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
（教授）
在孔子和儒者看来，学做君子，是使人生光明磊落的事，是毕生修身的事，也是可以“下学而上达”的事，更是自利利他（“己欲立而立人”）的事，统称为“为己”之学，即能成全自己的道德人格，进而才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孔子及其弟子留下的《论语》，“君子”共出现次，是诸用语之首。其特点是常常将“君子”与“小人”对举，互相发明。
孔子对君子的品性、行事、戒惧以及在不同场合的作为，都有全面的、立体化的表述，背后也都有历史故事作为例证，用心良苦，以此为弟子确立一个如何做人的目标。
孔子一生开办民间私学，有教无类，培养出大批君子，为后世塑造青少年灵魂的教师群体树立了榜样。孔子论述君子与小人的话语中有两句最为典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喻”，晓也。君子从内心里认知正义和公益，以“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非义不为。小人则处处以个人私利为考量来行事。两者在价值观上没有共同语言：在小人看来，君子的道德坚守是愚笨；在君子看来，小人的损人利已是卑鄙。
由此引出在群己关系上两者的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讲仁重义，能够推己及人，尊重他者，包容差异，和谐共处，这就是“和而不同”；小人重利为己，喜欢拉帮结伙，唯我是从，勾心斗角，必然“同而不和”。
我们可以把“义利之辨”“和同之辨”视为识别君子与小人的纲要，如此，君子之道便会纲举目张，易于完整把握。
孟子和荀子论君子亦有多种表述，且新意迭出。如孟子讲：“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孟子很用心于君子之德的教育实践，他论士、论大丈夫亦是其君子论的精彩篇章。
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贮）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论君子，以“诚”为魂，抓住了要害。他强调君子在性情上一如常人，行为与民众交融，只是不偏离仁义这条中轴线。
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易传》是对《易经》的理论解释，由儒道兼综的儒学群体所撰，其论君子颇多精到之处。如：《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系辞下》曰：“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当代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把“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视为中华精神的两个侧面：开拓奋进和海纳百川。
当代新理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修辞立其诚”来反思自己的人生。可见《易传》论君子的影响多么深广。
《大学》曰：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中庸》云：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君子和而不流。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
《大学》与《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朱熹将其拔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与“五经”同尊。
《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是三纲领，而后才有八条目。
“大学之道”，一是对应“小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而言，它是教人穷理、正心、修己、济世的大道理；二是对应“小人”而言，它是教人学做大人之道，即君子之道，先立乎其大者。
大人与小人、君子与小人之不同在于立志：大人和君子立志于“仁以为己任”，推行仁义于天下百姓；俗子和小人立志于求一己之私利，只求自己富贵荣华而置民生他者于不顾。儒家讲“修、齐、治、平”，关键在于修己而为君子。由此可知，君子之道在儒家价值观中居于崇高的地位。
《大学》与《中庸》论君子，在要求上很严，君子不仅要“慎独”，还要治国安邦、遵循中庸达到“时中”，即与时俱进、把德性与学问结合起来，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有高度又切实用。
冯友兰先生家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下联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来自《诗经》，表示他的哲学使命是探究古代哲人智慧以推动新中国建设；下联取自《中庸》，表示他的新哲学特色在于把天人之道与日用伦常相结合。
《礼记》其他篇章，论君子所在多有。如《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曲礼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礼器》：“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论君子，侧重于以诚行礼和教学为先，在人际关系上强调不以己之长责人之短，乃是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义。
此外，《墨子》中也有论君子之言，如《亲士》：“‘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强调君子与众人的区别在于君子重义，故不把享受放在心上；而众人重欲，故尽力去追求。
儒家君子论又不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绝对化、静态化，而认为两者之差别是相对的、动态的。以义利之辨而言，君子并非不言利，小人求利也并非全然不对，其间有个分寸的把握问题。
人皆有求富贵、恶贫贱之心，这是人性使然，君子与小人之不同，不在求利而在得之是否正当。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君子见利思义，得之以道；小人见利忘义，得之以非道。
例如，商人求利乃天经地义，守法诚信者即为君子，违法欺诈者即为小人，其严重者是为罪人。现今人称儒商者，不仅能够合法经营，而且取之于社会又回报于社会，将部分利润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儒商多起来会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为人民的富裕生活做出贡献。
再说，社会上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君子群体和小人群体：君子如怠学不勤、意志不坚，就会下降为小人；小人如能见贤思齐、内省改过，亦可上升为君子。
人性往往是善恶相混的，有时道德理性增强，有时私心物欲泛起；有人七分君子、三分小人，有人七分小人、三分君子；在起落中彼时为君子、此时为小人，彼时为小人、此时为君子。一生定格于君子不变、定格于小人不变，这样的人也有，只能是一部分，而非全体。
孔子看到道德人格涵养的动态性和长期性，因此强调终生学习和修养的必要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的先天之性都差不多，但后天积习将人的精神境界拉开了距离。他把仁德作为君子的第一品性，要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务必使亲仁、行仁达到高度自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他自己不敢以仁人自许，也不轻易许其弟子为仁人君子。同时他指出，一个人只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关键在于立志和努力，还要坚持不懈。
总之，在孔子和儒者看来，学做君子，是使人生光明磊落的事，是毕生修身的事，也是可以“下学而上达”的事，更是自利利他（“己欲立而立人”）的事，统称为“为己”之学，即能成全自己的道德人格，进而才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本文来源：《月读》年第3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周刊编辑：东方/陌上思想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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