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有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出生时，杨朱刚死，且庄子也刚出生，庄子比孟子小二三岁。杨朱，字子居，魏国人。大概小于墨子二十五六岁，差不多也活了同墨子一样的岁数。其学说明显要晚于墨学，杨朱是批判者。杨朱学说的确有他的高明之处，是站在老子道学、儒学和墨学之上的，独树一帜且自成一体。比如“为我”、“贵己”、“贵生”，的确是高级的，很明显是一种逻辑推导，极容易走入自私和纵欲的境地，本质上他的一套*治专业学说，有益于制度建设。但不是社会现实，自然现实，比如既得利益群体和外邦蛮夷，你犯他他必犯你，你不犯他也会侵犯你。理想上，大家都想一毛不拔、不贪大利，但资源有限争斗是无休止的。墨子提出兼爱，他觉得不彻底，你们墨家那么苦行苦修，只要认为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也甘心情愿。但你们也不能改变现实啊，这个天也不感谢你们啊。最彻底的办法，还是得贵己，得让人知道自己的重要性，其他都是外物、外人。人人都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贪天下大利而拔自己一毛；为自己也不侵犯别人，如此天下才能太平无事。因时代背景是战乱苟活之世，要么自私自保，要么报团取暖，故而杨墨之言能言论满天下。墨子强调天下及群众利益，弱化个人利益，主张无私和奉献以救，一视同仁导致无父，这也是孟子所批判他们是无君无父的言论。杨朱强调个人利益，弱化国家及群体利益，利己主义导致无君。人们也逐渐发现，过于脱离现实，杨朱之说根本无法合作，墨子之说有背人性，自此两衰。但杨朱思想让我们看到了个体的重要性，不能随意被牺牲。杨朱在实践和*治上的失败，使后来的庄子在此基础上，走向了另外一片天地——逍遥游！关于个体和心灵自由的终极关怀。墨子的真正批判对象是儒家。《韩非子·显学》开篇就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实际也是先秦的主线，儒家一直在出与时偕行的大思想家和学问家，比如孟子、荀子等。而墨学自三分之后，在*治上被驱逐，一直衰颓。儒墨是实质之辩，欲从根本上来重建学术，显然还是在六经之上的，也很称赞孔子。反儒核心体现在四点：天论，不重天不信鬼，使恶人毫无敬畏感；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大作音乐享乐误事，使统治者奢侈腐化；和宣扬“命定论”，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由此墨子给出了四种主张：明鬼、节葬、非乐、非命。直击儒家的等差观，和虚伪的口头仁义。并且认为不能惠及普通民众，其根源就在“仁”上，以孝为中心，从血缘推到宗族、邻里、朋友、君臣来依次展开的。而战争根源在于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所以有“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那么，天下就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此“义”非血缘，以陌生人为始的体系。其本质上是基于分工、协作的思想，是工、商及各行业的宗旨之论，是社会的补充纠偏。仁爱和兼爱之辩是儒墨的核心焦点。在本末上，实质上只有人本身，他是源自于人内心的真爱情感。不是靠外部和逻辑推论得到的。比如丧礼的本质，是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情感表达，并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贫者多薄葬，富者多厚葬本也基于他个人自身能力来做的。后来墨者夷之厚葬其亲，就违反了自家学说，孟子批评夷之，夷之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所以孟子反墨直接就从根本上指出“兼爱”缺本以及理论缺陷，也是情感的庸俗化。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儒法之争其实时间很长，从各诸侯国变法就可以算了。*治表现有二个节点，一是李斯和王绾之争，二是汉武帝定制。李斯懂嬴*的痛点，要彻底的进行郡县制，实际控制各个地方，但明显秦朝初定，这个任务是艰难的。后来刘邦得天下，使用了王绾之制，也不废郡县制，顺利过渡。到唐代再次争论，那时几乎一边倒郡县制，柳宗元则提出“有叛民无叛吏，有叛国无叛郡，有叛将无叛州”欲复周制。到了宋元，李纲提出两制应因地制宜选用其一。明末之时，已经不把分权和集权为绝对对立了，如顾炎武的折中分权，因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也有王夫之这种，直接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本身，欲新建一套民主管理社会，来彻底解决此问题。但历史出现了异常，夭折了。但历史上的最早公开动摇“礼制”，始于子产铸刑书，赵鞅铸刑鼎。他们认识到光凭礼制是不行的了，需要以法治国。当时晋国的叔向首先批判子产，以“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反对公开法令。25年后，晋国也这样，孔子得知就批判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不过孔子也提出了“德主刑辅”说。后来在魏文侯时，明礼、变法的两派共辅明主。到魏惠王时，孟轲和商鞅都没看上，不识其才。一位奔秦，排斥德礼，主张严刑峻法，极力否认礼治意义，贬低儒家，提出以刑去刑来替代以德去刑。此时儒家不太受重用了，如孟子转为学术研究，提出性善论，发展出“仁*”。对当时法家对民众重刑滥杀的现象，提出“省刑罚，薄税敛，不嗜杀人”的主张，为避免暴*，主张圣君贤臣治国。再后来荀子融为一体，礼是法的纲领和基础，即“礼义生而制法度”，且君分王、霸两者。强调其规律“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其徒韩非，喜刑名之术，认为法制更好，法令最有效，礼制是虚伪的空话。
秦一统后，企图控制意识形态，开始“焚书坑儒”，强力压迫异己。自商鞅始，法家很喜欢找儒家的《诗》《书》的麻烦，不容议论。秦国从孝公到秦二世，实质就是因法而王，到因法而亡的历史。荀子曾入秦已有预言，“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秦始皇乐于以刑杀为威，早已成为社会肿瘤了，所谓“天下苦秦久矣”，陈胜一人而覆天下也。而真正完成礼、法结合由理论到实践的治国方略的是董仲舒。首先是三纲说，其次《春秋决狱》和独尊儒术。也就是以礼统法。
老儒之争，主要发生在汉初。老主指黄老，即黄石公和老子学说。秦朝因短亡夭折，经张楚、霸王之后，刘邦得到了张良的辅佐，而张良又是黄石公的弟子，换言之有道家学派的支持。刘邦晚年欲换太子，吕后请张良出山，引来了商山四皓辅助。自此黄老学成为汉初的核心意识形态，一直到窦太后。汉文帝时，贾谊已经写出《过秦论》即秦亡的教训，得出仁*礼治的*治蓝图，将儒学推到前台，得到文帝重视。汉武帝时，董仲舒式的大才已出，五经博士成制，汉朝自此确立了大一统国家的文明结构。后来王莽篡汉，引出了天下大乱，黄老学派也都陆陆续续出现，尤其是张道陵创道教教团组织。自此，先秦所言的大道之学——儒家学说，又增加了一种专指道家学说。儒、道在本质是一个系统，其区别在于治法不同，对象也有不同，在学术上，儒家更基础、现实，道家体系更专业和高级。老子的《道德经》，写的是天子治众诸侯国和放权思想的，依照的是天理原则。后来经杨朱到庄周走的是一条自我、自由的修真之路；稷下学宫一派综《黄帝》《老子》成黄老学说，尤其是慎到，曾到稷下学宫去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归于刑名，提出法治之“势”。掌握权势才能保证法律执行，并且把国家职能规范化，由秘密转向公开，走向了行*管理学。为老庄道学纯粹因任自然不要法治以及法家绝对法治不必因循自然进行了综合。为后来的韩非子本于“道”法于“君”提供了理论框架。直到黄石公好兵法，著《素书》，综“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经由张良辅佐刘邦开汉，为汉初休养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家原是刑罚术，到了慎到和韩非子，开始升华为理论体系。本于道，法于君，所以法家不会反道但反礼，因为法家就是中层执行的。但儒家主体也是中层执行的，故而儒、法两家争斗厉害，因为涉及执行权。但儒、法的合流也终结于道和儒合一，如后来的董仲舒，把道德、仁义和礼乐、刑罚合一自此开始合流。其老儒之争也就彻底明晰了，道家在太平世则出世清修，成全自性自由的养真，乱世之时则积极入世来除恶治乱和保家卫国。总结：
如《正理平治》所言：“诸子百家之争，从东周到秦汉总计六百多年，李悝变法到董仲舒，即魏文侯到汉武帝有年，绕了一个大圈重新回到原本，开其经学。我看到的是一种历史规律，儒家的根本性承载了一切学说以及中国*治思想的成熟。自周公、经老孔到邹子，彻底宣告了“昊天上帝”变为“太极阴阳或天道”，即天管天，人管人。人王成为独强，法家（韩非子）至此也大成，也只有中国是彻底的人文化，即人类社会唯一。经墨家非儒、法家反儒和黄老调和，是越辨越明，人类文明有且唯一立足人道，法其礼乐才是持续且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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