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早期出土文献不断问世，加之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引入，传统学术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就《论语》研究而言，涌现了许多对于《论语》文本的译注、考释、解读，同时还有不少“《论语》学史”的研究成果；既有文献的考证，也有哲学与思想的诠释。每年相关的论著往往在十几部、几十部以上，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总体看来，《论语》研究的成就不可谓不大。但不可否认，当前的《论语》研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那么，如何才能促进《论语》研究的学术水平真正实现质的提升？《论语》研究应该具有何种范式？我们认为，要实现上述突破，就必须将构建中国的“论语学”提上日程。如今，经学重建已成为热议的话题。而对于“论语学”的构建，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学界虽然有“论语学”称谓，但无论其具体指向还是实际研究，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有的甚至将“论语学”等同于“《论语》学史”。现在是时候认真考虑“论语学”的问题了。当前大力构建中国“论语学”，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
一、“论语学”应立足于“论语类”文献
说到“论语学”，人们自然会首先想到《论语》。在我们看来，“论语学”固然首先要研究《论语》其书，但却不能仅仅研究《论语》一书，它应当涵括整个“论语类”文献。
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中，“六艺略”就包括了“论语”一类，这一类排在“易”“诗”“书”“礼”“乐”“春秋”之后，与之并列。后面还有“孝经”与“小学”类。在“论语”类中，《汉志》共列举了“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具体表述情况如下：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
《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
《鲁》二十篇，《传》十九篇。
《齐说》二十九篇。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
《鲁王骏说》二十篇。
《燕传说》三卷。
《议奏》十八篇。石渠论。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图法》二卷。
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在这里，所涉及到的十二家都属于“论语”。可以说，《汉书·艺文志》对于“论语”的定位比较明确，就是所记录的都是孔子的言论。其中有的是孔子亲自言说，乃“孔子应答弟子、时人”；有的相当于门人转述，即“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
在列举“论语十二家”之后，《汉书·艺文志》还介绍了汉代传承“论语”的各家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所列举的十二家中，还包括了《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这三家也属于“论语”一类。一般人认为这三家已经亡佚，但事实上，现存的《孔子家语》和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孔子三朝记》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二书。关于《孔子家语》，由于战国时期出土文献的佐证，学术界已经基本摆脱了“《孔子家语》伪书”说的认知；《孔子三朝记》也是这样，从宋代王应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定《大戴礼记》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七篇就是已亡佚的《孔子三朝记》。
我们研究古代典籍，离不开作为现存最早目录书的《汉书·艺文志》，其所传达的学术信息十分重要，不容忽视。在研究《孔子家语》和《孔子三朝记》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它们被归于“论语”类的事实；同样的道理，在研究“论语学”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论语类文献”不仅仅只有《论语》一书。这一理念转变，将不仅对于研究《论语》其书的相关问题，且将对于包括《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其他相关文献的研究，都可能会有想象不到的助益。
二、“论语学”要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