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审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可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圣人何以不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非无善*也，久故也。禹汤有传*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
2.
族：zou，奏；褫：chi，齿；黼：fu，府；黻：fu，服；埤：bei，卑。
3.
（1）族：通“奏”。
（2）褫：废弛。
（3）乡：同“向”。
（4）*：亲近。
（5）黼黻：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
（6）埤：低下。
（7）佣：平庸、庸俗。
（8）”《易》曰“句，见《周易·坤卦》。括，扎结。
4.
5.
对各种事物的界限加以区别没有比确定名分更重要的了，确定名分没有比遵循礼法更重要的了，遵循礼法没有比效法圣明的帝王更重要的了。圣明的帝王有上百个，我们效法哪一个呢？那我就要说：礼仪制度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了，音乐的节奏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掌管礼法条文的有关官吏也因与制定礼法的年代相距久远而使礼法有所脱节了。所以说：想要观察圣明帝王的事迹，就得观察其中清楚明白的人物，后代的帝王便是。那所谓后代的帝王，就是现在统治天下的君王；舍弃了后代的帝王而去称道上古的帝王，拿它打个比方，这就好像舍弃了自己的君主去侍奉别国的君主。所以说：要想观察千年的往事，那就要仔细审察现在；要想知道成亿上万的事物，那就要弄清楚一两件事物；要想知道上古的社会情况，那就要审察现在周王朝的治国之道；要想知道周王朝的治国之道，那就要审察他们所尊重的君子。所以说：“根据近世来了解远古；从一件事物来了解上万件事物，由隐微的东西来了解明显的东西。”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那些无知而胡言乱语的人说：“古今情况不同，古今之所以治乱者，其道不同。”于是一般群众就被他们搞糊涂了。那所谓一般群众，是才性愚昧而说不出道理、见识浅陋而不会判断是非的人。他们亲眼看见的东西，尚且可以欺骗他们，更何况是那些几千年前的传闻呢！那些无知而胡言乱语的人，就是近在大门与庭院之间的事，尚且可以欺骗人，更何况是几千年之前的事呢！圣人为什么不能被欺骗呢？这是因为：圣人，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推断事物的人。所以，他根据现代人的情况去推断古代的人，根据现代的人情去推断古代的人情，根据现代的某一类事物去推断古代同类的事物，根据流传至今的学说去推断古人的功业，根据事物的普遍规律去观察古代的一切，因为古今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是同类而不互相违背的事物，那么即使相隔很久，它们的基本性质还是相同的，所以圣人面对着邪说歪理也不会被迷惑，观察复杂的事物也不会被搞昏，这是因为他能按照这种道理去衡量它们。在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五位帝王之前没有流传到后世的名人，并不是那时没有贤能的人，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在这五位帝王之中没有流传到后世的*治措施，并不是他们没有好的*治措施，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夏禹、商汤虽然有流传到后世的*治措施，但不及周代的清楚，并不是他们没有好的*治措施，而是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流传的东西时间一长，那么谈起来就简略了；近代的事情，谈起来才详尽。简略的，就只能列举它的大概；详尽的，才能列举它的细节。愚蠢的人听到了那简略的论述就不再去了解那详尽的情况，听到了那详尽的细节就不再去了解它的大概情况。因此礼仪制度便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了，音乐的节奏便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了。
凡是说的话不符合古代圣王的道德原则、不遵循礼义的，就叫做邪说，即使说得动听有理，君子也不听。效法古代圣王，遵循礼义，亲近有学识的人，但是不喜欢谈论圣王，不乐意宣传礼义，那也一定不是个真诚的学士。君子对于正确的学说，心里喜欢它，行动上一心遵循它，乐意宣传它。所以君子一定是能言善辩的。凡是人没有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而君子更是这样。所以君子把善言赠送给别人，觉得比赠送金石珠玉还要贵重；把善言拿给别人看，觉得比让人观看礼服上的彩色花纹还要华美；把善言讲给别人听，觉得比让人听钟鼓琴瑟还要快乐。所以君子对于善言的宣传永不厌倦。鄙陋的小人与此相反，他们只注重实惠，而不顾及文采，因此一辈子也免不了卑陋庸俗。所以《周易》说：“就像扎住了口的袋子，既没有责怪，也没有赞誉。”说的就是这种迂腐的儒生。
6.
（1）辨莫大于分：有上下、亲疏之分也。
（2）分莫大于礼：分生于有礼也。
（3）圣王，制礼者。言其人存，其*举。
（5）文久而息，节奏久而绝：文，礼文。节，制度也。言礼文久则制度灭息，节奏久则废也。
（6）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礼之法数，至于极久，亦下脱也。《易》日：《周易·讼》:“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远难详，不如随时兴治。褫，直吏反。
（7）后王，近时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则是圣王之迹也。夫礼法所兴，以救当世之急，故随时设教，不必拘于旧闻，而时人以为君必用尧、禹之道，臣必行禹、稷之术，然后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陈以后王为法，审其所贵君子焉。司马迁曰：“法后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类，议卑而易行也。”
（8）谓己之君也。审，谓详观其道也。
（9）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说、测度。度，大各反，下同。
（10）传，传闻也。
（11）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
（12）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恶皆同，岂其治乱有异？
（13）类，种类，谓若牛马也。
（14）以言说度其功业也。
（15）以道观尽：以道观尽物之理。《儒效篇》日“涂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也。
（16）古今一度：古今不殊，尽可以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异情乎？
（17）类不悖，虽久同理：言种类不乖悖，虽久而理同。今之牛马与古不殊，何至人而独异哉？
（18）以测度之道明之，故向于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杂物炫耀而不惑。乡，读为“向”。
（19）外，谓已前也。无传人，谓其人事迹后世无传者。
（20）中，间也。五帝：少昊，颛琐，高辛，唐，虞也。
（21）略，谓举其大纲。详，周备也。
（22）惟圣贤乃能以略知详，以小知大也。
（23）公孙龙、惠施、邓析之属。
（24）*，亲比也。
（25）言，讲说也。诚士，谓至诚好善之士。
（26）辩，谓能谈说也。
（27）所善，谓己所好尚也。
（28）观人以言，谓使人观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29）好其实不恤其文：但好其质而不知文饰，若墨子之属也。
（30）埤，污，皆下也，谓鄙陋也。埤，与“庳”同。猪水处谓之污，亦地之下者也。庳，音婢。污，一孤反。
（31）腐儒，如朽腐之物，无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谈说者。
（1）王念孙：“褫”之言“弛”也。如疲于礼而废弛也。
（2）刘台拱：后王，谓文、武也。
（3）刘师培：“後”、“后”古通。后，继体君也。（见《说文》）盖开创为君，守成为后。开创之君，立法草创，而成文之法，大抵定于守成之君，如周之礼制，定于周公、成王是也。荀子所言“后王”，均指守成之主言，非指文、武言也。
（4）王念孙：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谓古今之所以治乱者，其道不同也。
（5）李中生：诬欺，相当于后世所说的“自欺欺人”。
（6）王念孙：“不欺”，当作“不可欺”。圣人不可欺，正对上文众人可欺而言。下文“乡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谓圣人不可欺也。
（7）梁启雄：无传人，谓其时之圣贤皆湮没不传也。
（8）王念孙：观，本作“劝”。劝人以言，谓以善言劝人也，故日“美于黼黻文章”。
（9）王天海：赠人以言、观人以言，下文“听人之言”中三“以”字，当并训“之”。“赠人之言”者，由己赠人；“观人之言”者，己观人言。
（10）梁启雄：《易·坤·六四爻辞》正义曰：“括，结也。囊所以贮物，以譬心藏知也。闭其知而不用，故日括囊。功不显物，故曰无誉。不与物性，故日无咎。”比喻不谈说的人们，无恶可称，也无善可纪，老是采取旁观的态度，所以呵斥他们为“腐儒”。
7.
前文中谈到人之所以为人、人禽之别，就在于“辨”。人道的核心在于“辨”。辨即分别等级名分，即“礼”，而“礼”是由圣王所制定，故而循礼的最佳方式是效法圣王。
古往今来，圣王迭兴，其心法虽同，行迹却有异。究竟该效法哪位圣王呢？荀子明确指出，当效法“后王”。这不是荀子第一次提出“后王”，《不苟》篇中，就曾经提到：“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拱而议。”那么，“后王”究竟指谁？
历来关于后王，说法颇多。一般注家泛泛地认为后王就是当今之王。然而，当今之世，果真有“王”么？若以王道的标准，荀子所处的战国末年，恐怕遍寻不着一个“王"，尽是独夫和霸主。那么“法后王”又从何说起？一说认为是文武，宪章文武，文武的年代相去不远，且文武代表周道。公羊家则认为后王是孔子，孔子之为“素王”，绝不仅仅在于典籍整理，更在于礼乐兴革，以素人之身而定王道之制。
至于为何不法先王而法后王？一个客观的原因是时间流逝，旧制湮没，故家遗俗，流风善*，虽有留存，却也难免模糊不清。就像石头上的字迹，经年历月必定模糊难辨。与其凭借只言片语去猜测古制，不如从后王的完备纪录中取法，蔚为大观，更为切实可行。在此，荀子显示了他特有的时间观——跟儒者普遍的“崇古尊老”的观念不同，他更强调当代的楷范，从而显示出一种极强的现实性和进步观。
接着荀子批驳了妄人和众人的“可欺”与“可诬欺”，并以之与圣王的“不欺”相对比。南怀瑾先生曾说，人一辈子只做三件事，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再不然就是被人欺。诚哉斯言。众人是芸芸众生，总是惑于寸见，如墙头草随风摇摆，易被各种邪妄之说影响；妄人是明明愚昧戆陋，却还自以为是、师心自用之人，这较之普通众生，就更多了一层“迷”，不仅被人欺，还自欺欺人。圣人则不被欺，也不欺人，更不自欺。圣人何能如此？因为他善于“以己度”。用自身为尺子，可以知他人，可以知众生，可以知天地。这就是“絜矩之道”，这就是“诚”，这就是“操术”。因为近与远、古与今、一与万、微与明，都是同构、同感的，故而可以推十合一，这就是“士”。
以上谈论圣人何以能取法，接下来谈论何以必须取法后王。一为可行性，一为必要性。五帝、禹汤，都是千古尊崇的圣人，但是若要取法他们，却十分困难，实因历史太久远之故。太过久远，则只能知其大略，不能知其细节，然而人文教化，常常就在这些细节里。在此，再次呼应了前文的观点：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楼宇烈老师认为，本篇论君子之心术，讨论了身行、意知、言语三个方面。身行包括避免“三不祥”、“三必穷”，意知应懂得“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同时应“法后王”。而言语方面，强调“君子好辩”。接下来这一段即是。
荀子重为学、重修身，也重“文”。文是事物显之于外的纹理，是雪白质地上的华章，“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黼。”对君子而言，内在的修养固然极为重要，外在的文章华彩却也必不可少。既要有朴厚的品质护其根本，还要有蔚然的文采助其宣发，质者直也，文者曲也。直能有诚，文能有容。文质彬彬，方为君子。文的表现之一就是言词辩论。与后世对儒家君子刚毅木讷的印象不同，荀子不吝赞美“言”和“辩”，认为真正的君子必然好辩，才是“诚”。因为君子己欲立而立人，不安于一己独尝悦乐，必然“好告示人”以圣贤之道，“以先觉觉后觉”。换言之，真正的君子不会只安于内圣，对外王的渴望是与之相伴的，自我成长的必然导向是教化天下。故而孔子学不厌，教不倦，教与学一体两面。鄙夫和腐儒，则要么质胜于文而野，要么只知独善、自娱自乐，一生碌碌、无咎无誉，这都是荀子所鄙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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