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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儒家的荀卿,他的思想特点完全可以用一个“礼”字来概括。循着儒家的脉络来看,孔子的思想突出“仁”,孟子的思想突出“仁义”,而荀子最突出的思想便是“礼”,并加入了“法”的思想,既“隆礼”,又“重法”。《劝学》篇“《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至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荀子认为,《礼经》是法律的规范,条例的纲领,可以称作是道德的顶点,将“礼”的作用和统摄性推崇到极点。荀子扩大了礼的支配范围,礼不但包括法的因素,甚至包括天地日月等自然现象,“礼”成为社会和自然的最高准则。“礼”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从个人的层面上来说,礼能够调养人的欲望,并使人修身自省。从社会和国家的层面上来看,礼是促进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修身》篇中有“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王霸》篇中有“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礼”对治理国家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由此可见,荀子是真正将“礼”的意义和功用推到了极高的位置。荀子的礼论无疑溯源于孔子,但因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荀子“礼”的意义与孔孟大有不同,孔子的礼更多显示出对西周文明的留恋与向往,孟子的学说则以性善论为出发点,将礼的实现更多地寄托于人内心的自觉和自我的道德修养。
而荀子的礼则不同,加入了一些“法”的思想,不但“隆礼”,而且“重法”,十分强调法律的约束和制裁作用。他的礼论以人性恶为思想基础,强调法律上的赏罚,是由于人之性恶,由于生而有好利而恶害之性,因而要用“法”来约束和制约。荀子是由礼到法过渡的践行者,搭建了礼与法的桥梁。
身处社会变革的前夜,这是荀子必须要做出的改变。荀子“隆礼重法”思想背后的深层目的是为*治服务,强调文艺的社会功用论。所谓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应时而兴,荀子也不例外,其学说的功用论意图明显。《乐论》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音乐-人心-治道”的模式。音乐可以感化人心,从而影响社会风尚,决定社会治乱。这样就把文艺的*治功用提到了极高的位置。
总的来说,荀子看到了文艺与*治的密切关系,从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特别强调文艺服务于*治,用“乐”来使天下“大同”,把“乐”作为礼的辅助工具。在荀子看来,文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可以为严肃的封建等级制度服务。它可以作为等级的标志,是天下和同的需要。荀子所处的时代,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他的文艺观侧重于功利性因素,为统治阶级的集权和*治的统一服务,对封建时代文艺的发展有着明显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