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白癜风上海哪家医院好 http://pf.39.net/bdfyy/bdfyw/140210/4335687.html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成为自汉代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学说，孔子的思想、人格、教育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20世纪以来，孔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焦点，思想界的每次论争，几乎都与孔子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孔子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儒学论争“不仅关涉到如何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与智慧资源，而且势必触及中国社会公众信仰问题”。作为国民教育主要知识载体的历史教科书对孔子儒学持何种态度？这种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与思想界的影响？从中大致可见*府与思想界在社会转型时期对儒学等传统文化的立场，值得认真研究。
历史教科书是认识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社会的重要资源，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是联结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一个桥梁，其编写反映了国家*府、学者对历史资源的态度。清末民国时期是孔教成为问题的时期，本文尝试考察此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孔子形象的塑造，以期进一步了解孔子形象的演变。
一、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清末教育改革，实行新式教育，把教育国民、培养新式人才看作救亡图存的关键，但仍把忠君和尊孔作为首要的教育方针。年，清*府《学务纲要》规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年，清*府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在历史教学目标上，强调要注意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3]尊孔是学校教育和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
民国成立，对教科书编写提出新的要求：“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年又提出“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并以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要旨”代替民初教育宗旨。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府的尊孔读经活动并未因袁世凯死去而结束，年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通令中小学生读经。
国民**府统一全国后，把学校的课程重新改组，使与*义不违背，教科图书，使与*义与教育宗旨适合。年，国民*全面推行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强调“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试行新课程标准，该标准于年修正后正式实行。这里试以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为例。年初中历史教学目标首要两点是：“1.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2.叙述中国文化演进之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伟大之事迹，以养成其高尚之志趣，与自强不息之精神。”高扬民族主义，突出民族意识的培养成为该课程标准的中心，也是编写历史教科书的重点。整个南京国民*府时期的教科书编写，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课程标准为基调，教科书的编写趋于模式化。
清末民国时期在教科书管理上，采取部编教材与审定民间教材相结合的方式，“国定制”与“审定制”并行，而以“审定制”为主。*府设有专门的教科书编纂机构，但民间书局一直是编辑发行的主流。编历史教科书，大体上等于修史，才学识三者都需要。教科书编写除了受到*府教育*策的影响外，编者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对单本教科书的质量影响甚大。清末教科书的编者，大多接受过新式教育，是从旧到新的“过渡”人物，如章嵚、夏曾佑、刘师培等。章嵚著有《中华大历史》，《中国历史教科书》实为该书简本。后人在评述近代中国通史著述时，将章嵚与吕思勉等人并列，称章著历史的最大特色是“由君史到民史”之转变。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后来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民国时期很多教科书编者，或为书局编译所的编辑，如金兆梓为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编有多种教科书，仅历史教科书就有数种，多个版本；或为大学教师，其中不少为史学名家，如顾颉刚、吕思勉、周予同等人，他们编著的教科书，都有一定的影响，如顾颉刚《现代初中本国史》被誉为“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以丰富的史实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这些知识分子，既是思想界的重要力量，又是联结国家与民众的重要媒介，许多*治与社会观念，实际上是经过他们的过滤与诠释，才传递给广大学生与普通民众。
二、清末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
中国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改编外国教科书到自行著述的过程。清末历史教科书首由日本翻译而来，其中《东洋史要》与《支那史要》有很大影响。《东洋史要》为桑原骘藏编著，初由东文学社于年译至中国，用作学堂教科书。《东洋史要》介绍孔子及其学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孔子的生平与志向，强调孔子“有志光复”；二是孔子的思想与学说，指出儒学的大要在于“忠孝与仁道”；三是孔子编订六经，“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笔削《春秋》，冀传其道于来世”；四是孔子的门人弟子，介绍了孟子和荀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孔子之孙有子思，作《中庸》以说‘诚’，未几而孟轲出，约后于孔子百数十年，著《孟子》，说仁义，唱性善。赵有荀况，生值战国末，稍后于孟子，作《荀子》，尚礼仪，唱性恶。是皆儒家之铮铮者”。书中特别指出：“孔子之道，永为中国*教之基，后世谓奉其教者为儒家。”
桑原的叙述基本概括了孔子一生的主要活动，与《东洋史要》同期出版的《支那史要》的叙述也大致相同。孔子事迹主要源自《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左传》等古籍，《东洋史要》与《支那史要》的资料也未出上书范围，所描绘的孔子形象与这些典籍中的孔子相近，肯定了孔子对中国*教的影响。
清末，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有较大影响的文化机构，编辑、发行了多种教科书。文明书局《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孔子生平事迹的介绍与桑原的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有二：一是提到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奉：“孔子没，历代帝王奉之为先师。释奠（祭也）用王者之礼，列《论语》于学官（学校之官）。”二是突出了孟子的地位：“孔孟之道，世称为儒学，为中国*教之根本（中国之*体学术多本于孔孟之道）。”突出孔子的先师地位，是历来尊孔以及孔子信仰在清末的延续，对孟子的尊崇则是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使然。孔门后人中，孟子和荀子对儒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孟子，自唐中后期以来，地位逐步上升，明朝时被谥为“亚圣”，在儒家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子。[17]孔孟并重的现象，在文明书局另一种《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也是如此。
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教科书”系列，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由夏曾佑和姚祖义等分别编写。夏曾佑《中国历史》认为孔子出生为上古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孔子为中国*教之源：“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治盛衰、人才升降、文章学问等，都受到孔子的深刻影响。夏曾佑作为今文经学家，推崇孔子可以理解。同时出版的姚祖义《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孔子叙述则有变化：“（孔子）生而好礼，及长，博学多能。当春秋时，欲大行其道，尝仕鲁，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欲去盟，孔子以礼却之，又争还汶阳之田。凡相鲁三月，鲁大治。齐人惧，用女乐之计，使鲁去孔子。由是周游列国，十余年，道终不行，乃返鲁。修订六经，以示后世。其门弟子三千人，知名者七十二人。”这里只是介绍孔子生平，没有孔子与中国历史文化关系的评述。这种注重史实说明的写法也为当时一些教科书中所采用。
孔子儒学的巨大影响，当在于其与*治之结合，以致成为两千年来的统治意识形态。从这方面对孔子进行评价，首推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孔子）祖述尧舜，其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为主，而归之于平天下，隐具有世界主义。而其言仍不出君主之范围。孟子名轲，宗之，以民为贵、君为轻，而归本于行井田、兴学校，又倡性善之说，以诱导世人。大抵孔孟之学说，皆以*治为前提，而归之于教育，其言颇平易可行，后世号为儒者。孔氏之说，尤为历代君主多利用。”该书省略了一般教科书常见的孔子生平介绍，侧重于孔子思想评析，特别指出孔子学说与君主之关联，对孔子学说与专制制度的结合颇有不满。
综上所述，清末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大致以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教科书对孔子尊崇有加，后期的孔子叙述多侧重于“客观”介绍，甚至有教科书对孔子采批评之势。孔子形象已经历了从圣人到历史人物的转变。
三、民国北京*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
民国初年，率先推出适合共和教育宗旨教科书的，是中华书局，其“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了当时的教科书市场。[21]中学历史为潘武、张相编，孔子叙述与前引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介绍完全一样，可以说是章嵚孔子论述的照搬。[22]选取章嵚的教科书，可能是看中了章著中的反专制思想，符合民国的共和意旨。章嵚这套教科书在年又由中华书局修订再版，其批孔之意也被保留下来。
清末出现的对孔子进行客观的介绍而不加述评的做法，在此期教科书中较为普遍，孔子叙述大多放在“学术”一节中，从思想学术方面予以介绍。沈颐《中国历史讲义》说：“儒家者，北方思想之代表也，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实为其说之中坚。创之者则为孔子。”[23]将孔子作为北方学术之代表。赵玉森《历史》把儒家与道、墨诸家并列，说它们一起形成东周以来的学术昌明时代。[24]中国学术向分南北两派，南方以老子道家为代表，北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孔子只是中国北方学术之代表，能否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尚存疑问。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总结与继承了上古社会的文化传统。唯其如此，所以能够对后来文化产生深远影响。[25]世界书局《高中本国史》在介绍了儒家思想后指出：“其宗主为孔丘”，“其著作世传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但《诗》《书》《礼》都是旧文，《乐》无文，《易传》是否全为孔子作品，也不可知。惟《春秋》为其手定。故研究孔子学说，在其著作中探究，比较困难。惟其弟子传记的《论语》，可作为最好参考”。[26]直呼孔子为孔丘，在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极为少见。③该书对孔子整理典籍的说法也表示了很大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从根本上动摇孔子的历史地位。
这一时期，思想界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其口号之一。陈独秀、李大钊等反孔人士也注意从孔子思想的本意出发，厘清孔子思想与孔子后学的差异，这种做法为一些教科书所继承。顾颉刚、王钟麒《现代初中本国史》特别提到孔子思想被后世误解与利用：“影响到后世，竟被那辈自托于儒者的播弄，竟把名分看得太重，等威辨得太明，只有片面的伦理，以上陵下了。桀黠的君相，便假以自便，硬抬孔子，于是孔子的尊严愈益隆重，而实际上不任礼法束缚的人们还是止不住他们的反动，——任情放浪。直到现在，孔子还背着许多冤枉的恶名。”[27]孔子被儒生和君主们利用，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顾颉刚在区别真假孔子的同时对孔子寓含批评。王钟麒独撰的《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也是如此。[28]
在肯定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时，往往注意到孔子整理古代典籍、兴办教育的功劳，以及其博学多才、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金兆梓就赞扬孔子热心救国的努力：“孔子本一热心救国之士，故不欲徒托空言，而思见诸实事。周游列国凡十三年，卒未遇行道机会，乃返身从事教育。尽以其学普及之于一切阶级。周末学术思想因以大盛，而孔子亦遂为当世大师。”孔子编订六经，“为后世人人必读之书。故今言中国学术——甚至一切文化——者，无不举之以为代表”。孔子要改正当时繁缛之虚礼，对礼所养成之阶级制，深为不满，所以倡正名主义，使统治阶级不得假托礼制以行暴*。孔子学说对中国文化更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学说盖支配中国人心者，垂二千余年。”[29]金兆梓编著的多种历史教科书中，对孔子都较为推崇。
金兆梓的孔子叙述可以看作是对孔子的辩护，与顾颉刚等人试图还孔子本来面目的努力是一致的。但是，肯定孔子，还须回应孔子儒学与专制制度之关系，而这正是儒学受攻击的关键所在。由于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孟子叙述逐渐凸显。商务印书馆《历史教科书》在“客观”地介绍了孔子及其学说之后说到：“孔子没后，儒家出了两派，一是孟轲，主张性善说，以为人类本性，都是善的，都可以成圣贤。一是荀况，主张性恶说，以为人类天性喜好争利，只因被礼法缚住了，才不敢作恶。两说都和孔子有点不同，但是又都说得有理。孟子又抑制君权，说民为贵君为轻，可见思想的进步了。”[30]与清末孟子作为“亚圣”受到重视不同，此期孟子是作为反对专制、伸张民权的代表出现的。
与清末相比，除了继续注重从史实方面介绍孔子外，北京*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有两个变化：一是注意区别孔子学说与孔子后学，试图厘分“真假孔子”；一是注重发掘孟子思想中的民本因素，说明儒学的反专制思想。这些变化，在当时情境下，不啻是为儒学辩护。
四、年代后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
国民*统一全国后，实行新课程标准，为适应新教育宗旨，年代初出现了新编教科书的热潮。一些教科书对孔子则多了肯定的评述。“（孔子）抱着积极救世的决心，他相信天下必致太平，他主张用仁义建树人格，用礼仪范束私欲，用诗歌陶冶性情。他虽觉得这社会不可救药，然非给予救药不可。所以他虽然少有从事*治的机会，但终是热心诲育青年，栖栖皇皇地奔走。可惜奔走了一生，没有人用他以展他的抱负，到晚年，他只有把精力用在删定纂修方面”。[31]孔子游历各国，推销自己的*治主张，各国多不用，继而从事教育。前期教科书叙及此点时，往往体现出孔子的不得志，兴办私学也是无奈之举；此时则是宣扬孔子的热心救国，兴办教育也是孔子救国情怀的延续。
注意到孔子办学、整理古代典籍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此前教科书中也多述及，不同于以往的客观陈述，此时的叙述普遍多了种温情的敬意。[32]这一时期的孔子介绍，依然难以回避儒家思想与专制制度之关系，这是关乎孔子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因素，孟子民本思想成为儒学反专制的重要例证。“（孔子）游历各国，君主多不能用他，他因此回家教授学生，亲自删定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传给后代。后百余年，孟子出，追踪孔子，讲仁义，说民为贵君为轻，为提倡民权的第一人”。孟子提倡民权，在年代教科书中也有论述，不过在这里却多了另一种含义。联系到孟子的提倡民权，孔子不为君主所用，隐含着不和君主合作，甚至有种反君权的意识。该书进而写道：“孔孟学说，至今为学者多崇仰”，“我国国民性仁爱和平，是受着这派学说的影响”。[33]
厘清儒学与专制之关系，除了高扬孟子民本思想外，重要的是对孔子学说的重新解释。这在前引顾颉刚与金兆梓等人的教科书中就已开始，到年代更为普遍。《朱氏初中本国史》认为，孔子“以‘仁’为宗，以‘忠’‘恕’为为人之道，改正当时繁缛的虚礼。又倡‘正名’主义，使治者阶级，不得假托礼制，以逞其横暴。他的作《春秋》，便是‘正名’主义的表现”。这里，“忠恕”和“正名”都有着矫正时弊、限制统治者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