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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语文课法家学说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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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韩非子理论学说以前,先稍微提一下申不害,因为韩非子的法论系统由三个部分构成,叫法、术、势。所谓法就是,法条公明于众,让老百姓都知道立法是什么,以便于民众遵行;所谓术,就是君王阴藏于心中的权术,以对驾驭群臣,这个东西的创始人就是申不害;所谓势,是王权高高在上,形成对下面的一种压迫之势。只有这个权势能够建立起来,法术才能得以推行势的理论,它是战国初期齐国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叫慎道,首次提出的。申不害跟商鞅几乎完全同时代,他在韩国做宰相也是相变法,但是中原文明五国变法程度难以深彻。因此申不害在韩国做太平宰相,所谓变法,其实主要只做吏治改革,所用的主要方法就是权术。申不害辅佐韩昭候,韩候这个人本身就是个爱玩弄小聪明,小肚鸡肠的一个*治人物。《吕氏春秋》记载说韩候这个人经常表现他的小聪明,比如有一次祭庙活动,他嫌祭祀大臣端上来的祭品,一个原猪太小,觉得这个祭物不够庄重,要求这个大臣把这个祭祀小猪换一个。结果这个大臣下去以后,来不及换,可能只是把这个猪拉了拉,变了个形状,又照样端上来。可韩候明察秋毫,他仅是根据这个猪耳朵的形态,就知道这个大臣又把这个猪端上来,然后就严厉责备这个大臣。结果被申不害还批评,说“耳目心智不足恃也。”,意思是说,你要以深藏不露,你不能把自己的聪明展现出来,这样会使得所有的你的下属在你面前作伪。韩昭候是这样一个小肚鸡肠的君王,他跟爱玩弄权术的申不害是天生一对。申不害这个人,也特别喜好权术,发明了一大套权术理论。在这里不做深交,只是说它的一个典故。有一次。魏国击打赵国,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就派使者到韩国,寻求韩国宰相申不害援助。申不害原来跟赵国有一定的勾结,受过赵国的贿赂,因此本心是想帮助赵国。但是,他摸不清韩昭侯的心思,于是就找两个大臣,赵卓和韩晁,对他们讲“子皆国之辨士,夫为人臣者,言不必用,尽忠而已矣”,意思是,你们都是国士,你们给君王上一些建议,即使不能采纳,你们也算尽忠了。然后,让这两个人说服韩昭侯支援赵国,他在旁边察言观色,发现韩昭侯很反感这件事情,等两个大臣离开,他立即给韩昭侯进言不去救赵。他这种在君王面前玩弄权术,察言观色的做法,正是他自己人格的体现。所以了解一下申不害,这个人是中国法家术论的创始人。因此,你如果在古书上见到申韩之学,就是指申不害和韩非子,申韩之学就是之法家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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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讨论韩非子。韩非子是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韩非子生于公元前年,死于公元前年,这个时候,距离秦王嬴*统一天下只差十二年,也就是说,中国的法家理论,在战国末期才最终成型。韩非子和李斯一起,师从于战国中期大儒荀子。荀儒,他一方面主张仁义礼智信,另一方面也主张依法治国,主张严刑峻法。我们过去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因为由于儒家主张礼制,孔子反对依法治国,大家就会认为中国的法家跟儒家无关。但实际上,中国法家的思想渊源跟儒家关系密切,以前这一点连司马迁都搞错了,所以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把申不害、韩非子和老子、庄子的传记排列在一起,叫老庄申韩列传。连司马迁都认为,法家是道家后学,但实际,法家是儒家后学。法家最重要的人物,李悝、魏文候,是子夏西河学派的后人。韩非子、李斯,都是大儒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离开老师荀子之后,李斯奔赴秦国做*治实务工作,最终做到秦王嬴*宰相。韩非子回国纯粹务虚,闭门造车做学问。其实韩非子最初也想劝说韩王实行变法,但是韩王听不进去,韩非子只好以文论法。韩非子文采飞扬,他的法论文章偶然传到秦国,嬴*读到后击节赞赏。《史记》记载说,秦王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说如果能让我与这个人游谈,我死而无憾,于是派兵进攻韩国。秦国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强大,韩国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所以韩王不得不按秦国的要求交出韩非子,把韩非子任命为韩国驻秦国使节,交给秦国军队,韩非子就这样来到秦国。韩非子来到秦国,按理说,应该跟秦王*见一致,韩非子本人又是专门研究法学的,我们想象,他们相见是一个多么欢快的场面。可是情形完全相反,韩非子跟秦王嬴*见面以后,相谈龃龉引起秦王强烈的反感。因为韩非子见了秦王,他不跟他秦王讨论法学,却跟秦王不断的要求,不要进攻韩国。这个事情惹恼了秦王,因为秦国的前一任宰相叫范睢,他曾经给秦国立了一个军*大计,叫远交近攻。这样才可以逐步鲸吞天下,而韩国紧邻秦国,正是秦国早期进攻的目标。韩非子作为韩国使节,要求秦国不要打韩国,这完全是要乱秦国的军*大计。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韩非子学说虽然十分苛毒,但韩非子本人却是一个良善无用的书生。因为那个时代的文人,通常是不为自己国家负责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观念叫治国平天下,如果有平天下的机会,即使是平掉自己的国家,也在所不惜。所以像卫鞅、吴起等等这些人物,是不为自己的祖国服务的,反而去为其他的敌国强盛做努力。韩非子却相反,去执行他作为韩国这个驻秦国使节的职责。由此可以看出,务实就务不了虚,务虚者务不了实,韩非子这个人作为务虚者,在*治实操上显然能力很差。有一个典故说,牛顿虽然极为聪明,创立了经典力学,学说开创了整个工业时代。传说他家里养了大小两个猫,他居然要在门上挖大小两个洞,他怎么都想不明白,在门上只挖一个洞,大小两只猫怎么能钻出去。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瞎说,但它表明了这个务虚者的思路和务虚者务不了实的一个状态。韩非子因此惹恼了秦王,李斯趁机在旁边下觑,被秦王一怒之下把韩非子投入狱中。韩非子刚被下狱,李斯立刻悄悄的把韩非子毒死。秦王后来意识到,这个事情做得不妥,想把韩非子再从狱中调出来,已经来不及了。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命运最悲惨的就是法家人物。吴起被射成刺猬,商鞅被车裂,韩非子为他的同窗好友李斯毒杀,李斯和他的小儿子一起被赵高腰斩。是因为法家学说极为残酷和决绝,所以他的对手处理他们,也必须用极为决绝的手段。法家人物秉持法家学说,心理上也容易变态,行为乖戾,容易遭到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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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死后,后人把韩非子的法论文章总共十余万字,截成五十五篇文论,分为十二卷,最终出版,这就是《韩非子》这本书。《韩非子》可谓文采飞扬,他代表着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最高学术水平。韩非子的法论文章里,充斥着大量的寓言典故,如果不仔细搜索,你很难搞清楚韩非子法论的中心思想脉络。今天讲韩非子,主要依据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对法家的评论。简单说下郭沫若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可谓才气横溢,在建国以前,他在史学、文学、戏剧、甲骨文等等方面,都有很多重要的研究,达到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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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进入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法家学说整理的状态,做一个法家基本思想脉络的讲述。韩非子在《法定篇》中自诩说,“申子未尽于术,商鞅未尽于法。”意思是申不害把权术这个东西还没有玩到极致,商鞅把法这个东西也还没有做到深处。韩非子他的基本思想特征有四项:1、曲老,也就是歪曲老子。老子的道论认为道是万物演化的根据,韩非子把老子的道说成是法,认为法术就是天道。他讲“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他这里讲的“道”已经不是老子所讲的“道”,而是法术之道。而且他明确的批评老子,因为老子讲恬淡、讲恍惚,他说“淡泊处之顺乎自然”,他说用五官、用一般的感知方式,不能感知到恍恍惚惚。“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强调他对老子道的歪曲,一定要重新整顿,整个道论的基本内涵和外部形态。2、非儒,就是全面反对儒家学说。韩非子本人虽然是大儒荀子的弟子,他是儒家出身,是儒家后学,可是他却主张“恃术而不恃信”,就是你要依靠权术,而不能崇尚贤良。他以虎豹喻人君,以畜乌比御臣。他有一篇文章很有名叫《八奸》,篇中有这样一段话,“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也”,就是他的这篇文章里列出了8种威胁君王的奸情:同床,就是跟君王睡在同一个床上的君王的妻子和儿子,他说这是对君王的一大威胁。在旁就是君王的重臣,古代君王的重臣,其实都是君王的血亲。父兄就是君王的父亲和兄弟。他这次这样讲讲的是非常对的,春秋时代年间,发生43起弑君事件,其中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这三类人做的。韩非子可谓眼光毒辣。3、篡墨,也就是篡改墨家学说本意,为他的法术之论服务。说起来墨家是代表下层手工业者的利益发言,但是墨家却同时主张“明君独裁”,那这个话题后面再详细展开。韩非子就借助墨家的这些观点尚同观,然后提供提出进一步的纵深讨论。他在《法定篇》中讲“以一国目视,以一国耳听”,就是一个国家只长一个脑袋,这就是君王,一切由君王独断。所以,中国后来有墨法之学的称号,墨就是墨家,法就是法家,所以墨法之学就是法家之学,都是从这来的。4、批荀。说起来荀子就是韩非子的老师,可由于荀子一方面主张仁义礼智信,一方面主张严刑峻法。因此韩非子批评他的老师,指斥他的学说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从这里可以看出韩非子的法论精神彻底到何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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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略微看一下《韩非子》的原文,梳理一下韩非子法论的主线。韩非子在《外左上》篇中说“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必也”。意思是,凡是坚持仁义礼智信的中原文明各国,全都处在弱乱的状态,他说不相信、不羡慕,孔子仁义礼智信的秦国,它就很强大,那秦国为什么还没有统一天下,没有称帝,是秦国的法术还没有执行到尽头。这个时候商鞅变法,已经发展了六代君王,韩非子仍然批评秦国的法术执行还不够深彻,他在《奸劫弑臣》篇中说“圣人之治国,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意思是,最英明的君王治理国家,绝不能让人民爱戴他,而一定要让人民不敢不爱戴他。就是他认为绝不能实行仁*,他说暴力和残忍才是权利和管理的唯一资源,这是韩非子法论里非常重要的一条。韩非子在《八说》篇中“有道之方,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方法,不是使用廉洁的官员,而是要使用懂法术的官员。由于韩非子排斥用清洁之吏,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贪官*治就成为中国的*治传统。我讲一个故事,南北朝时期,西魏创始人宇文泰约见一个当时重要的文人叫苏绰,问我打了天下,怎样治天下?苏绰给他两个字“举官”。如何举官,后面这些部分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有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对这个杜撰很能够说明中国贪官*治的特点。苏绰说用贪官,宇文泰大为不解,说为什么用贪官?所苏绰告诉他,用贪官你能得到三项好处,1、他是贪官,跟着你能收获巨大利益,因此他一定最忠诚于你。2、因为他是贪官,你手里就有他的把柄,所以你最好管理他,他稍不规矩,你恐吓一下他就变乖了。3、你还应该动辄杀两个贪官,这样万民欢呼君主英明。中国自古以来的治贪*治就是这一套,而这些东西都是韩非子法术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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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在《备内》片中讲一段话,“为人主而太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逞其私,为人主而太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逞其私”,意思是说,作为人君者,绝不能太相信自己的儿子,因为你如果太相信自己的儿子,那在太子周边就会聚集某种力量,从而最终对你构成威胁。你也不能太爱自己的老婆,你如果太爱王后,那在王后周边就会形成一种势力,最终对你构成威胁。他甚至做一个证明,证明对君王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同床的王后。他说“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夫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唯母为后儿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这段话意思是,一个男人到50岁还来劲的,一个女人到30岁已经没有颜色了。今天看一个女人30岁还年轻美貌的,但是在古代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岁,女孩十四五岁就结婚,30岁已经徐娘半老。所以,君王在王后人老珠黄以后,就会贪恋其他女色,最终使王后本人被打入冷宫,以至于王后跟君王的儿子都不能继承王位。只有让王后变成母后,变成太后,然后儿子坐上君王,这样王后才能确保自己有权势。虽然这个时候王后没有了自己的丈夫,但是她的男女之乐都不减于先君,她可以找男妓、找面首,就像武则天那样。接着讲,他说“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意思是,君王你小心,这就是王后特别想杀你的原因。韩非子连杀的方法都给列出来,1、鸩毒,就是悄悄在君王的饭里下毒,毒死君王。2、扼昧,君王睡着了,拿枕头捂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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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学篇》中他说,“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意思是,如果一个家里有一个严厉的父亲,那家里的孩子就会比较出息,而不至于出什么问题;如果一个家里只有慈母,这个家里就会出败家子。以此知道,威胁是管理的资源,而德厚慈爱不足以治乱。韩非子这个说法,表面上听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他是搞概念混淆。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于横暴,那这种孩子小的时候心里就会变态,长大以后,他的人性伸展程度很低,甚至犯罪率会偏高。一个孩子在慈爱状态下生活,他将来人性比较饱满,人生相对来说会比较舒展。如果母亲过于娇宠孩子,确实是会把孩子惯坏,但那是少数,也是一种极端情况。韩非子宁可把概念搅乱,因为概念是不同的,外延是不同的。比如你爸爸戴蓝帽子,你不能反过来说戴蓝帽子都是你爸爸。他用这种混淆概念的方式来证明暴力和残忍,是管理的唯一资源。所以他下面就又说一段话,“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治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意思是,母亲爱孩子,比父亲爱的程度成倍的增长,但是孩子听父亲的话,却比母亲的话10倍的有效。官吏对人民根本不会仁爱,但是他管理人民,人民听令于他,远高于听令于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父母积爱却管不住孩子,官吏无爱却有威权,人们就听从。慈爱和严厉这两者哪个有效,已经判然清楚。他再度的,反复的,强调暴力、残忍、严苛才是管理和权利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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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主道》篇中讲,“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境无事已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这段话,是在讲权术,他跟申不害的意思完全一样。就是说,你执*一定不能在明处操作,要有阴暗之术。你一定要躲在暗处观察明处的大臣,却不让大臣发现你在观察他。就算你发现了大臣的问题,也不要指明,找一个机会收拾他,但是你也不要表面已经发现了他的奸情。韩非子的书里,充满了这样的阴术之论,他说“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认其罪”。君王管理之下的方式是,具体在前线做事的官员向君王提出建议,君王根据情况判断采纳或者不采纳。韩非子在这个情况下说,如果治理有效,功劳是君王的,如果采纳他的意见治理无效,罪过是大臣的,这就是君王和臣属的关系。在《八经起乱》篇讲一段话很有趣,“官袭节而进,以至大任智也”。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如果他从基层做起,逐级提拔而升为高官,君王要小心这种人特别有智慧。对于这种既有能力,又有野心的人物,君王要用三种方法节制,一曰质、二曰镇、三曰固。质就是人质,就是要把他的老婆孩子扣在京城作为人质,这个官员一旦出事,你就杀他全家。镇就是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发财,包括他有贪污,满足他的发财欲望。固就是要动不动挑他的刺。鸡蛋里面挑骨头,而且动不动就要威胁他,比如说把他吊死之类。要用这三种方法,才能节制这种有雄心、有能力,从基层提到高层的官员。然后讲他说“贤者止于质,贪饕化于镇,奸邪穷于固”,对于贤良的大臣,只有把这把他老婆孩子扣为人质,那他就不会犯事了。对于贪官爱财的官员,只要让他发财,问题也就解决了。有能力、有野心的官员,就动不动挑他的刺,威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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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制则下上,小不除则大。诛而名十当则径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意思是,如果不忍心及时杀了他,他就会以下犯上;如果不及时把它掐死在萌芽状态,他就会尾大不掉。如果能找见一个罪名或者借口,就立即杀掉。如果这个大臣让我很不安,可是我找不见他的罪名,那就悄悄在这个大臣的饭食里下毒,毒死他。“此谓除阴奸也”,这就是消灭暗地里对你构成威胁,奸情的好办法。这就是法家的形象,韩非子在《制分》篇中讲“察君之分,独分也”。就是君王的权利是不能分割的。今天现代*治民主制度是讲分权制衡,这跟中国的法家是完全相反的。他说“是以其民重法而畏进,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要严刑峻法,这个法律严格到,民众只要不受到法律制裁他就心满意足了,根本不敢向你请赏。他说“君上之于民,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原话的意思是说,君王跟人民的关系就是,天下大乱你就让人民去为你死,当兵打仗去死。天下大志,歌舞升平,你就让人民为你求财,为你生产财富,把他的骨髓都榨干。他说这就是君王和人民的关系。《外右上》他说“势不足以化则除之。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意思是,一个大臣,如果他形成的某种势力,你又把他消解不了,你就要把他除掉。你赏他、夸他、罚他、诋毁他、污蔑他,这4样东西加到一个大臣身上,他都巍然不动,那就赶紧灭了他。《八说》篇中“立法而有难,权其变而事成则立之”。立法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反对的力量一定很大,你权衡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还是应该立法。“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做刑法之事残忍凶暴,反对的人很多,副作用也很大,但是像比较一下,收益更高,你就敢于下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想不遇见困难就立法,不遇见麻烦就推行法术,现在没有这样的好事。他给君王说的很清楚,连你思维权衡这个问题,他都事先给你权衡好,直接交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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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篇中“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然则去微奸之法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他说,你治理一个国家,社会上、臣属中发生微小而普遍的违法奸情,你怎么会知道?他你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九司连坐制度。就是让底下的人互相窥探,互相告密,建立特务高密制度,你才能够抚平社会乃至下属的普遍违法奸情。《人生》篇中,他说“虎豹之所以能胜人执百兽者,以其爪牙也。虎豹失其爪牙,则人必制之。今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类也。”意思是,虎豹之所以人都不是它的对手,能做百兽之王,是因为它有尖牙利爪。虎豹的牙被拔掉,爪子被削掉,那虎豹的威风马上就没有了,人也就可以制服虎豹。对君王而说,你的重臣就是你的爪牙,如果你不好好利用心黑手辣的人做你的重臣,你就相当于虎豹失去了爪牙。韩非子这句话的意思,他主张君王使用酷吏。中国历代君王使用酷吏,比如武则天使用来俊臣,这是著名使用酷吏的故事,而请君入瓮这样的典故就来自于这里。不仅是武则天,中国历代君王都使用酷吏,因为酷吏就是他的爪牙。《外右上》篇中“明主之牧臣,说在畜乌。驯乌者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训乎”。他说明主驾驭大臣,放牧大臣,就像猎人训练猎鹰一样。猎人捕捉一只雏鹰回来,先拔掉它翅膀上的翎毛让它飞不起来,然后靠人工饲养喂食它,直到它完全习惯于人的思维。在这期间它羽翼慢慢丰满,然后让它捕捉猎物。猎人放出猎鹰以前,拿一个细绳子把猎鹰脖子扎起来,使得它不能有吞咽活动,捉住的野兔只能奉献到主人那里,然后主人松开脖子上的绳子喂食它。他说君王驾驭大臣,就要像猎人驾驭老鹰一样,韩非子在很细的细节上教君王怎么管制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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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柄》篇中“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则其功”,意思是,君王的天下怎么管,管理具体工作的大臣为君王建议提供管理策略,君王根据大臣的提议给大臣授权,然后大臣根据君王的授权去做管理。他然后接着讲,如果一个大臣他说得好做得不好,你应该惩罚他。如果一个大臣做得比说的还好,你照样也应该罚他。如果你不罚他,那以后所有的大臣给你说事,他能做到10分,他只给你说到5分,然后他只做到6分7分,你还得奖励他。韩非子说因此“明主只是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意思是,大臣说到哪,就必须做到哪。而且绝不能超越君王的授权行事,否则立即收拾他。韩非子就在这样的细节上都为君王做出设计。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起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出现的一个*治学者叫马基亚维利。在文艺复兴的时代,意大利不是统一国家,有无数个小公国,比如威尼斯公国、米兰公国、佛罗伦萨公国等等。马基亚维利曾经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官职,后来美第奇家族复辟,他被辞退、流放。流放以后他写过一本著名的著作,叫《君主论》,薄薄的一个小册子。马基亚维利在这本册子里讲了一个意思,说“人性总是向恶的而不会向善,因此君王管制天下,绝不能遵从民间道德,君王要像狮子一样凶猛,要像狐狸一样狡猾”。今天巴黎行*学院的校徽就是一头狮子一头狐狸。他还说“君王做事不分道德,什么坏事都要敢干,阴谋、暗杀、诡计、权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忘恩负义,什么事他都应该做,只要他的目标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个就是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中的基调。在西方*治学上,他是第一次把西方*治学从神学和伦理学中解脱出来,使得西方现代*治学得以确立的第一个章本。可见现代*治学这个词,本身就有恶毒之含义。但是它跟韩非子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韩非子比跟他讨论的精细的多、深彻得多、精彩的多,尽管韩非子比他早年以上,足见中国法学*治之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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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篇中“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重,执耒者寡也。”意思是,所有的书都在该烧之列,除了农书、医书以外,甚至他法家的书,兵家的书,只留给君王和重臣读,在老百姓都要禁绝。管指管仲,商指商鞅,管商之法就是法学文论。他说如果老百姓都读法学书,那谈农事的人就会变多,真正扛着锄头干农活的人就会减少。“境内皆言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兵书,也在该烧之列,因为老百姓如果读兵书就会出现,谈战争的人很多,但愿意去扛枪打仗的人就会少。这是典型的愚民*策,中国法家主张愚民*策。很多学者讲中国愚民*策,是从老子那开始。搞错了,老子虽然讲七至绝学,他不是愚民*策,他是上至族长、圣人,下至普通民众,大家都不要开化智慧,都不要进入文明态,才是人类的福音,所以老子不是愚民*策。中国的愚民*策,典型的从韩非子开始。

(2)

《说疑》篇中“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比如现代法律,人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法律只追究一个人,犯法以后事后评判他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才追究他。韩非子说相反,一个好的法律,最好让他心里都不敢想,差一等的法律才是让他不敢说,最差的那一等法律才是让他不敢干坏事。由于韩非子的这个主张,所以中国自古就没有言论自由,不但没有言论自由,还有一种东西叫文字狱。文字狱最典型的发生在清代,其实中国自古都是文字狱,只不过清代做得更彻底一些。而清代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文人有一次在户外读书,微风吹过把它书页吹乱了,于是他随口念一句打油诗,说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结果被有人告上去,说他讽刺清*府满人没有文化,于是掉了脑袋,这叫文字狱。中国古代还有一种罪名,在汉武帝时代叫腹诽之罪,就是你在肚子里诽谤我了,因此我要杀你,这叫“太上禁其心”。这就是韩非子的法术,这就是中国法家理论之集大成。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主张法为专制,他的整个法论总纲5个字,叫“上尊而不侵”。就是君王的尊严不受侵犯,这就是立法的总纲。人类的现代法律是由人民选出议员,在国会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专门限制行*官、*府、**和军队的权利,这叫宪法。所以中国法学跟现代法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有学者说,中国的法家是现代法治的先河,这完全是扯淡,那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系。农业文明的法系跟希腊罗马系统最终产生的工商业文明的法系,根本没有继承关系,它们是两路法系,基本精神及其形态枝节都是完全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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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法主张“法扼人性”,就是能够掐住人性的展开,他在《五蠹》篇中“父母之于子,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他说,父母管教孩子尚且要用算计之心,何况君王官吏管人民,人民只服从谁有权势、谁厉害,绝不会服从谁有仁义。他非得主张“法代文化”,他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如果教育还要进行就是教法术,让懂法术的官员做老师。他主张法术兼用,他说“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臣子整天都在算计君王,因此君王随时都要保持警惕。“术者藏之于胸中,已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意思是,权术这个东西,你一定要阴藏于心而不能暴露出来。你君王只不过是一个人,你怎么去对付成百上千个大臣,根本力量就不匹配,就不对等。你只有一个办法,用阴术,不断的分化他们,使他们内部自己就狗咬狗,咬的没完,然后你在中间平衡自己的权利结构。他教给君王很多用权术的方式,法度要严厉,要严刑峻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辟亲贵法行所爱”,很多学者见到这样的话,说韩非子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不是这样,因为韩非子认为对君王造成最大的奸情,就是他的亲贵和所爱。所以这里绝不表达韩非子的法论里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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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法治理想,还有一段话做全面表述,他在《奸劫弑臣》篇中讲,“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主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路之患”。意思是,一个好的君王,他作为立法者,他一定要明察是非,深了解治乱之情,所以他要严刑峻法功名于众。只有这样,你才能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者不欺负弱者,多数人不欺负少数人,老人能够得到赡养,孩子能够得到抚养,边境不受侵犯,君臣父子得到相保,而不至于变成他人的俘虏。也就是说韩非子认为他的这一套法系是对整个社会负责的。这个说法也对,因为在农业文明社会结构中,只有这个简单粗暴的法论系统和法制系统,成本才最低,管制才最有效。它是生存结构的必然产物。中国法家绝不是善茬,他们在法论中在国家治理、*治治理上表现的十分恶毒。商鞅曾经提出来过一个“弱民理论”,说“*作民之所恶,民弱;*作民之所乐,民强。”,如果你出*策都是人民很喜欢,那糟了,人民就会很强;你出的*策*令人民都很厌恶,那正好,因为人民很弱。也就是*治总是和人民作对的。然后接着说了很有名的8个字,叫“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只有人民很弱的时候国家才会强大,但是如果人民很强大,那国家就管不住人民了,国家就弱,这就是他著名的“弱民说”。中国的法论*治,就是专门欺负,削弱老百姓。只有人民处在柔弱萎缩状态,国家权力才能巩固,这叫弱民、民弱国强。弱民他提供三种方法:1、愚民。商鞅讲“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意思是,农夫们很无知,没有任何学问,和搞学问的兴趣,这样他才会勤勉耕作。所以他主张烧书禁书,禁止人民迁徙自由,人民不得与外国人交往。总而言之,切断你的一切信息来源,使人民很愚钝。2、辱民。就是不断的羞辱人民,让人民觉得猪狗不如,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尊官。他原话这样讲“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如果你让人民觉得自己很荣耀,人们就会轻贱、瞧不起官员,你只有让人民觉得自己很自卑,猪狗不如,那官员才会很有威势。3、穷民。他说“富则轻赏”,如果人民都很富有,他就看不上官员的赏赐了,官方对人民就没有挟制力。“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得赏”,你让人民很自卑很羞辱,那人民就会很看重爵位,官员就会显得很尊贵、很强大。你让人民变得很穷,人民才会稀罕官方的赏赐,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思想内涵。他跟现代法系全不相容,它是国家至上,人民只是国家*权的工具。所以郭沫若讲,在韩非子治下的社会只有猎犬(告密者)、豺狼(君王的爪牙)和牛马(普通人民),那里有人的气息和尊严。鲁迅在他的书里说,他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所以中国社会,中国的法家学说,它是典型的国家之上和国家主义学说,是暴力之上学说,一切为国家服务,人民是极为轻贱的,只不过是国家*治的工具。这就是中国法家基本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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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法家理论确立,中国从此进入君主专制时代的成熟阶段。由于中国*治法论体系极具压抑性,从此使中国文化的发育进入黑暗而窒息的时代。秦以后,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后,中国国学文化及其思想发展从此再没有任何重大建树,这都是韩非子法代文化的一个产物。中国中古社会说文治武功,其实中国社会但凡官方治学,其实都是对学术的阉割。比如永乐大帝朱棣在官方组织下形成《永乐大典》,有人说是明代官方治学的典范,但实际上《永乐大典》,是官方收集民间所有书本或者民间藏书,拿来官方审察,凡是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一律不烧毁,然后把符合官方主流思想的东西汇集成册,这就是《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有人说是清代文治的光辉,但实际上《四库全书》是把民间书籍搜索上来,凡是不符合满清统治的东西,包括中国传统下移之辩的内容全部删除,全部烧毁。然后把官方认可的东西,甚至是篡改的东西另加编辑,这叫《四库全书》。因此,但凡中国官方治学,可以说基本上是对真正文化学术的阉割和扭曲。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它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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