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本章是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崇德辨惑的问题，孔子对“崇德”、“辨惑”这两者分别予以回答。在《论语》中这是孔子与其弟子一般化的教学讨论方式。崇，充也、高也，增长。辨，别也。崇德就是崇高其德行，辨惑就是辨别其疑惑。孔子答复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意思是以忠信为主，忠信是德行的根本。孔子曾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就能找到像孔丘那样忠信的人，但是没有孔丘好学。孔子在这里介绍了自己成圣的方法，就是一个人忠信的根本立好了，再加上好学，就能成圣人。当然一个人一直保持忠信的品德，达到孔子“好学”的标准也很难。徙义，徙是迁徙，义者宜也，要按照合理合法的事来办。为人做到了忠信，做事又很合义，这就是崇德。孔子解释辨惑时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迷惑起于心，人心的迷惑很抽象，所以孔子老师举了个例子，说喜好一个人，你就希望他活下去，有一天突然改变了，厌恶他了，你又希望其死。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夫妻之间就是这样，刚结婚时亲密无间，爱之欲其生，都希望白头偕老；以后有了矛盾双方吵架起来，恶之欲其死，什么难听的话都有。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这就是迷惑，孔子举这个例子举得很形象，让人一听就知道什么叫惑了。所以刘宝楠引丹徒君《骈枝》：“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犹之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堕诸渊，皆形容譬况之辞。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举上文而迫笮其词，以起惑字，非两意也。”。明末的蕅益大师深悟孔颜心法，他在《注解》中说，“四个其字，正显所爱所恶之境，皆自心所变现耳。同是自心所现之境，而爱欲其生、恶欲其死，所谓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也，非惑而何？”他讲这四个其字，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正显出所爱所恶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从哪里来的？境由心造。一个人所爱所厌恶的想法，全是人的心发出来的。同样是由同一个心所发出来的，又何必要去爱、恶？所以有爱、有恶，这就是迷惑。心本身是一个虚幻的，那个境界也是虚幻的，你迷在当中把它当真了，那你不就是惑吗？本章最后一句，“诚不以富，亦祇以异。”出自《诗经.小雅.我行其野》篇，是妻子对喜新厌旧的丈夫斥责之语，意思是：你不贪图富有是事实，不过只是你的心移情别恋了。《朱子集注》里引程子的话说这两句话是错简，可能是古人用竹简抄错地方了，放在这里上下文不连贯，就没办法解释了。而李卓吾先生的《四书评》里说，这两句诗放在这正好，这两句诗来证明迷惑这个意思。程子说，“此错简，当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这两句诗讽刺齐景公死的时候有一千辆的马车，但是这样的富又有什么用？当然，这也是迷惑。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语·颜渊》21处，樊迟也向孔子请教崇德、辨惑，孔子在那里的回答与此章内容不同：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此处问答的背景关乎鲁国与齐国的关系，以及鲁国上下僭乱的现实，因此樊迟之问，与政治现实和政治实践关系密切。孔子的回答正是针对这样的背景而发，如此以来，就与回答子张崇德辨惑之问有着显著的差异。孔子回答子张问崇德时，特别强调先立其本，即确立内在德性，然后才落实到具体的事务上（徙义），而孔子回答樊迟之问崇德则直就具体事务而发，此乃圣人着急于政治现实的混乱，不得不如此也。后面对“修慝”、“辨惑”之问的回答亦是如此。另外，从弟子子张与樊迟各自的性格特点上来说，孔子的回答亦是与其相符合的，子张专务于外，孔子提醒他要注意内在德性的修养，樊迟性钝，在孔子弟子中算是较为愚钝的了，并有“问稼”“问圃”这种被孔子所厌恶的问话，虽然亦有“问仁”“问知”之类，但孔子对他的回答往往亦是注重于事（爱人、知人）而非是针对樊迟自身的德性养成，此固在于孔子相当了解樊迟的智识层次，说白了就是孔子知道对樊迟这样的人说多了他也不懂。但子张就不同了，子张很聪明，只是治学的路子有点偏差，导致后世荀子说子张是“贱儒”，因此孔子有意纠其偏。当然，对于“辨惑”之问，孔子对子张的回答和对樊迟的回答，虽言辞稍异，但含义却是相同的。不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这恰是针对鲁国政治现实的混乱局面而发的，但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种说法相同的是，都强调“惑”之起于人的情感的不节制。本章孔子谈的主要是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他希望人们按照“忠信”、“仁义”的原则去办事，否则，感情用事，就会陷于迷惑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