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一词，本是周朝各国史书的名称，后来由于各国史书的佚亡，加之儒家孔子编纂的《春秋》成为后世儒者学习的经典，春秋一词便成了儒家经典著作《春秋》的专名。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对后世史书的体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春秋》还是有记载的第一部私人整理著述的史书，对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春秋》记载了鲁国十二公共二百四十年的各国大事，具有鲁史的显著特征，即记载鲁国的事迹详细，且多为鲁国君主避讳，而记载其它诸侯国则简略且多直书。《春秋》原文虽然只有一万数千字，但后来学者对其书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多如牛毛。其中尤以《左传》、《谷梁传》、《公羊传》最为出名。所谓的“传”即传达叙述儒家先圣孔子对于《春秋》的理解。由于三传本身被认为是直接阐述孔子的思想，因此三部传书也被列入后来儒家的十三经中。《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儒家认为《春秋》饱含孔子的思想理论，其“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的丰富内涵为儒者所津津乐道。一般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和孔子同时期的人物左丘明所著。虽然《左传》的成书较之其它二传要早，但是其传书过程颇为坎坷，一直到西汉末年才受到重视。《左传》有专门的解经辞，冠以书曰的名义，用来阐发春秋经的文本内涵。还有凡例，即阐发周公至孔子时期所流传的典章制度。左传中的君子曰，基本上是作者本人以儒家思想阐述春秋大义的文字。汉朝人认为，《公羊传》由孔子弟子子夏传授给公羊高，之后由公羊家族的经师代代口耳相传，直至汉景帝时期编辑成书。《谷梁传》的成书要晚于《公羊传》，汉朝人认为其书也是由子夏传授下来的，直至汉代编为文字，汉宣帝喜读《谷梁传》，因此将它列入学官。
《左传》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都远超《公羊传》、《谷梁传》，可以说三者间除了在儒家学说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其它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完备、记述完整的编年体史书，被很多人誉为“史学之祖”，此书写人则三言两语间意态风发，写事则寥寥数笔而首尾皆现，是一部春秋时代的大百科全书。
《春秋》一书只有短短一万多个字，因此后世绝少将其独立刊行，大多附于三传文本之中，以便经传互见，方便读者的理解。
以著名的千古名篇“郑伯克段于鄢”为例，《春秋》的原文为：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如果没有《左传》的解读，人们读到此处，恐怕会摸不着头脑，即从《春秋》的原文来看，它的内容实在过于简略了。
《左传》则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展现得一清二楚：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穀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左传》的作者，仅仅只用了不到一千个字的篇幅，就将郑庄公的老谋深算、共叔段的贪权冒进、庄姜的利欲熏心，刻画得入木三分。
即便是作为配角的几个郑国臣子，他们的忠君为国的形象，也只寥寥数笔便已活灵活现。
又如《曹刿论战》，《春秋》原文为：
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迁宿。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
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
在《春秋》原文中，只能看到“公败齐师于长勺”，至于鲁国如何击败齐国，以及曹刿其人其事都不见踪影，而《左传》则在此起笔：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东周之时，周王室衰落，原有的贵族阶层逐步没落，平民阶层开始崛起，以民为贵的思想充斥着《左传》全文，“肉食者鄙”显然是讽刺那个时代尸位素餐的各色权贵。
《左传》上承《尚书》之遗韵，下启《国语》、《战国策》，乃至于太史公的《史记》，开辟了历史散文的滥觞。从此以后，中国优秀的史书，不仅仅是记事而已，也是人人争相传诵的文学名著。
相传左丘明在著《左传》之余，将剩下的史料按国家的不同编纂成书，即《国语》。
《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更注重人物之间“嘉言善语”，偏重于记言，这也是它与《左传》最大的不同之处。
譬如同样是写“曹刿论战”，《国语》将事件的起承转合全部隐去，只是描写战前曹刿与鲁公的对话：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
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国语》中的“重民”思想，可以体现作者身处的时代，“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经成为国家兴亡的根本因素。
在“邵公谏厉王弭谤”中，出现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名句，作者认为，民众对于统治者的批评是有益的，统治者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而不是一味的以暴力手段恐吓民众，使民众不敢声言，而“道路以目”。
早在《尚书》的“无逸”篇中，周公就曾告诫成王，如果有人批评甚至诋毁君王，君王应该反省自身的过失，这样一来，毁谤之辞自然会烟消云散。
周厉王显然不曾吸取这样的教训，以暴力手段堵塞民众的口舌，厉王最终的结局，是被国人共同驱逐而客死异乡。
《国语》原文：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国语》开创分国记事的体例，为汉代刘向编辑《战国策》提供了绝佳范本，并将历史散文推向了新的高度。
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迎来了第一次全方位的思想解放，诸子学说各有其门徒，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这些不同信仰的人为了使得自家的学说流行于世，彼此间在互相攻讦的同时，亦取对方学说之精华，补益自家之短。
这个时期的社会各个阶层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原有的世卿贵族因时代巨变而没落，众多有才华的底层百姓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各国倚仗的重要力量。
战国时代对于利益的追求，远超以往，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动荡年代，崇尚游说权谋之术的纵横家之徒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他们的凌厉说辞。
西汉末年刘向以多种史料，采集“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故事，将这些史料汇聚而成《战国策》。
《战国策》并非严谨的史学著作，书中写人多汪洋恣肆、铺陈夸张，令人读之喟然长叹，心向往之。
这样神采飞扬的浪漫笔力，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对于后世小说中各类奇人异事之刻画，有着深刻的推动作用。
苏秦作为战国著名的纵横家之一，在《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篇中，将其落魄时候世态炎凉、家人冷漠到一朝发迹后，父母妻嫂的卑微姿态描摹得十分生动，对当时社会惟利是图的风气，进行了有力的展露。
《战国策》原文：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悯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蹻，负书担櫜，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白乘，锦绣千纯，白壁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
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战国策》不仅善于写层次分明的长文，在一些篇幅短小的文章中，也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譬如“唐雎不辱使命”，便塑造了一位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爱憎分明的安陵君使臣。
原文：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有历史散文的发轫，与之并重于世的是士人崛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诸子散文，其中文学价值最高的四大家是《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参考书目：《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先秦古诗辨》《先秦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