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医院助力健康中国 https://yyk.familydoctor.com.cn/2831/detail/文学有自身的独立品质，但*治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文学的面貌。奏议文在汉末魏晋时期，时代风貌的起伏变化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从汉末之初的雍正典雅，至由定入乱后的直陈其事、清峻骋辞，到随后的平易晓畅、循词得志，至后来的文辞简洁、逻辑通畅，到最后的浮辞日增、辞不胜理，*治思想深入参与到这场变化当中。
多样化的行文风格文学风格有多种分类标准，在此根据作者的思想、*治、学术流派，以及个人性格的差异，将汉末魏晋众多作者的奏议文，从行文风格区分为“儒家之文”、“名法家之文”、“纵横家之文”三种主要风格类型。
一、“熔铸经诰”儒家之文
汉末魏晋时期的儒家之文，大致以蔡邕、曹植、陆机、荀觊、荀毷等人为代表。他们的文章在个人风格上，蔡邕“精雅”、曹植“篇制高华”、陆机“清新相接”各有特点，但是整体上又都具备儒家的一些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先秦经典的重视。对先秦经典的重视，首先表现在对先秦经典文字的使用上。
蔡邕的奏议文中有很多词句，直接出先秦典籍，如《对诏问灾异八事》针对诏问“连年蝗虫至冬蛹，其咎安在”，作者引经立议，征引《易传》、《河图秘征篇》、《易经》的话解释作答，其中“得臣无家”出自《易经·损卦》的上九爻辞。
作者将那些典籍中文章运用得十分自然，有的就算不做任何更改，直接以原文的形式，用在自己的奏议文中，也能够与自己的文章内容完美契合，形成一种质朴厚重而渊懿有光的特点。
比如《朱公叔谥议》中，他就直接用《论语》中“进思尽忠”、“臣事君以忠”、“为人谋而不忠乎”、“忠焉能勿诲乎”，以及《春秋左氏传》中“小大之狱，必以情”、“上思利人曰忠”来区别“忠”的三种类型。作者讨论“忠”的三种类型共用71字，其中所用先秦经典就占了35个字。
而在蔡邕的其他奏议文《上封事陈*要七事》、《南夏育请伐鲜卑议》等，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先秦经典重视另一个表现，对经典的行文用字使用方式的模仿。比如《尚书》中的文章“虚实合用，表象之辞很多”，《尚书·尧典》中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其中的“四表”、“上下”、“九族”、“百姓”、“万邦”都是虚指，文章中用这些，并不表示实际意义的词语，来修饰尧帝的实实在在的功绩就是“虚实合用”。蔡邕的奏议文创作，也受到这种叙事方式的影响，在其文章中也经常用虚词来指实物，比如在《谏用三互法疏》的“四方有事，军事奋功”。
其中的“四方”就并不是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而是代指天下各地；《被收时上书自陈》“为万姓爱”中的“万姓”，也不是指一万个姓而是代指天下人民。曹植之奏议文则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蔡邕文章的写作风格。刘勰说曹植之表独冠群才，其特点在于体赡、辞清、律调、志显、应物制巧这五个方面。
其中的“体赡”指其文章的内容，给人的蕴积深厚的感觉。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中，大量运用先秦经典中的故事以及文字，使得文章读起来味道淳厚深刻。整体而言，蔡邕、曹植、陆机等人的文章中，都重视对先秦经典中的内容运用，所以他们的文章给一种有厚度，不单薄的感觉。
第一文章体势的典雅和缓。儒家之奏议文大多不激进、不骋词，较少直接阐发己意，个人观点很大程度上被弱化，注重凡所言必有依据，这个“依据”通常为，儒家经典“五经”论述中杂以历史故事。“五经”好似一切现实*治的发源地，沿着历史长河顺流而下，可以蔓延至现实社会的细枝末节。
第二朝臣们以“五经”来验证当时的现实*治状况，又从“五经”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的行文方式，使得文章多与历史相贯穿，文字中间自然会有历史的厚重蕴藉之感，给人典雅缓和的阅读感受。儒家之奏议文依然讲究行文的逻辑和层次。
不同于法家之文的地方，在于儒家之文在论述的过程中，也注重描述、记叙，文章雍容丰腴不乏文采；而法家之文则十分偏重，层层相应的逻辑性的论述，其文章虽然精纯有力，而文采略有欠缺。儒家奏议文这种引经据典、典雅缓和的行文特点，虽然有其优势，但也容易造成行文节奏缓慢、文章内容缺乏新意。
汉末以后纯粹儒家风格的奏议文，减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受时代*治思潮的影响；二是儒家风格的奏议文不能完全准确客观地反映现实*治状况。
二、“条理完密”名法家之文
法治主义起源于春秋时代，管仲、子产是法家思想的先驱人物，至尹文、申不害、商鞅、韩非子时代，逐渐成为一个影响较大的流派。他们思想的核心是道家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界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也应该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以自然法则为依据，而创制人的法则。
他们以为有了法，便使人们的行动有客观的标准可以遵循，统治者以法驱众，不必多费心思，大可无为而治。因而法家之文大抵事实允当，言辞简练。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说“晏、管属篇，事核而言练”；刘向也说《管子》“道约言要”。
又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家思想又有相互融合之处，法家思想也受到了儒家、墨家道家，等多方面思想的影响。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和韩非子都是荀子的学生,荀子之文如《礼论》、《乐论》等，大都严谨周详，浑厚老练。
譬如《乐论》首段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文章逻辑前后相接、谨严有序、循序渐进地进入文章的中心。韩非师从荀子，又吸收商鞅、申不害等人的思想，成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其文章奠定了后世法家之文的基本风格：既有荀子之文的逻辑严密，层层推进，又有纯正法家循名责实，道约言要的特点。因而韩非子的*论文具有明快平易，单刀直入的气派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富有煽动性的特点。三国魏晋时期奏议文中有法家之文，主要以傅嘏、荀粲、王弼、夏侯玄、陈群、王朗等人的作品为代表。
儒家之文以经义为矩镬，法家之文则以现实为出发点，从分析客观情况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儒家之文注重晓人以义，法家之文则动人以理。并且这里的“理”是指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在对历史深度理解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分析和解构，择取自己需要的一面，以之来论证现实，进而提出自己观点。
三、“敷张繁穰”纵横家之文
纵横家之文与《战国策》中文章的行文风格一脉相承。宋李格非说“《战国策》所在大抵纵横捭阖，谲诳相轧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文辞之胜移之而已”。区别于《左传》的含蓄凝练，《战国策》的语言更倾向于繁复宏丽，苏秦、张仪等游说诸侯陈述地理，则东南西北，山河湖海。
追述历史，则三王五霸，从古至今；谈*治，则君臣内外，法术权势；论军事，则攻守进退，固险守塞。其间每每结合一连串的夸张形容，把各种情势强调到极致，辞藻绚丽，琳琅满目。这样繁复的文辞影响到汉初的*论文。
《秦策一·张仪说秦王》“夫断死与断生也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万，万可以合天下矣。……然而甲兵顿，市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谋臣皆不尽其忠也。”从一、十、百、千、万以至天下的推展。
从甲兵、市民、蓄积、田畴、囷仓以至四邻、霸王的排写，都是在铺排的基础上造成一种气势，以达到感染读者的目的。贾谊《过秦论》中“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等句。
铺陈排比、比物连类的行文手法，与《战国策》中文章行文风格如出一辙。汉代纵横家之文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而逐渐式微，至三国时期，时代混乱，文人策士奔走于各方，阐述己意，纵横之学复又再起。本时期纵横之家的奏议文，与前时代的纵横之文相近，文辞铺张扬厉，句式排比气势浩然，以陈琳、祢衡、陶丘一等人的文章为代表。
四、总结
官样文章令人望而却步，因为*治上往来的公文有固定格式，和套语的束缚，其所述之事又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以至读起来让人颇感无味。有人用情感缺乏来否定它的文学性，但是“情”为何物？董仲舒认为情是“人之欲也”，用现在的话是心上长草，意即中意、在乎某个对象。
既然如此汉末魏晋这些*治家们在奏议文中，所书写的又何尝不是他们所在意的*事，只不过这些*治家们的情没有大声抒发，多数隐藏于字里行间。
奏议文依然从属于文学，多样化的行文风格与丰富的语言艺术，都为我们展示着它自身在文学上的成就。至于温柔缱绻、缠绵悱恻的个人日常小情致，与壮志凌云、慷慨陈词的家国天下，大情调孰优孰劣，本是存乎一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