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君称呼看春秋战国时的“礼崩乐坏”——从《烛之武退秦师》的一个注释说开去
◎广东/唐远廷
摘要：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石，它从西周开始，一直为各朝代的统治者所重视，但每到乱世或末世，总会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一点一滴僭越之，然后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但现行的教材并没有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造成学生阅读和理解的困难，文章拟通过一个事例，略作说明。
关键词：爵位；等级制度；礼乐
源于西周的“分封制”是中国等级制度的滥觞，以后漫长的封建时代等级森严，不容逾越，官员们一旦僭越，轻则前途尽毁，重则革职查办甚至人头落地，可以说，“等级”是维系封建社会的核心。而“称谓”就是等级的具体表现之一，什么等级对应什么称呼，也是不得随意而为的。然而每到“末世”（或“乱世”），总有一些野心家从“称谓”僭越开始，一步步走向实际的夺权，孔子称这种情况为“礼崩乐坏”。东周末期（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如此。
我们今天就从现行高中课文《烛之武退秦师》这篇文章的一个注释来谈一下相关问题。
一、一个让学生看得更加糊涂的注释
《烛之武退秦师》课文注释②（第16页）：
指晋文公和秦穆公。春秋时期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学生对这个注释的前一句应该很明白：“晋侯”是晋国国君“晋文公”（历史好一点的同学还知其名为“姬重耳”）；“秦伯”是秦国国君“秦穆公”（极少有学生知其名“赢任好”）。读到这个地方，学生虽然没有明白“侯伯”这些名词是些什么东西，但基本意思还是明白的。
可是，读完后一句，学生怕就懵了：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对应，“晋侯”显然是“侯”爵，“秦伯”自然是“伯”爵，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公”也是爵位，且是爵位的第一等级，“晋侯秦伯”被注释为“晋文公”“秦穆公”，自然应该是“公”爵了啊！
“晋侯”到底是“侯爵”还是“公爵”?“秦伯”到底是“伯爵”还是“公爵”?即便是先被封一个低等级的爵位，后来再封一个高等级的，人们也只会称高等级的那个“爵位”而不会称低等级的啊！
二、“公”这个称呼的多重意义
问题当然不在周天子那里，他绝不会同时封一人两个爵位；问题自然也不会在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左丘明应该是弄得清楚这些问题的。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注释上，是编者没有把“公”这个称谓在当时的情况说清楚。
1.关于“公”字的基本意义。“公”，会意字，从八从厶。“八”表示“分别”“相背”，“厶”意为“个人”“自我”。“八”与“厶”合起来表示“与厶相背”“分厶为众”。本义：把属于个人私有的时间、精力、体力、财物等平分给大众。引申义：一人对众人，一对多。公，平分也。“背厶为公”（《说文解字》），分其厶以与人为公。
2.关于“公”的爵位与称谓。（1）爵位：周代的所谓“爵”，就是周代统治阶级内部等级关系在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周天子把诸侯分为五个等级，分别赐予每个等级一个爵位名称，即注释后半句所说的“公、侯、伯、子、男”。“公”就是第一等的“爵位”名，即“公爵”，简称“公”。（2）称谓：第一种情况，诸侯在国内也被称为“某某公”，这时的“公”不是爵位，是一种尊称，即我们说的诸侯可以通称“公”——这也是臣下尊君的一种通用称号，后来人们对尊敬者称“周公”“张公”等等，就是这个道理。第二种情况：诸侯生称爵，死称“公”。死后所称的“公”就是后人常说的“谥号”，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郑文公”，就属于此类。
三、西周社会的等级制度
周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其国家*权，实行了“分封制”，就是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让他们到各地区做诸侯。从现有的资料看，周初的分封对象既有同姓宗室子弟，又有异姓功臣宿将，还褒封神农、尧、舜、禹及商汤的后代。典籍称周初分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
当时比较大的封国，多为“侯”爵、“伯”爵，如鲁、齐、燕、晋、蔡、卫等，都是“侯”，而秦、郑、魏、曹、杞等是“伯”，其他绝大多数的封国基本都是“子”爵、“男”爵。被封为“公”爵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基本都是周武王的长辈或商后代，如“虞”国，公爵，其受封者是太王子仲雍之后；“虢”国，公爵，其受封者是王季子虢仲，为文王之弟、武王之叔；“宋”国，公爵，其受封者是商王帝乙之长庶子“微子”——就是《封神榜》中纣王的庶兄，屡谏纣王，不被采纳，于是惧祸出走的那位。
这些等级没有特殊情况，如国君没有立下新的功劳或者出现什么过错，国家的“封爵”一般是不会变更的。
四、从“五霸”称呼看“礼崩乐坏”
所以我们看到《烛之武退秦师》里，才有“晋侯”“秦伯”“郑伯”这些称谓，是作者对这些国君的正式称谓，这绝对是不会错的；至于文章中“公从之”“公曰”等语中的“公”，自然不是援用“国君在国内的称呼”（当然说“援用”也没什么不可以），而是作者左丘明援用这些国君死后称“公”的用法——就如“周文王”“魏武帝”这类称呼，本人生前都不知道，自然从未用过，后来的人写文章却说“周文王做如何如何”，“魏武帝说了什么什么”，是同样的道理。
仔细读文章，看看故事中人物对话，你就知道当时的人如何称呼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君”的了：称别国的国君，直接称“某君”或“君”，如佚之狐、烛之武称秦伯为“秦君”或“君”，不会称其为“秦伯”，更不会称之为“秦公”；称晋侯也同样称“晋君”而不称“晋侯”或“晋公”。自己的国君，对别人一般称“寡君”，面对国君本人则一样称“君”，前者如“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弦高犒师》），后者如“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郑伯克段于鄢》）。
但后来，随着诸侯国日渐强大，周天子日渐式微，大家便渐渐有些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自己的称谓也就渐渐敢于突破“制度藩篱”而变得随心所欲起来，不但“侯”“伯”者敢僭越称“公”，就是“子”“男”爵位者也敢如是，更有甚者，不但称“公”，而且公然称“王”——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了！“春秋五霸”前面的还规规矩矩称什么“某某侯”“某某伯”，后来就发展到有能力的甚至每一个都称“某某公”，再到后来，就“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阖闾）”起来了，最后干脆大家都称“王”，于是“秦惠王”“齐宣王”“魏惠王”“燕易王”等大大小小的“王”们就粉墨登场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乱世末期“礼崩乐坏”了。
回到课文的注释，我觉得注释最好为这样：
指晋文公和秦穆公。春秋时期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晋文公、秦穆公的“公”，是他们的谥号而非爵位。
作者简介：唐远廷（—），男，广东省江门市外海中学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古汉语教学。
利与礼的冲突——史观背景下的烛之武形象分析
罗秉相
许多老师喜欢用现代眼光分析《烛之武退秦师》中的人物形象，并对他们作深入探究。如烛之武能退秦师，不仅口才非凡，而且看问题入木三分，智慧非凡。晋文公不是侵略者，攻打郑国是求存求强的进取精神的表现，他做事果断，重视同盟，善借外力，具备杰出*治家的风范，成为春秋霸主绝非偶然。秦伯也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翻云覆雨的小人，与郑国结盟，派将士守卫郑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置自己的荣辱得失于度外。郑伯则是个从善如流的明君，佚之狐有过人眼力和高度自信，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些探究都没错，但也不见得怎么对。可是此风一旦流行，则会喧宾夺主，因为这样放纵式的解读经典会曲解经典。文言文阅读，最重要的寻求正义，要做到“因境求义”、“因文求义”。这两个词都是训诂的原则，但是训诂的原则其实就是文本阅读寻求正义的原则。在训诂学上“因境求义”是依据语境来确定其义，如果我们放大“境”的内涵外延，扩大到文化传统，就要先“论世知人”，然后“知人论世”，方能求诸正义。最后“因文求义”，方能求得正义。
一、因境求义——《左传》的史观
不管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认为《左传》是史书（古文经学认为身兼为“经”；《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烛之武退秦师》是一篇史传，出自史家之手，必受史家史观的约束。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春秋》是“礼义之大宗也”（司马迁《史记》）。《左传》虽是史传，王竹波认为其实是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倾向。所以《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就成了“以礼解经”的史传：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是“以礼为上”，一句话，《左传》的史观是“礼”。
先看以礼释《春秋》之事。据《左传》记载，《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发生在“鲁僖公三十年”。在《春秋》所记载“鲁僖公三十年”的史事中，有关《烛之武退秦师》史事，只记录了一句话：“晋人、秦人围郑。”区区6字，《烛之武退秦师》则有字，这是言事相兼的全新的叙事体式。《左传》第一次将上古原始叙事文体的粗线条记事加以细化，完整地记载一个史实、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左传》的这一叙事特征，其内在成因是作者始终自觉地将“礼”作为记述历史的中心视点，以事明礼，在“礼”的过程和细节中表现其意义。
再看以礼释《春秋》之制。礼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核心观念，《史记》有言：“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所谓“王道”，就是礼乐盛世，要知道春秋末期是礼崩乐坏的时期，但也是礼学兴起的时期。礼乐盛世是与礼制紧密相连的，春秋时期各种礼制有严格的规定，逾越不得。《烛之武退秦师》的起因是“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就是礼制。郑伯先前确实“无礼于晋”，但“晋侯、秦伯围郑”明显是使“天下无道”的违背礼制之举。
二、因文求义——烛之武的说辞
最后看以礼释《春秋》之义。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就会发现烛之武的说辞是抓住了一个“利”字，抓住秦国贪图利益的心理化解这场危机的，礼是由头，利是原因。
我们先回顾一下事件的相关背景，秦晋围郑发生在公元前年，在此之前，郑国做了两件对不起晋国的事。一是晋文公当年逃亡路过郑国时，郑国没有以礼相待；二是在公元前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中，郑国曾出兵帮助楚国。那么，郑国当年为什么没有以礼相待呢？用郑君的话说就是“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可见，短视的郑伯小瞧了落难的晋文公，由此埋下了祸端。叔瞻“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的言论，更是火上浇油，加深了晋郑之间的矛盾。郑国是弱国，又无险可据，因此，总想找个依靠。在晋楚城濮之战中，郑国背晋助楚，结果却是楚国大败。郑国感到形势不妙，马上派人出使晋国，与晋结好。“五月，晋侯、郑伯盟于衡雍。”但是，郑国见风使舵的转变只给自己带来暂时喘息的机会，晋文公为了争霸实际利益的需要，还是在两年后发动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与秦毫不相关，秦国出兵只是源于与晋国历史上的良好关系和向外扩张的野心。
可以看出，秦晋联合围郑的原因是不同的，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各有各的利益打算。而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联盟是不牢固的，一旦一方利益受损，联盟自然破裂。这就为烛之武成功说退秦师埋下伏笔。烛之武可谓谙熟世俗之道，他的说辞处处体现一个“利”字。关键的一句是“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一“阙”一“利”，利益得失一目了然。秦伯之所以改变主意，冒得罪晋国甚至和晋国交火的危险站在了郑国一方，就是利益使然。
细析烛之武的说辞，可归结为“三利”。“一利”为“邻之厚，君之薄也”，说明亡郑只对晋国有利，而对秦国有害无益，因为秦郑相隔遥远，晋郑却是近邻，灭掉郑国无形中增加了晋国的土地，而相对削弱了秦国，这不能不让秦穆公对伐郑产生顾虑。“二利”为“若舍郑以为东道主……君亦无所害”。这清楚地表明保存郑国，只对秦国有好处。无须兵戎相见，却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不能不让秦伯慎重考虑。“三利”为“且君尝为晋君赐矣”，“唯君图之”。晋惠公为秦穆公所扶立，“许君焦、瑕”，“及即位，悔之”。这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丑陋行为秦国当然不会忘记，加上烛之武高瞻远瞩似的挑拨，秦国自然很容易联想到晋国将来有与它为敌的一天，这就把秦晋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由于晋国当时已成为中原霸主，秦伯对此不能不存有戒心。烛之武的说辞戳到了他的痛处，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变主意，退兵助郑，秦晋联盟至此瓦解。
由此可见，这场争斗中，郑伯是个唯利是图之徒，秦伯是个见利忘义之徒，晋侯是个得寸进尺之徒，其行为完全是违背礼制的。左丘明没有评述，用的是春秋笔法。
三、烛之武形象分析——凝聚在对话背后的秘密
但是，从语文的角度看，《烛之武退秦师》一文关键是烛之武这个人物形象的分析，这还得绕一个圈子。相传左丘明为炎帝后裔，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季氏将伐颛臾》一文，清楚地表明了他采用礼、义、仁、乐的方式解决诸侯之间、诸侯之内问题的鲜明态度，这是孔子的一贯思想，是合乎礼的要求的。在左丘明看来，邦交和恶由礼，战争胜败由礼。烛之武舌退秦师，用的却是用“利”诱去化解一场危机，即使化解也不合乎解决问题的根本。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和利是不能兼容的，追求利必然损害义，而为了保住义，还要“舍生而取义”。烛之武是士人，根据余英时的考证，士最初是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属于低级贵族。但至春秋晚期之后，大量的贵族不断被降为士。礼崩乐坏群雄并起之时，对于当时的士人来说，一方面要想获得功利，必须依附于某个君主；但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君主之间有所选择，投靠能够欣赏他们学说的人，这对于维持他们精神的独立性是有利的。因此，这时的士人既有人格独立性的一面，又有奴性的一面。因此，士人应该是“亦主亦奴”的双重人格的阶层。也许是烛之武在那个时代看惯了因利害关系而兄弟阋墙、杀父弑君、恃强凌弱、朝秦暮楚者比比皆是的现象，但是利诱的策略并不能改变烛之武是个“巧言、令色、足恭”之徒形象特征的嫌疑，所以烛之武并不是正面形象。
那么如何看待晋侯“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这句遁词呢？这也不复杂，“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是说依靠别人的力量，反过来损害他，这是不仁道的，说的是道义标准问题，即武德；“失其所与，不知”，是说失掉自己的同盟者，这是不明智的，谈的是*治利益问题；“以乱易整，不武”，是说阵容上用散乱代替整齐，是不符合用武的军事准则的。三点理由，道义的、*治的和军事的三个角度，全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清楚地表明了这场争斗的本来面目：礼是表面，利是实质。
四、小心——史传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看来，对入选高中的史传作品的人物形象分析得小心一点了，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鸿门宴》《苏武传》《张衡传》等。首先明白修史的作用是彰善惩恶，资治通鉴，史家是有史观的，自古皆然。所谓董狐笔太史简，用意就在表明史书应当发挥鉴诫作用。创作《汉纪》的东汉史学家苟悦提出过修史的“五志三科”，其中“五志”，就是“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和“表贤能”，突出史书写作中道义和伦理成分的含量，从而强调史书彰善惩恶的作用。其次是明白史家的史识，如司马迁的《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文史通义·史德》）“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指著史的文笔。在章学诚看来，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三者之中以“义”为主，而“事”与“文”则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总之，先要求得正义方可用现代眼光和宽广眼界去观照。
★作者单位：浙江宁波市四明中学。
史传散文教学中文化教学的边界——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例赵桐（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
摘要:在史传散文的教学中，很多教师认为通过介绍历史背景知识、归纳提升主题内容就是文言文教学的文化层面的内涵。实际上，这样的教学内容不仅偏离了语文教学应立足于语言教学的基本点，更偏离了文言文文化意蕴的所指。本文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例，分别从儒家的“礼”文化、立足于文化内涵的人物评价、文言中的文化意味三个方面谈史传散文教学中文化教学的边界。
关键词:史传散文；《烛之武退秦师》；文化
文言文，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文类之一。王荣生教授指出，文言文是“文言”“文章”“文学”“文化”，一体四面，相辅相成。而“文化”在文言文中是多层面体现的，主要体现在文言；文言和文言文所体现的传统思维方式；文言文记载着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民俗风情等具体文化内容；文言文所传达的中国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与思想，即所言志所载道四个层面。并进一步指出“文言文教学不能缺失中国传统文化”。[1]4-6但是，在史传散文的教学中，很多教师认为通过介绍历史背景知识、归纳提升主题内容就是文言文教学的文化层面的内涵。实际上，这样的教学内容不仅偏离了语文教学应立足于语言教学的基本点，更偏离了文言文文化意蕴的所指。下面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例，分析史传散文教学中文化教学的边界。
一、《烛之武退秦师》教学内容概述
《烛之武退秦师》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1第二单元的一篇课文，这个单元是“古代记叙散文”单元，选入的文本有《烛之武退秦师》《荆轲刺秦王》《鸿门宴》三篇。其中，《烛之武退秦师》的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言字词的把握。
2.围绕“退”的原因、过程、结果等，梳理课文的结构，介绍烛之武退秦师的历史背景，分析课文详略得当的叙事艺术。
3.鉴赏烛之武退秦师的劝谏艺术。
4.分析烛之武、晋侯、秦伯、佚之狐的人物形象。
其中，烛之武退秦师的劝谏艺术一般概括为四个层次：第一层（“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这一层向秦国表明知道郑国被包围，被灭亡是事实。这样的开头，自甘示弱，缓和气氛。第二层（“若亡郑而有益于君”至“君之薄也。”）明确指出亡郑利晋不利秦。第三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至“君亦无所害。”）这一层阐明如果保存郑国，能给秦国带来好处，可以“共其乏困”。第四层（“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至“惟君图之。”）一针见血地指出晋国在“三救晋难”等历史事件中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往事。这样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对烛之武劝说艺术手法的分析，而并非立足于“文言”的教学内容。
对烛之武人物形象的分析也聚焦在“烛之武为什么最终答应临危受命”和“烛之武说辞中体现的人物形象”两个层面。对烛之武答应临危受命的分析基本是“当听到郑伯坦诚地自责‘是寡人之过也’之后，烛之武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忘却了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忘却了此时只身出使的个人安危，他内心深处为国效力的冲天豪情像火焰一样燃烧起来，他的一颗滚烫的拳拳报国之心怦然跃动！他要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退来犯之师，解除国难！”[2]57-59认为烛之武临危受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秦伯，化解了一场弥天大祸。”[3]54其实烛之武能够说退秦师，最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烛之武的善辩或是劝说艺术。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版）》指出，“语文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4P1],因此，语文学习应立足于语言的学习。在《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中，烛之武为什么退秦师、怎样退秦师、退秦师的结果，以及烛之武外交辞令中所体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语言之外的东西，是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历史事件，而非“外交辞令”，即语言本身。
二、《烛之武退秦师》教学建议
王荣生教授在《文言文教学教什么》构建了一个文言文教学的观点体系：文言文教学，要紧扣文言，从文章的角度，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因此，“文言文教学不能缺失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文言文，最终的落点是文化的传承与反思。”[1P6]
（一）《烛之武退秦师》中的文化：儒家之“礼”
《烛之武退秦师》出自《左传》，《左传》又源于《春秋》。相传孔子编纂、修订《春秋》的目的是原始察终、见盛知衰、惩恶扬善与拨乱反正。所以，《孟子》一书认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春秋末年，左丘明解释阐明《春秋》大义，便形成了《春秋左氏传》。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应立足于烛之武说辞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来解读《烛之武退秦师》。
1.称谓中的“礼”
儒家思想的重要层面为“礼”。《礼记》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5]7又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5]7“礼”这一文化因素隐含在《烛之武退秦师》的外交辞令中。很多研究者认为烛之武的外交辞令“善辩，老练，不卑不亢，知分寸，识火候。”[2]57-59但仔细研读，我们发现，烛之武劝说秦伯短短的几句话中，一共以八次“君”的称谓称呼秦穆公！为什么烛之武在退秦伯的时候，为何不称“王”而要称“君”？烛之武见到秦穆公后的第一句话就清楚地表明：“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两个强国包围一个小国，小国灭亡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烛之武一开始就表明态度：首先，如果郑国采取军事行动加以反击，无疑是以卵击石；其次，如果烛之武的说辞是愤恨地谴责、严厉地声讨，只会激怒秦穆公，从而劝说失败。基于此，烛之武采用了有礼有节的言说内容。秦穆公是国君，烛之武是老臣，以“君”相称，一方面符合外交礼仪，另一方面对秦穆公充满了敬重之意，满足了秦穆公作为强国之君的心理。
2.说辞中的“礼”
烛之武基于“礼”的说辞还表现在为了维护秦穆公的尊严，烛之武以礼待之，说辞有礼有节。含蓄地引导秦穆公回忆自己所受的耻辱，坚定他不与晋君合作的决心。“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这里指的是晋国因为骊姬之乱后，夷吾请求秦穆公帮助自己回晋国夺取王位，许诺“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6]秦穆公接受了请求，派军队护送夷吾回晋国做了晋惠公。但是，夷吾当上晋国国军之后就毁约了。因此，这里的“晋君”指的是晋惠公，并非晋文公。烛之武有意偷换了概念，模糊了身份。并且，这里更隐含了一段秦穆公痛心疾首的历史往事。即当年的晋惠公在公元前年韩原大战中被秦军俘虏后，秦穆公没有杀晋惠公，而是让晋惠公回到晋国，即“与晋君盟，许归之。”[6]晋惠公送太子圉到秦国为人质。晋公子圉在秦国当人质期间，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怀嬴嫁给了圉。但公子圉在晋惠公病重之际抛弃怀嬴，偷偷跑回晋国。等晋惠公一死，就做了晋怀公，抛弃了秦穆公的女儿。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如果烛之武直接说出，就如揭开秦穆公身上的伤疤一样。因此，为了维护秦穆公的尊严与高贵，烛之武含蓄地引导秦穆公回忆起他所受的耻辱，从而坚定他不与晋君合作的决心。因此，烛之武以礼待之，说话有节，体现了儒家思想。
（二）立足于文化内涵的人物评价
1.烛之武立足于“利”的说辞
一些教师在分析烛之武人物形象时，认为烛之武“临危受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秦伯，化解了一场弥天大祸。”[3P54]这样的评价其实过分拔高了烛之武的人物形象。我们认为烛之武能够说退秦师，并非妙语连珠、口如悬河、精辟深刻的劝说，而在于烛之武的说辞中充满了对秦国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