门的“尔罪有三”，子夏惊呼：错错错！加上丧子眼盲，子夏心灰意冷，从此离群索居，不再过问西河学派之事。其实西河学派，子夏本就是挂名而已，实际上主事的，还是吴起。吴起为西河守，掌控军*之权，为学派提供经费，组织活动，都很方便。
子夏老了，事情要靠吴起来做，而吴起胆大，不守师法、家法，其史才和将才，儒学经义是拴不住的，使《左氏春秋》成了一部史策兵书，从为儒家义理提供历史依据的经典，转向为君王提供治国的史策，为兵家提供战例。
就这样，《春秋》向“左”一转，便被吴起改弦易辙了。这在曾申看来，是离经叛道之举，至于违背师法和家法，倒还在其次。但是，吴起是否真的就是儒家的叛徒，背叛了儒家义理呢？
其实，吴起没有背叛祖学，祖师爷的“瞻焉在前，忽焉在后”的不确定性，也给学生们留下很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孔子的*治思想，是“机会主义”的自由天地。所以，吴起是转化，是将儒家义理转化为兵家战略。他身穿儒服见魏文侯，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阳儒阴法，是君臣秀。那就来看一下，他们君臣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他对魏文侯说，国家战略的根本原则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毫无疑问，这主张来自儒家思想。
《战国策·魏策》讲了一个故事，说吴起、王错一起陪同魏武侯，浮舟西河而下，船到中流，魏武侯四顾思塞而踌躇满志，对吴起说：美啊！山河险固，是魏国的宝，我就靠它们了。王错那家伙，马上来迎合，说：是啊，晋国强大时就靠它，我们的霸王之业也要靠它。吴起立即毫不客气地斥责道：王错，主君有这样的想法，就很危险，而你这样迎合就危上加危了。
武侯听了不高兴，问道：你又有什么说法呢？吴起回答说：河山之险是靠不住的，王霸之业在德不在险。接着，他就搬出一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告诫武侯说，过去三苗、桀、纣，都曾拥有河山之险，可都灭亡了，所以王霸之业要靠*治贤明，不能靠河山之险。听了这番话，武侯就说：这是圣人之言啊！西河之*就拜托啦。这对君臣谈的也是典型的儒家为*以德的思想。这与后来孟子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出一辙。
但他们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吴起的起点，是儒学四科中的“文学”，基于历史文献。而孟子所言“人和”，则来自儒学四科之“德行”。
这是本文作者李冬君的新书
西河之学从实际出发
“文学”强调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德行”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