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去哪家医院 http://www.baidianfeng51.cn/baidianfengzixun/wuliliaofa/294.html這是張弘先生前幾天發表在《北京日報副刊》上的一篇文章，對拙著《生死秦始皇》中的一個觀點提出不同看法。
感謝張弘先生的閱讀和重視。
關於敝人的看法，我想在此再原則性地申明一下基本態度：
（1）所謂儒家，和當時後世所有思想學說和社會學說的形態一樣，都處在一個流動的衍化過程之中。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誰和誰也都不完全相同。同樣，李斯和韓非從荀子那裏學習儒家學說後，也都各有引申變化。不宜用孔孟之儒家判斷荀卿、李斯是否屬於儒家。
（2）如同陳寅恪先生所見，所謂法家，並不是一種和儒家能夠並列在同一層面上的學說，它衹是實際操作層面上的“法制”而已，而秦之法制，實乃儒家一派學說附繫之物，李斯即以儒家身份佐助秦始皇實行這種法制的人。
（3）司馬遷說李斯“知《六藝》之歸”。李斯在秦朝，不僅佐助秦始皇實行法制，同時還大力推行了儒家特別推崇的禮學和禮制。在丞相李斯的直接管理下，秦廷設置的七十個博士，都是儒學博士，秦始皇泰山封禪時這些博士全部都參與了封禪典禮的討論，這些，既是大秦帝國的儒學實踐，也是李斯直接參與運作的儒學實踐。李斯更明確勸諫秦二世不宜“放棄《詩》《書》，極意聲色”，這正是在堅持一些儒家的根本主張。
（4）上述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正清楚體現出所謂“外儒內法”，所謂儒家和法家，確實是二位一體的正反兩面。
希望關心這一問題的朋友，能夠仔細斟酌，讀懂我的看法。
也歡迎大家提出批評。我的相關看法，除了《生死秦始皇》一書着之外，近期講稿《秦始皇與儒學》還有更進一步的闡述。
李斯到底是儒家还是法家？
原创：张弘北京日报副刊今天
《生死秦始皇》
辛德勇著
中华书局
秦始皇巡游南方时病死沙丘，秘不发丧。胡亥得赵高、李斯之助，矫诏即位，却登基不过三年便身死国亡。这段载于《史记》、流传千年的史实，近来竟因西汉竹书《赵正书》的出土而备受质疑。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从解析《赵正书》的形制入手，通过对读《史记》与《赵正书》，一方面论证了《史记》等传世文献的信实性，另一方面则揭示了《赵正书》作为小说的性质，进而重新定义了汉代及其以前的“小说家”。与此同时，本书展现了以“焚书坑儒”而留下千古骂名的秦始皇，其重视儒生与儒学的一个侧面，梳理了这天下第一位皇帝的姓、氏与名，破解了决定秦朝命运的宦官赵高的身份之谜……在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常人习焉不察的“小问题”之后，秦王朝波澜壮阔又众说纷纭的兴亡大历史随之露出了真容。
辛德勇教授的史学著作，将专业的历史研究与通俗的表达融为一体，扎实的考据蕴涵着深厚的学术底蕴。以他的新作《生死秦始皇》为例，无论是开篇关于古书书名、篇名的叙述，还是秦始皇采用李斯主张，禁止以古非今等内容，乃至关于秦始皇姓氏的考据，均颇为精彩，令读者受益匪浅。唯书中关于李斯是儒家的部分，虽所占篇幅很小，但这一判断似可斟酌。
在先秦思想家中，孔子和孟子都主张“法先王”——孔子推崇的是西周的周公，他理想的制度是周代的制度；孟子继承了孔子思想，有非常理想主义的一面。
但是，儒家思想到荀子那里就有了一个变化，荀子是“法后王”。在《生死秦始皇》一书中，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认为，荀子生活的战国末期，孟子的学说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列国诸侯实际的*治需求，被君主们认为迂阔难行。而战国诸侯对学者及其学说的需求，主要是在群雄纷争中强兵胜敌，这是帝王的根本欲求，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
孟子一味侈谈“唐、虞、三代之德”，生前处处碰壁。荀子想要实施儒家根本的社会理想，就必须做出适应社会的调整，因此提出“法后王”。辛德勇认为，“法后王”的实质，是直接面对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为当世的帝王提出施*和制度建设的理念。为这一目的，荀子就将孟子对人性的假设“性善说”变成了“性恶说”。既然人性本恶，那就必须用严格的法制来予以约束。因此，荀子强调礼、法并重。荀子虽入齐“三为祭酒”，适楚又一度出任“兰陵令”，但时间都不长，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治理想，这与他学说还带有更多儒家成分有关。
在辛德勇看来，荀子的学生李斯在秦国展开了这样的*治实践。其“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那一段话，正是荀子“法后王”思想的具体表述。而类似的话，此前在秦始皇二十八年“颂秦德、明得意”的琅邪台刻石铭文篇末从臣附记中已有清楚表述，即恣意贬抑“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实不称名，故不久长”。
昔宋人苏轼初怪李斯从学于荀子，却“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雠”，后来“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岀于荀卿而不足怪也”。李斯在施*上所获取的比老师荀子更大的成功，就在于他更加突出法治，奖励耕战，而这正是当时列国君主所迫切需要的。与李斯一同受学于荀子的鲍丘子，德行虽高于李斯，却终生“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所学所述不合时宜，应是导致其不遇人主赏识的主要原因。
陈寅恪先生论李斯的学术与实践，尝有语云：“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这是对李斯儒家身份的清楚认证。
古今大师这些话，可都不是随便说的。看到这儿，大家就能明白了：李斯本是儒家的人，如果再借用一句元人马端临的话来讲，那就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门中来”。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清楚评议说“斯知六蓺（艺）之归”，此又非儒家门生而何！
以上就是辛德勇教授观点的提出和论证过程。
他还对比了西汉前期人晁错的经历。《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一系列记载，确切无疑地表明了晁错的儒者身份。可是，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法家”项下，我们却清楚看到著录有“《晁错》三十一篇”，即儒生写出了法家重要的著述。这愈加清晰地体现出儒家*治实际上很需要法理学或法治的学说，而法制与礼制正是儒家*治的两个不同侧面，需要相辅而行。
但是，辛德勇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包括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尚有几处似可商榷。
首先，孔子、孟子的“法先王”与荀子的“法后王”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先王”是效仿此前那些贤明的君王，它强调和张扬的是这些君王的美德和善*、善治。这既包括施*的*治原则和操守，也包括君主自身的修养和素质。“法先王”意味着主张当代的君主学习这些方面，因此这种道德说教不免迂阔和不切实际。但是，“法后王”则意味着无论这个君主多么暴虐和荒淫，谋臣都要为他提供富国强兵的策略和措施，助其取胜。李斯效力的秦始皇和秦二世都是暴君。因此，孔、孟的“法先王”是价值理性，而荀子、李斯的“法后王”则是工具理性。
从短期效用来讲，荀子、李斯的做法更有效，但统一后的秦国实施的是暴*，与儒家的德治、仁*等理念根本对立。从价值追求来说，孔子、孟子所追求的德治、仁*等等无疑更为可贵。另外，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孔子的后代孔甲率领一批儒家人士加入，以及后代儒家对秦代的抨击都可说明，至少秦朝的统治方式不符合儒家的基本理念。李斯所效力的，恰恰是儒家反对的暴*。
其次，强兵胜敌固然是“帝王之术”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为儒家和法家共享，两者都致力于此。另一方面，在“法后王”“性恶论”的基础上，“帝王之术”必然包括君主驾驭民众和官吏的权术，以及巩固自己权力基础、维护君主统治的手段和机心，而这是法家最为擅长的，商鞅、韩非子都是如此。因此，辛德勇教授对“帝王之术”的定义似不全面。
第三，从思想上说，虽然荀子保留了儒家的理想，但已与孔、孟有了很大的不同。另外，《荀子·臣道》提出“从道不从君”，与他最主要的主张“法后王”和“性恶论”存在不可调和的逻辑冲突。“法后王”和“性恶论”几乎必然导致君主大权独揽，并可一念决定臣民的生死，在这种情况下，“从道不从君”就难乎其难。如果荀子是儒家，称他为法儒或许更为准确。
第四，正如辛德勇教授所说，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分野并非泾渭分明。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强调，现在无从考证荀子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法”的思想影响,不过我并不认为儒法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可以认为从“礼”到“法”，是当时关于社会秩序重建的思路的自然延伸,自觉的“礼”不足以惩戒人心、整顿社会，就自然要用强制性的“法”。表面上看，儒者多属礼制主义，而实际进入社会治理的所谓法家多属法制主义，其实他们的思路往往是一致的，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