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按：寫此文作為讀荀感想。淺薄後學自然沒有資格評論先賢，但希望能為先賢的思想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微小工作。
《荀子》是大三讀的，選擇的版本是王先謙的《荀子集解》。為什麼要讀《荀子》呢？當時是想把孔孟荀三大思想體系聯繫起來，雖然之前早知道古人對荀子的各種非議，但我心裡認準荀子是繼孔孟之後的正統傳人。事實證明我的想法沒錯。
荀學精華
荀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三十二篇文章，基本囊括了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後人所論皆不出其範圍，還有後世缺乏迴響的性惡論、天人相分論、王霸論、軍事、刑法等理論。荀子對孔孟的思想體系進行了深刻的闡釋和擴充，其中警句俯拾即是，對我的思想產生很大衝擊。荀子作為一位思想巨人，對社會和人性有深刻的理解，許多觀點至今讓人警醒。如他深知庸眾的特性，“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儒效》），和孟子“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盡心章句上》）”的說法相通；而人群中具有獨立精神堅持原則者，往往被庸眾忌恨，“公正之士，眾人之痤也。”（《君道》）對於荒唐現實，荀子所持的是尖銳的態度和鮮明的觀點，他和孟子一樣“好辯”，堅持“君子必辯（《非相》）”的觀點，認為“今聖王沒，天下亂，奸言起，君子無埶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正名》）在亂世堅持大聲疾呼，正本清源，維護正確思想，倡導基本的人道。“賢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非十二子》）和一般學者的溫和態度不同，荀子在表彰賢人的同時也鄙視不肖者，其浩然之氣與孟子一脈相承。荀子繼承了孔孟通達的世界觀，完善了儒家思想體系，其中很多論述是後世儒家學者不敢夢見的。如驚世駭俗的性惡論，便遭到了後世同為信仰儒家的學者的猛烈抨擊，但其實對人心有所了解者，便知荀子所論符合現實，人性之惡非身親歷者難以置信，我讀了《荀子》，便成了堅定的性惡論支持者。又如肯定人的慾望，荀子多次反復指出：“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王霸》）甚至說“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正名》）這很符合正常人性，人的慾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又如儒家一貫的民本思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王制》）“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大略》）荀子還說過“誅桀紂若誅獨夫”（《議兵》），“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正論》），和孟子說的話完全一樣。在治國理*方面，荀子除了重視賢人、道德，更重視刑法的作用，必須罪罰相當，“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懲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正論》）荀子的態度過於鮮明，以至於後世將他當成法家，如朱子曾說“荀卿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朱子語類》）以前學過的教科書曾說荀子屬於“雜家”。其實讀過《荀子》的人都能明確感覺到，荀子是地地道道的正統儒家。當然，荀子作為戰國晚期的人物，他的思想在堅持儒家立場上，吸收了諸家精華，可謂是集百家之大成，是百家爭鳴時代最後的光輝。據汪中的《荀卿子通論》考證，荀子對傳承先秦經典也有巨大貢獻，漢代經學即建立在他開闢的基礎上。清代學者謝墉曾指出《荀子》一書被廣泛“借鑒”的事實：《小戴》所傳《三年間》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瑉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缺佚。（《荀子箋釋》序）嚴可均指出：“孔子之道在六經，自《尚書》外，皆由荀子得傳。”（《荀子當從祀議》）紀昀也說，“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四庫提要》）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千年埋沒
可惜的是，不同於孔孟被百世尊崇，荀子長久被歷史湮沒無聞，到了宋代以後，更被長期抨擊詆毀。深刻的荀學缺乏嗣響，遭到重重誤解。荀子從來沒有成為官方主流思想，連從祀孔孟的資格都沒有，只是作為普通的一子，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力比較有限，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早在西漢，劉向就不得不感歎“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霣涕。”（《荀卿書錄》）雖然太史公司馬遷看到了荀子思想的價值，在百家之中專門為他作傳，將之與孟子並列，班固也做了很高的評價，但真正發揚光大荀子思想的學者並沒有出現。孟子在西漢列為博士，在東漢便有趙岐為之作註，而荀子一直到唐代中期才有不知名學者楊倞為他做注，這位在史書中基本找不到資料的學者也感慨荀子雖然“羽翼六經，增光孔氏”，卻“千載而未光”（《荀子序》）。宋代隨著孟子列入經典，地位不斷提高，加上以孟子性善論為理論基礎的理學興起壯大，荀子因為曾經尖銳批判孟子，被當做“異端”看待，遭到從王安石到蘇東坡，從二程到朱子等思想巨擘的猛烈抨擊，荀子本來就不高的地位一落千丈。一直到清代，經過思想反思和文獻整理，荀子的思想價值才重新被世人發現，雖然依然有如汪縉、紀昀、康有為、陳澧、譚嗣同、梁啟超等反荀力量存在，但為荀子翻案的思潮更為強大，荀子終於得到正名。但等到王先謙集合百家注釋荀子的成果刊出《荀子集解》，已是光緒十七年（），中國古典時代走向終結，西方思想從此佔據中國思想界主流，荀子再如何受重視，也沒有機會為中國思想發展做出什麼貢獻了。《荀子》和大部分古書一樣，只是故紙堆中其中一堆。真可謂嗚呼哀哉。
抨擊與駁斥
在讀《荀子》的過程中，我很難理解後世對荀子持續不斷的抨擊和否定，直到弄清楚其批評理由，我依然覺得都是莫須有的罪名。大體來講，荀子招致後世攻擊的“黑點”有四：批判子思、孟子；性惡論；天人相分說；和法家的聯繫。下面嘗試一一駁斥之。
批判思孟
荀子作為儒家，卻對傳承孔子正道的子思和孟子進行批評，認為他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非十二子》）他也對孔子弟子子夏和子游的後學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們是“賤儒”。這似乎便把自己放在儒家“異端”的位置，加上他崇尚王霸之道、重視刑法，法後王，後人下意識便將他當成儒家的對立面。宋代葉適攻擊荀子不遺餘力，一句斷案：“至於子思孟軻，並遭詆斥，其謬戾無識甚矣。”（《習學記言·荀子》）但經過前文的分析，可知荀子雖然批評孟子，但他和孟子一脈相承的地方觸目即是。古人正是這樣認為，郝懿行曾云：“孟荀之意，其歸一也。”（《論孫卿書》）趙秉文說的更清楚：“孟子守先王，荀子法後王，孟荀合而為孔子。”（《原教》）孟荀其實是一家，古代學者似乎也有非黑即白的思維誤區，一看荀子批評孟子，便將荀子打入另冊，其實根本不去分析荀子所說為何。即如荀子說孟子“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這句話其實並沒有多少人能搞懂，因為現存文獻並沒有看到孟子講“五行”的說法。文獻都不明，便蜂擁指責，非客觀態度。另一方面，荀子批評孟子，後世一片嘩然，但在當時，是非常正常的學術爭端耳。紀昀雖然不讚同荀子，但也說了許多公道話，他指出“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四庫提要》）以今律古，可謂學者通病，荀子比較不“好彩”了。
性惡論
性惡論是荀子招致攻擊的另一大“罪名”。紀昀便說：“其中最為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四庫提要》）王先謙也指出：“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眾，推其由，以言性惡故。”（《荀子集解》序）然按現代眼光看，性惡論符合人性實際，對現實很有指導意義，而荀子根據性惡論也建立了關於教育和禮制的非常合理的理論，後世西方*治理論，包括馬克思的世界觀，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性惡論基礎上。中國歷史上因為過於迷信性善論，誇大道德的作用，依賴人治，忽視制度、法律建設，陷入歷史治亂循環怪圈，都是沉重的歷史教訓。以上且無論。後世（包括我遇到的一些老師）批判性惡論，其實根本沒有看清楚原文，甚至可能都不看原文，便開始大肆攻擊。尤其是理論基礎建立在性善論的理學，更必須批倒荀子以維護自己的思想體系，如程頤指出“荀子極偏駮，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伊川先生語》）”可謂以兩字否定之。更有很多人，因為荀子《性惡》篇開篇一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便以為荀子認為人的善良都是“虛偽”，那明顯是愚者之言，必須批判。其實，荀子這裡的“偽”，是“人為”的意思，唐代楊倞注釋得很清楚，結合荀子原文也能理解。紀昀便諷刺道：“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為“真偽”之偽，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性惡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四庫提要》）看來，不看原著不講證據便開始批判一個思想體系或某人，誇誇其談，不止是現代人之病，古人——包括有成就的學者，都不免先入為主，主觀主義。再進一步講，荀子的性惡論和孟子的性善論也本非對立的關係，而是可以互為補充的，錢大昕便調和兩派：“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荀子箋釋》跋）他還指出，即使是批判荀子的理學家，不也講“變化氣質”嗎？這正是荀子的說法。
天人相分說
荀子是古代罕見的倡導“天人相分”學說的思想家，一句“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天論》）可謂石破天驚，在現代被一些學者盛讚為“唯物主義”，而在古代天人合一為絕對主流的思想界，看不到其價值，荀子遭到否定，是理所當然的。
李斯韓非問題
李斯、韓非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一個為法家思想集大成，為專制君權建立理論基礎；一個位居秦國丞相，為秦國暴*的推行推波助瀾，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遭到後世廣泛批判，也給他們的老師荀子帶來很多麻煩。《荀子》一書也非常重視法制和軍事，因此被認為是教育出李斯韓非這兩個獨裁者幫兇的罪魁禍首。就連向來思想通達的蘇東坡，也說道：“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論》）把問題推給荀子。譚嗣同更尖銳說道：“故常以為二千年來之*，秦*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仁學》）據他的其他說法推測（他一定程度上讚同荀子許多思想），這裡的“荀學”指的是法家思想，只是荀子再一次為學生背鍋而已。但其實，荀子對這兩位學生是不讚同的態度。讀過《韓非子》和《史記·李斯列傳》，就能知道他們之間存在很大分歧。《荀子》一書中，李斯是有出場的，但留下的記錄是荀子對他嚴厲的批評：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議兵》）荀子早就看出李斯這廝不務正業，遲早壞事。《鹽鐵論·毀學篇》記載：“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食，睹其罹不測之禍也。”荀子因為李斯當了秦丞相，傷心或生氣得吃不下飯，可見荀子的失望。李斯後面毫無底線的所作所為以及“不得其死”的悲慘結局，證明了荀子的遠見。教出這樣的學生，荀子的傷心是可想而知的。另外，李斯和韓非只是荀子門下眾多學生之一，只不過最為出名，不代表他們真的得到了荀子的真傳。宋代唐仲友便很客觀地說：“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眾，二子適見世，晝寢餔啜，非師之過。”（《荀子》序）明代宋濂更指出李斯根本沒有從荀子這裡學到什麼真知：“至若李斯，雖事荀卿，於卿之學懵乎未有所聞。”（《諸子辯·荀子》）看《史記》記載李斯辭別荀子所說的話：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史記·李斯列傳》）這勢利語言，不僅不是荀子學生該有的想法，也非儒者之言，可見其離經叛道。老師教出不成器的學生，連孔子也在所難免，但後世認定學生所作所為由老師背鍋，荀子未免太冤。
最大冤案
常見有些人說道墨家思想在漢代失傳，千年不彰，是中國文化的損失，如果墨家思想得到重視，中國現在早就趕英超美了，因為墨家重視邏輯和科技云云。這是無識也不讀書的人的謬論。墨家思想鼓吹平均主義，以勞苦為榮，鼓吹現實中不存在的無差別的愛，一定程度上是反人性的。墨家的這些思想，在中國某段歷史時期是有實踐的，後果如何眾所周知。真正屬於中國文化重大損失的思想，是荀子的思想。王先謙說：“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荀子集解》序）這也是我的想法。中國從先秦的百家騰躍，到漢代大一統，脫離荀子的路線，儒家不斷走向異化，套上越來越多枷鎖，董仲舒開始鼓吹絕對君權；到宋代更是僵化，理學心學誇大道德力量，研究脫離實際的心性道理，淪落為專制統治者愚民的工具，在近代為中國的衰落背鍋。這是儒家思想的悲劇，也是中國文化的悲劇。我不敢說荀子思想能為中國歷史帶來多大的好處，但可以肯定的是，荀子深刻思想的被湮沒和批判，是中國思想史上的最大冤案。
參考文獻：
王先謙：《荀子集解》
馬積高：《荀學源流》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