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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杰出乡贤永兴南庄人战国大儒陈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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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始终处于显学(著名的学说)地位,不曾有其他学派和宗教推倒它。

孔子死后,儒家内部分为八派,其中就有仲良一派。仲良就是陈良,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孟子对楚国人虽有“南蛮鴃舌”之讥,但对陈良的评价却如此之高。不仅同时代人对他推崇备至,直到清朝他仍被人缅怀。《清史稿》载,道光8年(年),湖北学*王赠芳曾上奏朝廷,呈请世代祭祀陈良。

陈良是什么时候到北方去的呢?据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齐宣王招天下著名学士来齐国,居稷下,食大夫禄,号称列大夫,著书立说,不治*事。”陈良本是楚国的一个儒家学者兼教育家,与孟子、荀子同时代人,应是这个时候与荀子等同时来到齐国的。在北方接受了孔门的真传,超过了北方的大多数学者。回到楚国后不久培养了如陈相、陈辛等大批儒家子弟,据郭沫若考证他还是屈原的老师。

在百家争鸣中,陈良坚持发扬孔子儒家学说的精髓,力排众家,捍卫和弘扬了儒家文化,成为与孟子、荀子齐名的“儒家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陈良是什么地方的人?

现经过考证,我们可以骄傲地说,陈良是永兴镇南庄村人,是京山县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建树最大的一个显赫人物。

陈良,字仲良,战国时楚国人,永兴镇南庄村是他的出生地,可以从史料、实物、古今地名等三个方面予以证明。

永兴南庄陈良故里

1、有关史料。

除了《孟子·滕文公上》对陈良的记载外,光绪版《京山县志·诗》收录了有关陈良的两首诗。一是道光年间永兴籍诗人、国史馆誊录易本烺的《京山竹枝词十七首》中的第一首:“陈良豪杰古相亲,障挽狂澜赖此人。千载高风谁得似?苍松卓立老龙鳞。”有两条注释,第一条:邑东南四十里为陈山,山麓古碑题“楚陈良故里”;第二条:“陈良,战国楚人,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陈相、陈辛皆其门徒。”第二条注释显然来源于《孟子·滕文公上》。第二首是易本烺之兄、进士易镜清的《陈山豪杰祠》:“小筑林泉乐事幽,扶筇偶作白云游。千秋功论何人创?一代乡贤此老留。岩桂有花分自月,涛声送响不关秋。空山落叶行踪少,谁豁尘眸在上头?”此诗反映了诗人仰慕乡贤,拄着拐杖拜访陈良祠时,对祠堂的衰败破落感慨万端。两首诗中的“古乡亲”、“一代乡贤”都足以说明陈良是永兴人。

2、有关物证。

南庄上东二里的陈子山上原有陈良祠,祠今不在。但在文物普查中于陈子山附近发现断碑两块,一断碑上镌“楚陈良·……”,这块碑现在该村一堰边搭着水埠头;另一块碑上镌“笔冢”二字。古代学生毛笔写坏后不丢弃,集中起来埋于一冢,以表示对圣人的尊重。陈良本来就是一个有学问的大教育家,游学北方前在本地设馆授徒。山坡还有墨池两方,是学生们洗笔的地方,现在是两个小堰塘,但人们都呼为墨池。还有学宫遗迹。这些实物至今还在,是证明陈良是永兴籍人的最有力的物证。

3、地名。

一是南庄村的陈子山,也名陈山,是为纪念陈良而命名的。“子”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这一地名沿袭至今。二是据《永兴区志》记载:“解放前夕的年11月1日,实行大乡大保制,永兴改为陈良乡,辖15个保。”

二、儒家学说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

要了解陈良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首先要明确儒家学说在封建文化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东周时期产生了许多思想家、*治家、军事家。在军事家中首推孙武,在思想家和*治家中首推孔子和墨子。他们都生在东周后半期,他们的学说都发生了大作用。特别是孔子,当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尊奉他为“圣人”。此后整个封建时代里,孔子学说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变化,总是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不曾有其他学派和宗教推倒它。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主要内容是“礼乐”与“仁义”两大部分。“道(导)之(民)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篇》),是孔子最高的*治思想。德指仁义,礼指一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礼的根本。根据这些固定不可变的根本,制出无数礼文,用以区别人与人相互间复杂的关系,确定每一个人应受的约束,使各守本分,不得逾越。

为使礼在施行的过程中保持和谐,孔子认为必须用乐来配合。乐是从感情上求得人与人相互间的妥协、中和,使各安本分。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使人尊敬,乐使人亲爱。礼严肃于外,乐和顺于内。礼有乐作配,礼的作用就更强了。

单有礼乐,没有道德作根本,还不够适应*治上的需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说没有仁作思想基础,礼乐是空虚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篇》),仁就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爱和同情心。爱和同情心不可流为兼爱,必须有等次。等次称为义。“义者宜也”,义的意义是适宜、合礼。

礼乐仁义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统一规范社会秩序和人们的行为,缓和阶级矛盾,是为统治阶级*治服务的。虽然这一学说妥协性多于反抗性,保守性多于进步性,但却适合封建统治者施*的需要,两千多年来被统治者钦定为“国家意识形态”,西汉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地位更高了。

大凡一种学说,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儒家学说是精华多于糟粕,否则,不可能延续二千多年而不衰。儒家提倡的礼乐仁义,固然在历史上起到了麻痹劳动人民,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副作用,但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儒家学说中有不少进步性的内容,孔子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猛于虎”(《礼记·檀弓篇》),《论语·先进篇》载,他的弟子冉求做季宰,替季氏聚敛,孔子很愤怒,说:“这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敲着鼓攻击他吧。”这是孔子出于真情的爱民精神。他主张举贤才、慎刑罚、薄赋税、重教化,斥责那些为*者,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预先告人准备)视成(立等成功)谓之暴,慢令(自己无信)致期谓之贼”(《论语·晓日篇》)。还提出了“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财聚而民散,财散而民聚”等一类治国安民的道理。这是孔子学说的进步性。

儒家学说里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统治阶级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维护统治地位,总是以“天命论”和鬼神为精神麻醉剂,凡不合道理、讲不通的都归为天命。高远莫测的叫作天,无可奈何叫作命,天命鬼神成了统治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孔子出于他的阶级本性,不可能否认天命,但他又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又怎么能相信天命呢?所以他只好用中庸思想来看待人与鬼神的关系。他不谈神怪,也不明确否认神怪,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这种对鬼神的不可知论,实质上掩藏着唯物主义的因素,所以司马迁说“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也”。可是孔子又说“五十而知天命”,这不是与他的中庸思想相矛盾吗?从他对“天命论”不置可否的态度可以这样认识:到五十岁时,他终于明白了“天命”是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把戏,只有归结为天命,现实中一切不合理的都可以讲通了。但他不会、也不可能明说,只说“知天命了”,这一“知”字既言不由衷又意味深长。墨家有鬼,道家无鬼,儒家居中。在和有鬼论作斗争的时候,儒家是无鬼论者。到战国时,唯物的礼乐学派大师荀子把天看作只是自然存在的无知之物,根本否定有天命、鬼神,这是儒家学说的一大进步。汉族受宗教的毒较轻,不能不归功于儒家学说的鬼神不可知论。

孔子死后,孟子、荀子包括仲良等儒家八派虽然在学术观念上有所分歧,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能更大胆地为人民说话,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他说得民心的人得做天子,天子失民心,就是独夫,人人得而诛之。如君臣关系,说君待臣像手足,那末臣待君像心腹;君待臣像犬马,那末臣待君像路人;君待臣像土芥,那末臣待君像仇敌。如限制君权,说国君用人和杀人,不要单听左右亲近人的话,也不要单听大夫们的话。要国人都说这个人好,或者都说这个人可杀,经过国君考察后才决定用和杀。孔子在《春秋》弑君书法中,承认国人有权杀暴君,孟子依据孔子及西周敬天保民的思想,大胆予以发挥,成为封建时代最可宝贵的一种*治理论。

荀子从孔子讳言天命的隐藏的唯物主义思想中解脱出来,大胆地提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荀子认为天有常道,地有常法,按照自然规律在运行变化,并无鬼神、妖怪操纵着天地万物。凶吉万物在于人为,不在天地。弃人为而望天赐是反万物之情(理)的妄想。从孔子的畏天命到老庄的任自然等各学派中,只有儒家八派中的荀子能正确地说明人对自然的关系,荀子的《天论篇》应是诸子书中最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唯物论思想最显著的一篇著作。

儒家学说正因为有这些安邦保民、保护人的核心价值的进步思想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所以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一家,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陈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在百家争鸣时代终于能战胜百家,而成为两千多年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的国学,因其性质和主张适应社会发展和统治者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虽然其中的保守性、反动性糟粕产生过负面影响,终归瑕不掩瑜,在净化人类灵魂,规范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方面是功不可没的。孔子死后分化出的“儒家八派”,对这一学说的修正完善,发扬光大,更使儒家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陈良作为八派之一的领袖当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笔者知识和资料所限,尚未发现陈良的著作和言论,不能从正面进行评述,只能从有关史料中的只言片语侧面地了解陈良。

《辞海》对“儒家八派”的注释:“儒家八派,亦称八儒,孔子以后的儒家内部分派。按《韩非子·显学篇》记载: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氏(荀子)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仲良氏一派之仲良,据梁启超在《先秦*治思想史》中推测,可能是楚国人陈良。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中也认为“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陈良一派……他们是有门徒的,陈相与其弟辛‘事之数十年’,足见他在南方讲学甚久,门徒一定不少。以年代言,屈原就应该出于他的门下。”郭沫若还在《屈原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屈原或许是儒家陈良的弟子”。从大学者梁启超和郭沫若的考证来看,陈良不仅是春秋战国时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是大思想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老师,其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

年,荆门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楚墓(一号墓)出土了大量楚简,经专家整理,除两种四篇道家著作外,其余十一种十四篇均为儒家著作,即《缁衣》、《鲁文公问子思》、《穷以达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丝》,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被认为最具有重写中国思想史的价值。年3月1日,国务院批准颁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郭店楚简赫然居于首位,第1号至第13号均为郭店楚简。学界对郭店楚墓墓主的身份、年龄、职业、*治地位等作了一些分析推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姜广辉认为:“郭店一号墓的墓主极有可能是陈良。”,“楚怀王太子横即后来的楚顷襄王,在公元前一前年为其太子。陈良去世时间在公元前年一前年期间,可以说他是太子横早年的老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导李存山先生推测楚简的作者是“仲良氏之儒”,即生于楚国的陈良。

陈良当是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当陈良北学于中国、成为杰出的儒家学者回到楚国后,授徒立说数十年,对楚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他有南方楚国文化背景,又曾留学北方,广泛学习了孔门子弟的学说,思想有儒道结合的特色,与子思和孟子的思想相出入相呼应。郭店楚墓一并出土了道家的《老子》、《太一生水》和儒家的十四篇著作,显示出在儒家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印迹,这种儒道结合的思想,有可能正是“儒家八派”之一仲良之儒的思想。

孟子对陈良的评价是“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也肯定了他在北方儒家学者中的地位。

再看,清朝乾隆年间进士、安陆人陈忠龙拜访陈良庙(此庙在宋河镇内,现无存)时为该庙题的一幅楹联:“不纵不横,战国之中真儒者;非杨非墨,子舆而外只斯人。”联中“杨”指杨朱,“墨”指墨子,都是儒家的反对派。子舆是谁呢?曾参字子舆,是孔子的学生,《中国通史》“孟子与邹衍”这一章里有:“孔子中庸学说传曾参,曾参传子思(孔伋,孔子孙),子思再传孟子,孟子学说可以说是孔子的嫡传。”可见曾参是孟子的师祖。把陈良说成是曾参之后的儒家第一人,虽有夸大之嫌,但也可以看出他在这一领域的重要性。

更有趣的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里介绍了《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的一个百家争鸣时期,孟子与许行的农学家的一场著名的辩论。楚国人许行主张“君民同耕,不耕不得食,鞋子不论大小价钱都一样,即使幼童上市,不会受骗。”对这种虚幻反动的平均主义学说孟子予以非常明快的驳斥,是有重大意义的。孟子说:“货物不同,价值也不同。大鞋小鞋同价,谁还制造大鞋呢?照许行的说法,天下再没有好质量的货物了,怎么治理国家呢?”同时对“君民同耕,不耕不得食”也予以了反驳,孟子说:“尧和舜治理天下,难道不用心思吗?只不过没有用在耕田种地上罢了。大禹治水,疏通九条河道,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样中国才能进行农业耕种,即使他想自劳自食,他有时间去种地吗?”孟子用铁的事实,驳斥了许行弟子否认社会大分工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而与孟子辩论的却是陈良的学生陈相、陈辛兄弟。原来陈良死后,陈氏兄弟拜许行为师,成了农学家的代言人。孟子批评陈相、陈辛说:“陈良本是楚国人,喜爱周公、孔子的学说,由南而北来到中原学习,北方的学者还没有人超过他。他可称得上豪杰之士。你们跟随他学习了多年,他一死你们就背叛了他。以前孔子死的时候,门徒们都为他守孝三年,始终尊重孔子;你们却背叛了自己的老师,还有何颜面?”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陈良在儒学界的影响。

易本烺诗里有“陈良豪杰古乡亲,障挽狂澜赖此人”,“障挽狂澜”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百家争鸣时期,儒家与各派之间的斗争。

西周以后,诸侯称霸,礼坏乐崩。以周天子为首的“中央”控制不了局面,出现了严重的*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天下大乱了。以儒、墨为首的各家都出来“救市”或“救世”,提出了各自的*治主张。儒家提出了“礼乐仁义”、“克己复礼”,以复兴周道来求得*治上的统一,这显然是远水不能救近火。墨家提出了“兼爱、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崇尚节俭、爱及天下的主张,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现状。以韩非为首的法家学说的本旨是“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君主乘势执术,臣下当遵守法令,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不可偏废。这种法治的观念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也适合社会发展潮流,故商鞅定秦法,富国强兵,最终统一了中国。

法家的主张促进了中国的统一,但为什么儒家学说终于能战胜各家,在汉朝竟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其原因是法家的*治主张是治标不治本的,在混乱时期对于缓和矛盾、稳定秩序可以起到很明显的作用。儒家的“礼乐仁义”是以攻心为上,是安稳人心、净化灵魂、构建和谐的药方,只有在社会稳定、*治清明的时候通过长期的教化才能发生作用,是治本的。正如西汉大学者贾谊所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所以当全国统一、封建集权制稳定后,儒家学说就起作用了。它能为统治阶级欺骗麻痹人民,缓和阶级冲突起到一定的作用,故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其实各家的学说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只不过各自的主张不同而已。

当诸子百家都攻击儒家的时候,儒家八派坚持自己的主张,弘扬自己的观点,与各派展开大辩论,最终获得胜利。陈良是八派的领袖之一,当然起到了“障挽狂澜”的作用。

儒家的*治主张除维系封建统治之外,还有不少如前所述的替老百姓说话、轻税薄赋、尊重人权、拥护社会大分工以及不信天命神怪的进步思想。

从我们辑录的这些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陈良在百家争鸣时期是有相当地位的一个大儒。

四、挖掘、宣传陈良的现实意义

1、进一步认识儒家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格局,儒家学说走向了世界。联合国大厦就镌刻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年,世界宗教领袖大会提出的“黄金规则”也有这句话。“黄金规则”是: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的“相处之道”。包括两条,一条是“把人当人”,第二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条合起来就是“仁”。其实“把人当人”也是孔子提出的,因为“仁”字的本义是“人其人”,就是“把人当人”。所以孔子和儒家学说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

目前,全世界有多家孔子学院,把儒家学说当作了传播和推行科学、民主、法制、富国强民、实现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理论基础。现仅举几例看看儒家学说对构建和谐国家乃至和谐世界的重大意义。

一是以法治国,以德育人。法治固然是治国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依法行*、依法治国是必要的。但只有“良法”,没有“好人”,天下还是不能太平。只讲制度,不讲道德,天下会更乱。

法家崇尚的“性恶论”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没有感情,没有“礼仁”、“互利”,只有“算计”甚至防范。韩非说“安利者就之,危害着去之”。韩非不相信人,只相信制度,其他的如思想工作、道德教育、舆论监督全不要。

儒家提倡以徳治国。孔子说“道之以*,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就是说用*令来领导,用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仍然可能作恶犯罪。因而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以格”,就是说只有用道德来引导,以礼教来规范,人民不但知耻,还能自律。在孔子看来,讲法律靠制度,只能争取人们不作坏事,讲道德靠教育才能保证大家都是好人。

法治是治标,德治是治本,德治更难。贾谊认为德治是经常性的、长期性的,它可以“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渺,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法治可以治国,但不能育人;德治可以育人,却不能治国。只有将二者各自合理的内核结合起来,依法治国,以徳育人,才能标本兼治。一个国家如果法治健全,国民又有良好的素质,就能长治久安。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相对的“好制度”和“坏制度”,各国国民的素质也参差不齐,所以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必然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二是传播推行“忠恕之道”将有利于世界和平。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希望站得住,也让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行得通,也让别人行得通。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人。这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正因为原始,反倒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联合国将它作为箴言,世界宗教领袖大会将它纳入“黄金规则”。

三是从“亲亲爱爱”出发,可以让世界充满爱。

“亲亲之爱”是仁爱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说“亲亲,仁也”亲爱父母叫孝,亲爱兄弟叫悌,父母爱子女叫慈。孝向上,慈向下,是纵向的爱。如果人人都能孝敬父母,人人都能慈爱自己的子女,上追下索,祖祖辈辈都亲密无间了。兄弟之间是横向的爱,兄弟之间该友爱,亲兄弟以外的其他兄弟,如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可以看做兄弟的朋友,是不是也该友爱。你友爱他们,他们友爱你,范围就延伸了。有了这两种爱就可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通过类比,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就会达到孔子所说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结果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让世界充满爱”。

孔子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为全人类所接受,所以具有世界性。在全世界推崇儒家学说的今天,我们宣传陈良的现实意义就很深远了。

2、宣传陈良可以提高永兴的知名度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果不通过挖掘整理宣传,谁知道这个孔子学说的嫡传弟子、战国时期曾叱咤风云的“儒家八派”领衔人之一的陈良,竟然是永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枯岭岗养育出来的。从现在所发现的资料(除光绪版《京山县志》外),都只知道陈良是楚国人,没有任何一份资料介绍陈良的籍贯。研究儒家学说的学者不仅遍及中国,也遍及全世界,如果他们知道了陈良的出生地和遗物,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惊喜,说不定会有很多人来参观考证。而我地现存的实物和沿袭至今的有关陈良的地名,又是最好的、货真价实的证据。那样一来,永兴的知名度就会骤然攀升,不仅为全国甚至为世界所知晓,永兴将成为世人瞩目的文化之乡,将大大促进永兴的经济发展。这是永兴的最可宝贵的、价值连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宣传陈良可以激发永兴后代的自信心培养更多更大的学人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陈良是永兴丘陵的“仙”和“龙”,不仅在战国时期风光显赫,由于遗传基因和文化传承的作用,使南庄村乃至永兴镇可谓代代都有人才出。南庄村在清朝中晚期易氏家族出了易履泰、易镜清、易崇阶三个进士,易大醇、易大枞、易本烺三个举人,都是*绩卓著、著作等身,在京山文坛创造过辉煌。连天门的蒋状元也与易家联姻成为易大谟的女婿。京源村的“父子翰林”,观音岩下的廉官谭完和明末清初轰动湖广诗坛的“观音四谭”,他们的成才,也应是陈良血统和文脉的延续。

我们让陈良的伟迹从故纸堆里脱颖而出,使永兴的后代看到了骄傲与自豪,将激发他们热爱家乡,发扬传统,立志成才,为永兴培育出更多的人才,把家乡建设的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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