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是在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下，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而非思想家们的闭门造车。想要正确认识一件事情的全貌，就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
同样的，先秦儒家底线思想的形成，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治局面以及思想文化发展状态的社会背景是其滋长的土壤，同时先秦时期儒家的创立及其特色则是其形成的学术条件，我们必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逐一考察，以求在历史的原貌下客观的分析先秦儒家的底线思想。
01先秦儒家底线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1.经济背景
先秦儒家底线思想，形成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提出的道德伦理观念中蕴含的底线思想为源头，后经大儒孟子、荀子的底线思想不断汇集其中而趋于完善。
先秦儒家的这三位先贤，先后诞生于春秋战国的不同时期，孔子生于春秋末年，孟子生于战国中期，荀子生于战国末年，而春秋战国这一大变革的特殊时期，不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此时的社会经济都发生着巨大变化。
（1）生产力的发展
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革新是春秋战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体现。首先，“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原本用作祭祀的牛取代了单纯的人力，成为了农业耕作的主要依靠。其次，铁农具广泛用于农业耕作，为土地的开垦提供了便利。
此外，很多诸侯国还兴修了运河、灌溉渠等水利工程，例如：秦国的都江堰、郑国渠，楚国的芍陂水利工程等。牛耕技术在农业生产上广泛应用以及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推动了春秋战国的农业向精耕细作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春秋战国不仅农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农业发展的带动下，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新的变化。在手工业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分工已经相当细化，相关的记载可见于《考工记》一书中，“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从手工业各业具体来看，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得冶铸业兴盛起来；
此外，纺织业上发明了脚踏提综的斜织机，生产效率得到大幅的提高，纺织品的种类也繁多起来，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制陶、煮盐等行业也有很大发展。
商业方面：在春秋以前，商人和手工业者都有专官统率，春秋买卖后时已出现较为自由的商人，他们四处奔走，在各地各行之间互通有无，春秋末期土地可以自由，他们又购买土地成为地主，与领主相对。到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更加自由，货币使用日盛，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2）生产关系的发展
这一时期生产关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出现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经济制度上。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首先表现在井田制度的瓦解上。井田制是从商朝延续到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所谓井田制，就是将所有土地划分成块，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由周围的百姓共同耕作，收获归公，私田由百姓各自耕作，收获归耕作者所有。
在这种土地制度下，生产方式是由农民共同劳作，生产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但到了东周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亲缘关系的疏远，以宗法分封制为依据的井田制已逐渐有名无实，到春秋战国时，井田制进一步被瓦解。
一方面，由于宗族亲缘关系的疏远以及夺田兼室的家族斗争，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脱离宗族的自由民，他们积极的开垦荒地，使得私田的数量极大的增多；另一方面，铁农具的使用极大的便利了荒地的开垦，且私田获利较公田更多，这都刺激了私田的开垦。
长此以往，至于私田的数量超过了公田，原本以宗法血缘为依据的井田制度便遭到了瓦解。
在井田制逐渐瓦解的背景下，各国先后开始出现了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新的土地制度，其中以管仲在齐国推行的“相地而衰征”为例，“赋禄以粟，案田而税。……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
视土地的多寡和土地质量情况征收赋税。鲁国的初税亩，以及后来秦国的除井田、连阡陌等土地制度也都是这一时期生产关系的新变化。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基本上形成了一家一户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这是先秦儒家底线思想产生的经济大背景。
02*治背景
与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变化相适应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治上的变化也是相当巨大的，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变动和阶级矛盾的深化两个方面。
（1）社会结构的变动
在春秋前的西周时期，实行的是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宗法分封制度，周天子是最高统治者，将领土层层分封给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在贵族之下是士和等级更低的庶人，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
到了春秋时期，与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化：其一，周王室衰微，王权下移。周天子之下的诸侯等实力不断强大，甚至相互争霸，原有的等级秩序被严重破坏。
其二，工商阶层形成。原有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使得工商业者可以从中脱离出来，他们获得更加自由的身份后，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实力逐渐强大，威胁着旧有的奴隶主贵族阶层的统治。
其三，士阶层的崛起。随着西周王朝的逐渐衰落，掌握着六艺的士失去了原有的职业和身份，开始流向民间，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谋生，私学逐渐兴起。私学使得教育更加普及，一些庶人通过接受知识教育跻身到士阶层，于是，一个新的相对独立的士阶层形成了，并且逐渐壮大和崛起。
（2）阶级矛盾的深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原有的*治秩序。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日渐腐朽没落，而在新的生产关系下，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发展壮大，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同时，还积极谋求*治地位，这些都严重威胁着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阶级矛盾开始尖锐化。
03文化背景
文化是对*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治的大变革，经济的大发展反映到文化上，必然也会带来人们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天与人关系的变化与“礼”和“乐”地位的衰落，以及在文化领域出现的百家争鸣，这意味着文化开始向更加理性、人文的方向发展，为先秦儒家底线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
（1）天与人的关系变化
天命神学是周代时用来维护宗法奴隶制度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周人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君主是“天”的代言人，君主的权力是由“天”授予的，同时，它以宗法制度下的“德”对一切人的行为决定赏罚，所有人都要尊天敬德。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由于*局动荡混乱，天命的归属不断发生改变，人们对于天命的解释也变换不一。
一些霸主甚至已不满足于君权神授理论，他们把君权奉为至高无上的，而神权成为附属，只要拥有了君权，一切都可以得到，这些行为和观念使得君权或是神权都丧失了其合法性。
在如此现实的影响下，尊天、敬德的传统信念发生了动摇，《左传》中记载了虢国史麗“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的言论，史麗将国家兴亡与天道和人道联系起来，认为向人民听取意见的国家将会兴盛，向神听取意见的国家将会衰亡，天道最终也是“依人而行”的，表达了先人后神的观点，“天”的神圣性开始出现消解。
《左传》中还记载了子产的言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郑大夫子产明确的将天道与人道分离开来，认为天道远离人间，而人道却是能够就近掌握的，天道不是人道的主宰，人也无法通过观察天道而预知人道。
以上记载虽然零星不够系统，但是也能反映出人们观念中“天”至高无上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人们愈发重视主观能动性的力量。
（2）“礼”与“乐”的地位衰落
这里所说的“礼”和“乐”主要是指西周时由周公创立的用于维护周王室的宗法等级秩序，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涉及*治、生活方方面面的一整套礼乐制度，具有典范性的作用。
但是由于周王室的衰微，奴隶主贵族统治越来越难以为继，礼乐制度的实施失去了有力保障，加上一些为了争夺权力弑父杀兄，违礼僭越的事件不断发生，社会上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礼”和“乐”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典范作用，地位日渐衰落。
（3）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
西周时实行的是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官府垄断着学术典籍，礼不下庶人，文化发展发展处于一种消寂状态。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治经济等方面出现的巨大变动，王权贵族的统治产生动摇，对于文化教育权逐渐失去掌控，“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出现了文化下移的现象，有为的知识分子开始创立、兴办私学，使得普通人也有机会接受到文化知识教育，这为后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奠定了基础。
自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以后世风日下，追求私利成为一种风气，道德败坏的事情时有发生，原有的礼乐制度已经难以发挥其典范作用，新的社会道德规范迫切需要被建立起来，一大批文士有感于此，根据自身的精神追求纷纷建立学说，上说下教，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