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的基本起点是什么魔芋教育 [复制链接]

百家争鸣，即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众多，后世有“九流十家”之说，即儒、墨、法、道、名、阴阳、兵、农、纵横、小说，然可观者九，小说家乃稗官野史，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一般来讲，百家争鸣都有其根源问题，特别是儒、墨、道、法诸家，它们的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大规模的频繁战争给社会*治造成巨大混乱，如何“措天下于衽席之上，解黎民于倒悬之中”；二是面对价值信仰体系的崩塌，应该如何重构民众的精神信仰。面对这两大问题，各家的不同思维路向、理论学说开始轮番登上历史舞台。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仁*”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二者的代表文献是《论语》、《孟子》。而荀子则是儒家学说的“另类”。

那么，儒家思想能发展成一家学说呢？

首先，儒家学说，上承阴阳之变（研究天道的学说），下启明人伦教化（研究人道的学说）。儒家紧紧围绕“轻天道，重人道”这一重大课题，最终建立起一套有关人伦教化的学说。我们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人道，存在矛盾，且问题还会层出不穷。而研究探索人道，务必坚持以人为本来解决矛盾，处理问题。不过，随着旧矛盾的解决了，新问题又开始出现了。因此，自儒家学说诞生之日起，人们一直延续地研究探索人道问题，进行理论创新，避免一刀切。

其次，儒家推崇仁义。孔子开创儒家学派，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学派，随后孟子又建立以“仁义”为核心的学说，而荀子则建立以“礼”为核心的学说。

仁、义、礼的基本要求为：仁者，公也，爱也；义者，正也，宜也；礼者，别也，理也，敬也，养也。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公而忘私，奉献爱心；主持正义，言行得宜；辨别是非，袭常缘理，敬而无失，调养情欲。

再次，儒家遵古袭常，是文化传承的典范。我们知道，儒家始修尧舜之道，效法文王武王。不过，儒家这种倾向性，会导致文化传承有余、文化创新不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李白《嘲鲁儒》也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些儒者死守章句、皓首穷经、脱离实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当然，只要将儒家的这种倾向加以调整，以文化传承为基础、文化创新为主导，才会日日新，苟日新，日日新。

我们再来看一下孟子、荀子在继承孔子儒家学说方面都有哪些创新？

孟子提出“性善论”、“尽心知天”之说，直探人性之根本，为孔子主张的道德原则和“为*以德”的*治理念奠定基础。

《滕文公》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道出了孟子“仁*”思想与其哲学基础两者之间的从属关系。孟子认为自己那一整套社会*治理想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实施的，是因为“人性本善”：“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眺然人们“口之于味也，有同者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办，那么，“至于心”，难道就“独无所同然乎？”孟子指出：“人们的心当然有其研同然”，其中“同然”，就是“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固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当豢之悦我口”（《告子》）。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了。而这四“心”又是仁、义、礼、智之“端”，“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之后，孟子将这“不忍人之心”推广到*治上，就是不忍人之*，即仁*。尧、舜、文王等圣人、先王都是些性最善的人，因此成为实施仁*的典范。

不过，孟子认为“人性善”仅说明行施“仁*”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而并非是行施“仁*”的现实，只有“尽心、知天”才能够保证“仁*”得以实行。他认为，通过主体自觉的修养功夫（如于寡欲、养心、求放心、养气、反身而诚等）实现人生完满的价值，以此解决人们的信仰危机（尤其对治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和唯我主义）。社会*治领域；又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施仁*，行王道，将*治纳入道德范围，因此孟子是从“仁”或“为*以德”层面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理论。孟子认为，这种修养应该是高标准、严要求的。就如“界之教人射，必志于毅”。对当涂者不注重修养，不力行仁*的状况，孟子难忍心头的一腔悲愤：“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告子》）。

为了证明“仁*”是可以实现的，孟子通过历史寻找依据作为一代儒宗，孟子对儒家经典了若指掌。东汉赵歧称孟子“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孟子》七篇中言《书》凡二十九，言《诗》凡三十五，引礼论礼凡二十三。《四书集注》引程子言：“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而春秋作。’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而荀子，则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认为现实经验的人性是恶的，即“性恶论”，因此他强调应该加强后天的学习与圣人的教化，通过礼乐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实现“人皆可为尧舜”的道德追求。荀子说“学不可以已”，也强调“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也主张通过实践实现“致知”，而“致知”既要需要累积，又需通贯。从而实现荀子所论“大儒”应具备的“知统明类”的标准。

《史记》载有荀卿著书的目的：“嫉浊世之*，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着数万言”。

可知，《荀子》中既包含荀卿对先秦“儒学、墨学、道德之学”的学说兴衰的认识，也囊括他对战国末期的各种社会混乱现象的批判。荀子知道诸子之学尽管促进当时学术思想的繁荣，但也产生“有见于此，无见于彼”，“蔽于此而不知彼”等弊端。换句话说，他在批判中对百家的学说思想均有鉴别地吸收。总之，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为重视学习的功用和方法的。*治方面，荀子主张礼制。因此，荀子是在孔子“为国以礼”这个角度来对其思想理论进行继承和发展，表现出道德的现实主义。

儒家思想的影响体现在，认为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就是进入仕途，同时用礼来约束社会，从而体现出社会的尊卑等级观念，对统治阶级倡导“仁”为核心思想进行德治与礼治。

儒家的这些思想，尽管反映出封建阶级等级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是为了保持社会和*治国家共生的思想，对后世治理国家的*治影响极大，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