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代表一国之主，“侯”、“王”、“君”三级称号，虽只是一字之差，若是在古时候用错这些称号，可是关乎家族存亡的大罪。同时对于绝大多数渴望建功立业的人而言，封君、封侯，更是一辈子遥不可及的梦，例如飞将军李广便留下了“李广难封”的遗憾。
一、春秋时期侯是一国之主，战国时为何大臣也称君侯？
众所周知，封侯一事，至少在商周时期便已出现，那时候“侯”的甲骨文字体有用弓箭射击相关的含义，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侯是对有军事职权的地方诸侯的统称，顾而其延伸的意义既指的是五等爵位制度中的第二等侯爵，也泛指有国者。
例如我们所熟知的齐国、晋国、韩赵魏三国都属于“侯爵国”，而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国最初仅是“伯爵”国，更有甚者，按照《华阳国志》的记载（“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就连吴、楚这样问鼎过春秋五霸的国家也还只是“子爵国”。
但无论齐晋，还是秦楚，我们在称呼他们的时候，其实都是将他们统称为了“诸侯国”。
换言之，“侯”这个字，哪怕在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刚分晋那会儿，也是相当有地位的，因而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特地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年），周威烈王姬午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这件事作为整本大作的开篇。因为在他这位*治家看来，当代表着周天子至高权威的分封权，都沦为韩赵魏三家分裂主公的“乱臣贼子”肆意摆弄洗白的工具时，这也就意味着周天子对诸侯的管理真正名存实亡了。
虽然，早在5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年的时候，韩赵魏三家便已经实质上瓜分了晋国公室的领地和职权，晋国公室当时便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受传统儒家文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观念的影响，司马光认为名实统一，才名正言顺，光有，而没有名，是算不着数的。
其中这个名，指的就是周天子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侯”这件事。
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一旦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并且每一次都会比前一次有更多的要求。
当韩赵魏三家通过武力的方式，洗白自己获得“封侯”的资格后，历史进程便由春秋时期进入了战国时期。
有别于春秋时期大家还假意迎合周王室的“争霸”模式，战国时期的诸侯们已经连基本的掩饰都懒得做了，他们的目标移向了那个至高的位置——王。
在秦朝确立之前，“王”代表着天下共主的位置，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国之君，哪怕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实力已经超越了周王室，他们名义上依然只是周王室名下所属的附属国罢了，能够和王平等的只能是同样的“王”级*权。
据记载，历史上徐国的国君徐偃王就曾经僭越“伯”位而称“王”，来表示自己和周王室分庭抗礼的意思。
战国时期魏惠王、齐威王挑起的徐州相王一事，便有着类似的意义：你这老板不得行，我们不再满足于做臣子了，我们要自己创业做老板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同韩赵魏三家和晋国公室的关系一样，战国七雄依据分封制建立起的统治*权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家族势力，只是说通常情况下，是各大受封的诸侯家族势力更加庞大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诸侯家族不需要分利给别的卿大夫家族，来维持内部的稳定。
对于诸侯国君和各国的卿大夫家族而言，为了体现和身份相匹配的待遇，他们需要对“称王”后形成的新蛋糕进行切分。
封君和封侯制度的形成，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封君和封侯的赐爵标准；
同“侯”字相同，君字也始见于商代，《荀子·礼论》解释说：“君者，治辨（通“办”）之主也。”即“君”的意思，代表着发号施令治理国家的人，在后世演变为天子的专属称号前的先秦时代，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包括卿大夫、诸侯、周天子在内的贵族阶层的通称。
封君和封侯制度，既是一种诸侯国君给予大臣名誉拉拢他们的做法，也是一种资源和权力的再分配。
据杨宽先生《战国史》统计，终战国之世（公元前年至前年），七国共封列侯封君九十五人，其中魏国十七人，赵国二十五人，韩国七人，齐国五人，楚国十四人，燕国五人，秦国二十二人。
除了嫪毐这种不讲武德的炸天选手外，其余选手主要获得封君和封侯赐爵的方式有三种：
1、因功封侯；
2、出身贵族家族，受家族势力的影响；
3、与君王关系密切，对君王有功。
在这方面，武安君白起和文信侯吕不韦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们都知道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就开始实施十八级军功爵制（后发展为二十级军功爵制），在这套体系下，各人职位和军功挂钩。
白起作为长平之战的大功臣他封君是实至名归，而吕不韦封侯这件事，更多是出于他跟秦庄襄王个人的交情，可以说这是秦庄襄王对吕不韦扶他上位的一种报答感谢。
值得注意的是，封君爵位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可以继承世袭的，通常情况下封君只是享有食邑权。而因军功封侯的人，他的后人却是可以世袭父辈职位的。
上面讲述了封君和封侯制度的赐爵标准和产生过程，下面咱们再来聊一聊，它对历史的影响。
三、战国时期的封君、封侯制度，是对西周分封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1、封君、封侯制度，是各诸侯国在继承西周分封制度的基础上，为了适应诸侯争霸的产物；
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后，后来周王室改变了商朝内外服的*治制度，开始实行由分封制和井田制构成的治国体系。
《孟子》中记载：“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按照这套体系，天子拥有都城附近千里的领地，无论是从军事还是经济的角度，都对诸侯们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
这一制度的实行，对于周王室在通讯和交通条件都难以实际控制庞大领土的前提下，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通讯全靠吼，交通全靠走的时代，周天子一如何管理庞大的疆域。
乔·吉拉德的定律说一个人的精力顶多能维持人的社交圈，多了的话，恐怕就要手忙脚乱了，对于一国之君而言，统治的人口以万为单位，在自己无能为力管理庞大人口的基础上，可不可以设计出一套由上而下，分级管理的制度呢，这样一来，自己只需要管理各级领导人不就可以管理全国了吗？
这就是影响重大的“分封制”，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在早期的时候，确实对于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意义。
但是周天子光是想着一开始自己居住在天下的中央，对诸侯们拥有绝对优势，却忽略了诸侯们的成长性。
随着诸侯通过战争的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原本诸侯和周天子之间的差距就在不断缩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西周的覆灭，周王室对诸侯们的约束力就越发小了，双方的差距发生逆转，诸侯的实力开始超越周天子。
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土地国有的井田制不再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识之士敏锐发现原本固化的井田制难以刺激民众生产的积极性，也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土地面积，改革势在必行。
当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出现后，井田制模式下的奴隶制集体农业越发限制了社会的发展，于是各国开始寻求新的土地制度。
此时，社会经济模式开始由奴隶制贵族经济，开始朝着小农经济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方向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奴隶制贵族经济的没落，也标志着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贵族*治的逐渐没落，在百家争鸣的文化基础和小农经济的共同推动下，一种更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官僚*治系统逐渐成型，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分封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封君、封臣制度。
2、战国时期的封君、封侯制度的出现，意味着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分封等级制度的崩溃和瓦解，同时也代表着各诸侯国君已经实际上实现了*治独立；
赐爵制，其实在战国时期便已经出现，比如齐庄公为了鼓励将士勇敢作战，便以赐予贵族爵位为条件拉拢将士。
这种赐爵制度打破了血缘制度的约束，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条上升的渠道。
到了战国时期，哪怕是重视血缘贵族的魏国，也开始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封君”、“封侯”无疑对于这些想要建功立业的人而言，就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事情了。
我们熟知的商鞅、范雎，或者以战国四公子为首的贵族阶层培养的门客，都是这套体系的受益者。
在兼并战争冲突越发激烈的战国时代，各国只有尽可能利用各种方式招揽人才，才能让自身摆脱落后挨打（延迟被秦国兼并/滑稽）的命运。
在我印象中，这方面做得最大方的是燕昭王，他在乐毅破齐后，直接封其为昌国君，并将昌国封给他做领地，这等同于让乐毅有封国了，放在王号还未泛滥的时代，乐毅都可以和燕昭王平等对话了。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从实际上说明，当时周天子的影响力确实衰微到了无力干预诸侯的程度了。
千古兴亡多少事，单是封侯这件事就经历了这么多波折，着实让人感慨不已。
文/脑洞趣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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