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作为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以“化性起伪”和“人性本恶”为道德教化的理论基础，特别强调了“礼”或者说“秩序”对人的引导和规训的作用。荀子认为人作为有欲望的机体，并不存在孟子所说的善之“四端”。为此，“只有藉圣王所作的礼义’、‘法度’之教化，方能‘化性起伪’，改变人的恶之本性。”荀子虽然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但仍然提倡仁、义、礼、智。他认为这些品德是君子行走于天地间的基础，如果将这些德行运用于治国理*，那么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百姓安康幸福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个人的生活来说，他称：“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相反，如果道德败坏，心术不轨，即使显耀四方，也会被人所鄙夷抛弃。
荀子像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认为人性生来为恶，人人皆有利欲之心，所以需要用“礼义之道”加以教化，方可成就贤人品德和圣人之治。也就是说，性恶论是其倡导教化的前提。荀子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面对这种人性恶的现实，不能放纵人的本性，否则世界就会充满暴虐、淫乱等扰乱社会秩序和损害社会风化的事，“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其实，荀子所谓的“性”便是康德所言的人的“动物性”或者柏拉图所说的的“欲望”。荀子强调在礼乐制度和仁义教化的熏陶和引导下，使作为动物的人更多地体现作为人的尊严，即去强调我者与他者的不同。在孔、孟礼乐教化基础上，高扬“义”的原则，强调以礼、乐、刑、教的综合教化方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荀子在《乐论》篇中指出：“乐和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确实，礼的本质是“异”，即差异，用来显示社会中各等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色人等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一个社会不承认差异，就没有动力，但是只讲差异，不讲和同，就无法和谐人心。因此，“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乐的和同与礼的差异可以相辅相成，共同实现社会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于现在的*治工作而言，我们需要承认大众的“欲望”，而不是将每个人都当做圣人君子看待，在*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引导性和规范性，束缚“欲望”的膨胀。而作为*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员干部更要杜绝自己的一己私欲，以更加严格的道德标准和*治标准要求自己，做到“行为世范”。要正确引导社会风气健康向上地发展，最首要的就是自身不断强化廉*意识，成为人民群众的榜样和模范。
山东师大纪检监察
文字：徐 翔
图片：网 络
编辑：吴晗余
审核：褚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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