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而为性
2、虚静之心
（见上篇）
3、师法权威
儒家一切人文价值的源头并不在外，而在本有的心，孔子以仁义释之，仁代表了内心的态度和方向，义则代表了此态度和方向所具备的理性，是故理存在于心。孟子的性善说则是立于本质进一步对此心进行了论证。反观荀子所主张的性恶说并不是没有道理，性善和性恶本可以在不同层面进行说明，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然而荀子最大的致命处即是否定了孟子本质层面的性善说，将“性恶”形下之现象代替了“性善”形上之本质，以后天经验取代了先天超越，这样自然使得心性再也无法作为价值之源。
荀子的性恶说强调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其教育的外在条件是圣人与礼法，而内在之源是我们的认知心。荀子用虚静来形容此认知心，以盘水来比喻此认知心，然此心唯有能接受的功用，不具备创生的功能，能接受故此心可以被改造，不能创生故此心不能作为一切人文价值之源，是故荀子不得不为人文价值另找一创生源头，此源头便是师法和权威，荀子在其迂回纠结的理论体系中，终使得儒家的内在道德秩序被外在的师法权威秩序所代替。
《性恶篇》中云：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要成就善德善行就一定要靠圣王的治理和礼义的教化才行。有人质疑荀子，既然人性本恶，那礼义又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呢？其实问者的意思是说，如果只有圣王和礼义这些外在的缘，而没有内在性善的因，又如何能起到教化的作用。然荀子始终不接受孟子的性善之说，认为仁义礼智皆由性外入，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所以荀子说到，礼义法度都是圣人通过后天努力而制定的，非出自于人之本性。这就好比制陶的人和制粘土做成瓦器，你不能说瓦器是天然就有的；又好比说木工将木头斫成各种木器，你也不能说木器是天然就有的。器皿都是通过后天加工而形成，礼义法度亦是一样，是圣人通过不断思考，不断积累经验后制定出来，“伪”即是后天人为努力的意思。总之在荀子看来，人性一定是性恶，既然是性恶，那就一定要师法的教育和权威的约束。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了荀子静虚的观待心，由此心的认知功能，是故教化得以成为可能，然此心与理处于对待的关系中，所以理在心外。理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若将一切价值的根源归于此自然之理，那便是类似于道家的说法，但在荀子看来，我们有驾驭自然规律的能力，《天论篇》云：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荀子首先承认自然规律是强大的，因为规律不会因为尧的圣明和桀的暴虐而改变，然而这么强大的天，荀子认为是可以通过人为后天的改造而驾驭之。是故荀子说，一味地推崇天而思慕它，怎比得上将天当作物去控制住它；一味地顺从天而歌颂它，怎比得上掌握其规律而合理利用它。荀子建议如果大家能够加强农业生产，厉行节俭，那么上天也无法让人们变得贫穷；如果我们的衣服饮食能准备齐全，又能适时运动，那么上天也无法让人们生病；如果我们能应自然规律作出后天的努力成就，那么上天也无法使我们遭受祸害。此段要说明的重点是人文价值的源头非建立于外在的天道，既然价值源头非“法自然”，亦不归于性，是故荀子只能一味强调礼的重要性，然如何能顺利实行礼法？荀子最后的理论出路只能付之于权威思想。
《礼论篇》云：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君道篇》云：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荀子认为礼有三个根本：天和地是生存的根本；祖先是族类的根本；君主和师长是国家安定的根本。在此三个根本中，唯有君师之根本才具有人文之源的意义，由此，荀子将儒家的尊礼逐渐过渡到尊君，最终言其道在君，而在孔孟，道应在“仁”在“义”在“心性”。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在荀子看来，整个国家的命数在于君，是故其言，君王是社会安定的源头，源头清澈，下源的水流自然也清澈；源头浑浊，下源的水流自然也浑浊。比喻的是明君必有清廉之大臣官员，而昏君也必然有腐败之大臣官员。所以有人请教如何治理国家时，荀子的回答是，我曾听说君王只要修养自己的品德就可以了，如果内在的德行没有又如何能治理国家呢？君王就像测定时间的标杆，民众就像这标杆的影子，标杆若是正直，影子自然也会正直。或者说君王就像盘子和钵盂，民众就像所盛之水，盘子若是圆的，所盛之水也是圆的，钵盂若是方的，所盛之水也是方的。荀子虽然在这里说明了君王的道德是社会安定的关键，但我们却不能将之理解为，荀子要说明的是道德为一切人文价值之源，因为荀子的理论是性恶说，荀子之道德完全来源于师法和权威，加上其君为道的思想，是故这段文字荀子实际上是强调君王的威权性。
荀子之所以转向权威主义，是由于其理论上迂回曲折的迫使，是故荀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家，其思想的方向仍是重人轻法，重德治大于法治，如《君道篇》云：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
荀子认为，有搞乱国家的君王，没有自行混乱的国家；有治理国家的人才，没有自行治理的法制。这就好比后羿的射箭方法并没有失传，但其方法并不能让后世之人都能做到百发百中；大禹的法制虽然至今存在，但夏朝并不能世世代代称王天下。所以法制不可能单独有所建树，律例也不可能自动被实行，只有拥有了善于治国的人才，法制才有其存在的价值。若失去了有德行的人才，法制的精神也就灭亡了。所以说，法制只是*治的开始，而君子才是法制的本源。
荀子的这份态度和方向虽然坚持了儒家的传统，但其礼义和师法却不得其源，论其心性，性恶说自然不能成为人文价值之源，而其虚静之心亦无价值之觉，是故儒家最为重视的“德性我”始终蔽而不显，此理论流弊至其学生韩非处，更是否定了一切规范，唯以建立人主之权为其事业，至此，中国文化精神颓废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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