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世盗名，最早典出于《荀子·不苟》篇。文中荀况举例“卫国大夫史鱼以自己死后不要入殓来劝谏卫灵公重用遽伯玉、罢免弥子瑕”和“齐国田仲宁肯种菜也不愿做官”两件事情，指出史鱼和田仲“盗名于暗世者”所带来的危害。
事实上，相较于史鱼和田仲的作为，将西晋时期的朝臣王衍称作欺世盗名要更为贴切。在北宋文学家苏洵的一篇散文《辨奸论》中，作者借着点评王衍、卢杞等历史人物的机会，通过对比映照的手法以古论今，隐射北宋朝政。那么，这个王衍究竟是何许人也，竟能被几百年后的宋朝文豪“挂念”呢？
原来王衍出身琅琊王氏，是曹魏幽州刺史王雄之孙、平北将军王乂之子，家世上佳，在当时九品中正制的选拔模式下可谓占尽上风。不仅如此，他年轻时就长得一表人才，举止文雅，又对老庄哲学颇为精通，在京都洛阳非常出名。如此名门望族、玄学领袖，就连晋武帝的丈人杨骏也仰慕其名望，希望将自己的另外一个女儿嫁给他。奈何王衍对外戚杨家不屑一顾，佯装生病、满口胡言，杨骏只好作罢。
自此以后，王衍更加自命不凡，整天清谈空论，对世俗事务绝口不提，更不愿沾染与钱财相关的东西。一次，他的妻子待他入睡以后，故意将许多铜钱铺设在床前，等他醒来下床踩到铜钱之后，满脸皱容的叫婢女取走，言语间甚至没提“钱”字。这件事情后来传遍洛阳，成为一段美谈，王衍的名望也就更高了。
此后，朝廷注意到了王衍的存在，他也凭借这些清高的表现而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后来更升任成为尚书令，其女儿也被选到宫中做了愍怀太子的妃子。只是好景不长，晋惠帝司马衷能力低下、智商有问题，不能处理朝政，于是大权逐渐被皇后贾南风把持。很快贾后就派人处死了杨骏，后又设计诬陷并非她亲生的愍怀太子司马遹谋反，并将其废为平民。此后，西晋朝局大变，外戚贾家独揽大权。
愍怀太子出事以后，王衍为怕连累自己，赶紧向贾后上表请求解除自己女儿与愍怀太子的婚姻。自此，朝野上下才看清了他并非标榜的那样清高。苏洵在《辨奸论》中直言“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在苏洵看来，即便王衍称得上是一位欺世盗名之徒，但若非晋惠帝昏庸无能，即便有千百个王衍也难以祸乱天下。
那么，作为北宋著名的文人的苏洵，他究竟为何要在《辨奸论》中阐述王衍等人的“欺世盗名”之举，其所以古论今的对象又是当时北宋朝堂中的何人呢？这就需要从苏洵创作《辨奸论》的时间背景分析了。
北宋中期，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农民抗争不断，冗官、冗兵、冗费导致中枢朝廷持续处于财政危机之中，加之北方辽国和西夏的威胁，统治基础松动。为此，宋仁宗时期，范仲淹曾主持庆历新政，通过整顿吏治对缓和社会矛盾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时间太短作用不大。进入宋神宗时期，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入朝推行更为全面彻底的改革，即王安石变法。
相较于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局面，然而由于他用人不当、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深入等原因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尤其是包括青苗法等围绕理财、耕种的政策，在地方上均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的恶意破坏或利用。正因如此，后来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也旋即遭到废除。
相较于王安石等新党人士，以司马光、苏洵为首的旧党一派一方面并不认同其“废除祖制”的做法，毕竟“祖宗之法”正是宋朝文人制衡皇权的一把利器；更为重要的是激进的变法活动导致的一系列乱象（包括朝堂上排除异己、地方上政策伤农）引发了士人不满。苏洵的《辨奸论》事实上就是代表旧党发出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
当然，苏洵的《辨奸论》通篇笔锋犀利，却多论断而少事实依据，虽说是“见微知著”，但有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之感。他的儿子苏轼就对其中语句不以为然，认为言过其实了，更不可能认同王安石乃欺世盗名之人。毕竟，相较于王衍之流，王安石变法的初衷的确是为了巩固宋朝统治、改善百姓生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