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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孔子一场漫长的思想对话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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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场漫长的思想对话

(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5-6分钟)

近代以来,一些学者们站在世俗主义立场上,把孔子的思想往无神论方向解释。比如,他们会用“鬼神”来偷换“天”的概念,把“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子解释成无神论者。其实,当时鬼神代表的根本不是正信,而是迷信,是前面说的蚩尤时代留下来的一些怪力乱神。这些“鬼神”是魔鬼邪灵,并不是真神。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主要是针对这种迷信思想,显示出对鬼神的激烈拒绝。他虽然说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即用一种不得已的方式接纳了当时对祖先的祭拜,但那是因为他自身想要通过家族来维持礼。在他内心里是拒绝“怪力乱神”的。可是,如果说他不敬天,那就大错特错了。

春秋以来,虽然上古天命观对真神的敬拜逐渐褪色,民间开始走迷信的道路,老百姓到处拜偶像、信怪力乱神。但华夏民族的精英始终只是推崇有限的理性主义,而不是彻底的无神论。

现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说,孔子在《论语》中暂时撇开天命、天道,开辟了仁、智、圣的生命领域,他的思想没有成为宗教。可是,话又说回来,孔子只是暂时的撇开了天命,天道,但他一生始终是在敬天、等候天命的。他始终在等候着“真命天子”再次出现。

谁才是真正的天子呢?《孟子·公孙丑下》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孔子是前年去世的,犹太历跟中国农历不太一样,往后算年,正好是耶+稣降生。所以,有人指出,孔子在一直在等候的这位真正有天命的王者,其实就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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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版这一点,非基*督徒的学者是很难接受的,不过也很难反驳,所以他们会更多倾向于从对此后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影响去理解孔子的思想。这当然也很重要,但他们的阐释往往不顾孔子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而给孔子加上了自己的一整套逻辑,甚至贴上了一系列后来人类思想的标签。

例如,刚刚去世的思想史家李泽厚先生说,孔子的仁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这四个方面都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外在血缘、内在心理、个体人格、人道主义。在李泽厚那里,外在血缘被认为是从原始部落里面积淀下来的家族纽带。孔子用人际关系中的“仁”来解释外在血缘里的“礼”,其枢纽被认为是强调内在心理——这就是“诚”或者说“信”。

例如,有人问所谓三年之丧,也就是为什么父母死了要守丧三年?孔子说,你小时候爸爸妈妈要抱你到三岁,父母死后守丧三年就是为了报答爸爸妈妈抱你那三年啊,否则你心安不安呢?相应的,李泽厚认为,孔子也会用内在的个体人格,或者说“智”,来解释外在的社会义务,也就是孔子说的“义”,并认为这就是所谓人道主义。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孔子的思想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

其实,李泽厚用来描述孔子思想内在逻辑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如果再加上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本身就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保守主义秩序的中心。

历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宣称: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者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这一段话,堪称是中国的保守主义宣言。

正是因为“五四”用激进的“新文化”打翻了“孔家店”,打倒了“三纲五常”,中国的社会才变得会这么乱。可是,如果把百年革命的尘土轻轻拂去,中国的社会是有保守主义根基的。其实李泽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就主张“告别革命”,不让救亡的焦虑代替了启蒙的任务。

但事实上,如果从李泽厚回到陈寅恪、王国维等保守主义的前辈那里,还可以再进一步说,告别启蒙,就必须回归传统——回到中国古代来自神一般启示的敬天,回到西方传统背后来自神特殊启示的基+督信仰,才能真正救人类之灭亡,而不仅仅是民族的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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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所以,如果我们站立在历史的真实根基上,也就不必像李泽厚用所谓原始的部落民主来理解儒家,或者像葛兆光那样把儒家追溯到古代的巫师。真正可以解释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是春秋时期的保守主义社会思潮。

如何保守华夏文明的根基?又如何维护和复兴周礼以及它背后的社会秩序?就拿仁、义、礼、智、信这一类当时流行的的概念举例,春秋时有三条华夏保守主义的思想路线/p>

一条思想路线是流行于齐、鲁这些东方诸国的“仁、义、礼、智、信”,它的原型其实就是所谓“智、仁、勇”三达德。这在当时作为一个君子的修养,在这些国家是被特别注重的。正是在这里,“君子”从国君的儿子、贵族的身份,变成一个道德修养意义上有文化、有品质的人,这是所谓东方人文主义的起源。

另两条思想路线分别是从晋国和中原地区来的。晋国人非常注重义气,用“义”来维护周礼强调的名分;另外就是“法”,用它来约束老百姓的行为。

这些思想,孔子因为晋国跟鲁国的交往也能够听得到。同时,中原各国“和”的思想在春秋晚期逐渐兴起,特别是在弭兵之会后,讲究和平、讲究调和等这些从音乐、烹调、医学中间发展出来的思想,通过子产,经由郑国,也慢慢流到孔子这边。

所以,孔子有点像西方近代哲学史中的康德,是一位蓄水池式的人物,是承前启后的,当时各国各个方面的思想都流到他那里,然后由他把这些思想加以整合。

从孔子的弟子那里,又开出了后来其他的各个家,比如子夏开出了法家,墨家的墨子原来也是儒家的学生,从孔子的天命观开出了天志、明鬼这些近乎宗教的东西,甚至影响到后来像白莲教、三阶教这些民间秘密宗教。

当然,孔子的这种整合是无意识的,不像老子那样是一个比较有意识的体系。道家一开始就有老子,跟孔子是有一点针锋相对的,但孔子晚年也有像道家的思想,比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读《易》可以韦编三绝,孔子这些注重个人空间、个人修养的东西,跟道家都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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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既然孔子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那么如果我们要对他的保守主义思想路线进行系统整理,就可以分成两大块:

一块是“承前”的,礼、仁、义,这些当时流行的思想,是一般公认的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如果我们追溯到最前面的话,就是从巫史传统慢慢改造成礼,从礼又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原的和乐,一个是三晋的刑名(法)。从乐和法的方面发展出义,最终又融合到齐鲁的仁。

也就是说,古代以来的这一套思想演化,最后都可以解释成仁。仁一方面是爱人,一方面是克己复礼,而爱人又从直、忠、恕这三个方面加以解释。这条路线,可以说是一套集中国上古保守主义之大成的伦理哲学,同时也是*治哲学、*治美学。

另一块是“启后”的,因为孔子有自己个人性的思想,并且他的思想还可以从天这一方面加以解释。他期待天命,也想自己悟出天道,所以天命和天道慢慢就集中到“士”的身上了。孔子心目中的士,是可以通过学和思发展成君子的。

君子一方面要“学而优则仕”,有空的话要做官从*,担负起天下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君子要修德,修德成功,小的可以成为贤人,大的可以成为圣人。*和德,学和思,都是君子需要做的事——这一套思想,牟宗三先生称为“天命下贯”,也就是说,天命向下集中到人的身上,灌注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最终就变成君子、变成圣人,可以代天立仁,替天行道。

其实,这仅仅是孔子一种不得已的思想,他一生都在期待天命,期待那个真正的天子。可是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他就主张用一套这种圣人、君子的思想来维系这个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孔子的*治神学。*治神学如果与前面的伦理哲学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谓“内圣外王”,这是日后儒家思想非常重要的目标。

但如果分开的话,前一方面的伦理哲学,后来传给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而他们的后继者其实应该是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了;而后一方面的*治神学,后来传到荀子,再传下来是董仲舒、张载、程朱理学。这样,就在儒家中间形成了中间两个巨大的思想流派。

有人说,两千年的西方思想,都可以理解成思想家们在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如果这样说的话,两千年的中国思想,是否也可以说同样是在与孔子进行一场漫长的对话呢?

『二零二二年五月七日』作者

邹Sir校对

雨石审阅

貂儿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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