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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确实不提倡离婚，提倡和合。夫妻的和合最好是什么?彼此都一起学佛，成为法伴侣，成为法兄弟、法眷属，互相提醒策励，在菩提道上一起精进，这是最殊胜的。
当然，这个缘分可遇不可求，你要是求这样的缘分，未必得好的缘分，干脆不如求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安排最好。夫妻在一起，最重要的互相敬重、互相帮助，和谐、关怀、照顾，在关怀照顾的同时，又尽量的淡化情执，就是用理性去做事情，不是感情用事。想把时间放在听经上，不是很想管孩子可以吗？
这样做不如法。你做母亲要尽到母亲的责任，学佛不能搞自私自利。你说我自己听经，孩子也不管了，这不对，该你管你得管，你要帮助她，用爱心来帮助她。
尽管她可能有自闭症，尽管她耳聋听不到你的声音，但是爱的语言不一定用声音表达，可能你用手轻轻的抚摸她，她就能知道你爱她。
你给她端上一碗热面，你陪她一起听经，这都是爱的表达。这个自闭症用爱就可以溶化，打开她的心扉，这就是行菩萨道。你上哪里度众生?家里就是度众生的道场!
你听经等真听明白了，你就得这么做。你说我不这么做，光去听经，那叫舍本逐末。听经就是劝你这么做的，你要不这么做，还去听什么经?听经当然要听，但最重要的是力行，要落实。
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善一毫，福增一抱。
心宽，世界就小；路宽，财气就大。
心善，以德为念；有德，福气自多。
财气就像井下暗流，心宽就是源头活水。
福气就像夏日芬芳，心善则是肥沃土壤。
男人心宽有财气
男女之间由于心理、生理上存在很多不同，二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与社会角色自然也不同。
相较于女性细腻、敏感的内在，男性则更加豁达大气。
社会对于男性与女性的要求不同，男性在社会中打拼，需要心理更加强大。
老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能屈能伸就是一种大气心宽的表现。
对待成绩不自大，面对挫折不自卑。
只有心宽大气，不拘小节的男人才可能做出大成就。
合作才能共赢，现代社会单打独斗闯不出名堂，而合作就需要好的人脉与人际关系，气量小，没有容人之量，凡事斤斤计较只能把朋友越推越远，进而错失各种机会。
得饶人处且饶人，心宽就是在积累自己的财气。
财气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能力、人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力相当时，人际关系越好，财气越旺。
工作中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与事浪费口舌，退一步海阔天空，给别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原谅别人就是为自己留后路。
在家庭生活中，男性也要懂得包容体谅家人。
家庭生活中难免勺子碰锅沿，互相退让一步，把心放宽，家庭和谐，才能和气生财。
父母、妻子都有不容易的地方，身为男子就要做父母与妻子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把心放宽，桥梁发挥好作用，家庭生活才会好。
家庭生活好了，大后方稳定了，自己才能更好的奋进。
女人心善有福气
一个人有没有福气，就要看心善不善。心善自有天佑，心恶必有天收。
心怀善念，与人为善，时刻不忘仁善二字才能走好自己路，过好自己的日子，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
老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生活如此，工作也是如此。
女性在家庭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充当着一个家庭的供给站、保温层的作用。
女人心善夫妻、婆媳间相处和谐，家庭自然福气不断。
如果一个女人在家庭生活中处处耍小心思，把家庭搅得鸡飞狗跳，那这个家再有福气也被打散了。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未来，也是一个家庭福气的来源之一。
女人作为母亲对孩子影响巨大，母亲心善不善往往影响孩子的性格及三观，母亲处事善良，孩子自然有样学样；母亲心思不正，孩子也会走上歪路。
孩子一旦走上歪路，这个家庭的福气也就没有了。
心宽一点，朋友多一点，家庭暖一点，工作自然顺一点，财气也就相对旺一点。
心善一点，帮助多一点，抱怨少一点，生活自然美一点，福气也就相应增一点。
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优秀品质，是一种道德情操。感恩是生活中的大智慧，也是一种歌唱生活的方式，他来自对生活的爱和希望。一个懂得感恩并知恩图报的人，才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
感恩是一份美好感情，是一种健康心态，是一种良知，是一种动力。人有了感恩之情，生命就会得到滋润，并时时闪烁着纯净的光芒。永怀感恩之心，常表感激之情，原谅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人生就会充实而快乐。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大自然的恩赐，感恩食之香甜，感恩衣之温暖，感恩花草鱼虫，感恩苦难逆境，感恩自己的对手，正是他们的存在才铸就了自己成功。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湛蓝的天空，新鲜的空气，灿烂的阳光，美好的生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
生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处处享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恩赐”。人自有生命的那刻起，便沉浸在恩惠的海洋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心存感恩，知足惜福，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才会变得如此的和谐和亲切，我们自身也会因此变得愉快而又健康。正如感恩墙上一位网友的留言：感谢大地给予了我一切。如果总觉得别人欠你的，从来不想到别人和社会给你的一切，这种人心里只会产生抱怨，不会产生任何感恩。
有位哲学家说过，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或不幸，就是一个人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人给我任何东西。心存感恩的人，才能收获更多的人生幸福和生活快乐，才能摈弃没有意义的怨天尤人。心存感恩的人，才会朝气蓬勃，豁达睿智，好运常在，远离烦恼。顺风顺水的人，想着逆境奋斗的人;无忧无愁的人，想着拮据艰窘的人。只有充满博爱心、仁慈心、善良心、同情心、才能达到“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美好境界。人常说：“施恩于人共分享。”“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人生在世，要学会分享给予，养成互爱互助行为。给予越多，人生就越丰富;奉献越多，生命才更有意义。
人的一生，无论成败，都会得到太多人的帮助。父母的养育、老师的教侮、配偶的关爱、朋友的帮助、大自然的恩赐、时代的赋予。我们成长的每一步，都有人指点;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有人帮助。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度过一个个难关，一步步走向成功，创造并享受着美好生活。尤其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应该用一生来报答。我们应该在父母的身边站成一棵树，开满一树感恩的花，花叶不败，感恩无终。
心存感恩，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与另外一个值得报答的人或事物联系在一起了，漫长的人生路上，我们才不会孤独!在我们的心中树立一座感恩墙吧，永远的感激上天和这个世界!
王阳明在龙场的时候，跟他去的随从都相继病倒，只有他自己安然无恙。王阳明自己说：“我来龙场两年，也被瘴毒侵害，但是我却安然无恙，这是因为我始终保持了积极的情绪，乐观的心态，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悲悲切切，抑郁哀愁。”
现代科学也证明，积极的情绪有助于身体健康。
一个人如果快乐，体内就会分泌出一种激素，提升身体状态。
一个人如果抑郁、郁闷，那么身体状况就会随之下降。
在赣州的时候，陈九川病倒了，王阳明对陈九川说：“生病这件事，正确面对它确实很难，你感觉如何？”
陈九川说：“这方面的功夫，确实很难。”
王阳明回答说：“经常保持快乐的心情，就是功夫。”
在王阳明看来，保持快乐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能力。是一种通过智慧和修行就可以获得的能力。
王阳明正是通过他自己的智慧，在逆境中保持了快乐的心境，在毒瘴之地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修身治学，德业兼进，最终在龙场悟道，创立心学。
01
活在当下，才能快乐
王阳明说：“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只要常存养此心，就能经常觉察到心的存在，这就是做学问。已经过去的事，和那些还没到来的事，想它有什么益处吗？这样胡思乱想，只能白白丢失清明的本心。
一个人要想获得快乐，就得有活在当下的智慧。
曾经有人向马祖禅师请教如何修行，马祖禅师答：饥来吃饭，困来眠。
这个人就很奇怪，说，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啊，难道他们和你一样用功？
马祖回答说，不是的，他们吃饭的时候想着睡觉，睡觉的时候想着吃饭，而我，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所以不一样。
王阳明曾经以此典故写过一首诗：
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
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
简单来说，就是活在当下的时刻，专注眼前的事情，不要胡思乱想。
专注于当下的人，不对过去做无谓的得失计较，对于未来尚未发生的事情，也不做杞人忧天的担心，他们的心宁静而清明，所以他们是快乐的。
心理学家证明，如果一个人能够专注于某件事，身心就会处于一种十分和谐的安稳中，很容易引发一种超然舒缓的喜悦感。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人们的幸福感之所以降低，就是因为人们失去了专注于某件事的条件。一个人每天要受到无数信息的诱惑，又有层出不穷的娱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
因此，我们要努力摆脱“走神”，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一种把握现在，专注当下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发自内心的喜悦。
破除我执，才能快乐
王阳明在龙场时，曾经打造过一个石棺。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悟道的过程中，始终不能放下自我，放下生死。他发下大愿，我就当自己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他在石棺中静坐修身，潜心悟道，终于有一天，了悟“格物致知”的道理。
人生最大的障碍是自己，如果不能破除我执，那人就很难获得真正的快乐。
我们之所以觉得痛苦，是因为我们的失败。
所谓失败，就是事情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发展运行，事情到最后，并没有获得“我”预期的结果，所以“我”就会痛苦。
所以王阳明说，所谓的寻找快乐，就是一个不断放下自我的过程。
苏轼在《前赤壁赋》里有这样一句话：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面临生命中的重大变故，愁绪难解，苏轼选择忘掉自我，返归自然，把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入自然，以此换来生命的洒脱和快乐。
所以，真正的快乐，是忘我的，是一种与万物融为一体，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境界。
03
少一点欲求，才能快乐
王阳明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功夫在减不在增，所谓减即去物欲之昏蔽；减尽人欲，便回复良知之本体了。
古代的圣贤也都告诉我们，过多的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来源，我们如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欲望的满足上，那么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快乐也就荡然无存。
而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满足了这个欲望，那个欲望就会冒出来，从此沉沦欲海，永远不能自拔。
《道德经》里也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不能有太多的欲望，要懂得适可而止。
王阳明曾给学生举例，古代的张良、董仲舒、诸葛亮、韩愈等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人，无一不是淡泊名利之人，正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少，所以才能把精力专注在事业上，最终才取得了过人的成就。
只有通过节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减少心中的杂念，才能让心灵真正意义上沉静下来，让自己在欲海中脱身，做些有价值的事情。如此，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荀子》中说：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这个世界上，提高自己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跟高人、良师学习。
书本上的知识，有的疏略难解，有的不够周详，有的离现实太远。而人则不同，人活生生地在你面前，是你最好的学习榜样。所以古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和一个有格局、有见识、有修养的人来往，你会发现自己的境界也在不断提高。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身边都是高人，你自己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勤与能人共事王阳明说，人要在事上磨，才能立得住。
很多时候，说一千道一万，不如拉出来练一练。真正和那些能人一起做过事，才能明白自己与别人的差距。李鸿章年少浮躁，因虚报军功被同僚告发，被迫投奔曾国藩。他早上睡懒觉不去参加早会，推说自己头痛。曾国藩教训他：人生唯守一个诚字。，他的坏习惯一点点被改变。李鸿章晚年自己说：“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与凤凰齐飞，必非凡鸟；
与骏马同行，定是骐骥；
与智者携手，注定不同凡响；
向能人看齐，必将勇攀高峰。
做事有时候就是最好的修行。
而与能人共事，我们才能真正学到东西，促进我们迅速成长。
乐与众人分享
孟子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自己开心，只能偷着开心，大家开心，才能都开心。
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让别人开心，别人自然也会让你开心。
曾国藩早年希望用精神力量感召义士，一起参与平叛太平天国。但是后来发现，身边的人都抛弃他，投奔胡林翼了。他问幕僚：“众皆出我下，奈何尽归胡公？”
幕僚说：“人皆有私，不能官，不得财，不走何待？”（人都有私心，在你那里得不到官，也发不了财，不走还等什么？）
曾国藩又问：“当如何？”（那该怎么办？）
幕僚回答：“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利用众人的私心来做事，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公义！
曾国藩从此了然，对属下大加保举，等到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两京一十三省的部堂级高官，都受过他的保举。
大家看跟着曾国藩有前途，自然人心一统，曾府人才济济，猛将如云，为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奠定了基础。
常与亲人相伴
司马迁曰：“父母者，人之本也。”
父母是根，孩子是枝叶，正是有了父母的养育，才有了孩子的枝繁叶茂。
血浓于水，人生短短几十年，亲人才是我们最近的人。
可是我们却常常因为忙碌，而忽略了他们。
年少的时候，在外面求学；长大了以后，又忙于工作。
结婚了，又忙着家庭。
我总是在忙，忙到没时间陪陪他们。
《韩诗外传》中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人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时间一去不返，一切不能重来。
有多少人因为没来得及尽孝，而后悔终生。
钱是挣不够的，事情也是做不完的，但是父母老去的太快，孩子成长的也很快。
错过了就错过了。
不再把最好的脾气给了外人，而把最坏的脾气留给家人。
不再总感谢请你吃饭的人，而忽略为你做饭的人。
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多陪伴家人吧。儿女环绕，父母安康，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分。
真正的好人，他是具备一体思维的人，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受伤，心境坦然，了无牵挂。
真正的好人，他们凡事有度，不违背良心，心胸开阔，能容别人难容之事，心量极大。
真正的好人，他们知道，人可以缺钱，但不可以缺德，没钱，可以去赚，一旦缺德，钱再多也买不来，人再美也无人爱。
真正的好人，他们知道，人活一世，不能为了钱昧良心，不能为了名去算计，钱是身外之物，名是一场梦境，百年之后，该丢的丢，该散的散，唯有好人品被流传。
真正的好人，他们知道，做人要有度，不亢不卑，心疼自己，不想太多，也不奢求太多，一生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
真正的好人，他们知道，心不管再累，也不纵容自己的脾气；心不管再痛，也允许给自己一份清宁，活得真实，才活得自在，活得才温暖…
真正的好人，他们明白，必须顺应自然，符合天道，无善无恶，无真无假，无美无丑，脱离二元对立，清静自然，如此这样，生活才有情趣，灵魂才有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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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潞水境内的露岭是炎帝神农氏榆罔的封地。潞水及其周围地区因此又被称为“神农故地。”《潞水乡志》（年12月出版）引《史略循蜚记》说：黄帝杀蚩尤，封榆罔于露。又引《湖广通志》云：黄帝次子少昊金天氏葬茶陵露水。“潞水”一名即由这些记载而来，中间经由了由“露水”演变为“潞水”的过程。
露岭，潞水人称之为“露里坳”，与杨柳仙、天堂山（一说叫天子山）相连为一体。山脉西侧为攸县凉江乡，南段与虎踞茶涧相连，东侧即潞水镇，是大元村的主要林地所在地（但其中大部分属国营云阳林场）。露岭在颜氏族谱中记为“鹭岭”，如果单指一座山，露岭就是“露里坳”；如果指一个小山系就是包括露岭、杨柳仙、天台山等山脉在内的山系。通常情况下，指的是一个叫“露岭”的小山系，它是武功山的一个支系。潞水河的五大支流有四大支流发源于这个小山系，其中又以发源于露岭山麓公彦龙的洋田江、发源于天台山茅叶龙深涧中的潞溪为两大主要支流。在谱牒记载中，潞水河多记为“潞溪”、“潞水溪”。潞水河是潞水方言区内唯一的河流，它发源于露岭这个小山系故而称为“潞水”。潞水河流经潞水地区，故而人们把这个流域称为“潞水”。一句话，“潞水”之名是因河而得的。所以，几乎是所有的谱牒都把潞水这个地方称为“潞溪”（如颜氏族谱称其先祖“徙居潞溪”）。
《酃县志》载：“茶陵睦乡有潞水溪，相传炎帝卜葬于此，弗吉，乃归栖鹿原。”酃县即现在的炎陵县。酃县因“邑有圣陵”，于年改名为炎陵县。这个记载与潞水的一个民间传说完全一致。民间传说，炎帝神农氏死后，决定安葬在封地附近的天子山，坑挖好后，发现坑下有溶洞，坑底是空的。风水先生阳丙吉认为这样就“破气”了，炎帝神农氏安葬在这里会走了“龙脉”。于是，大家决定把炎帝神农氏的灵柩南迁，安葬在另一个风水宝地鹿原坡。这就是现在的炎帝陵。这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的地方即天堂山。天堂山是潞水镇最大的山，也是农元村的主要林地。因为这个传说，潞水民间又把它叫做“天子山”。民间称炎帝神农氏为“神农皇帝”、“神农天子”，“天子山”，意思就是安葬神农天子的山。一部分老人甚至还能清楚地说出那个原本打算安葬炎帝神农氏的古坑位置。
说到这里，似乎有太多的问题必须一问了，至少有这么两个问题要说清楚：炎帝神农氏和榆罔是什么关系？榆罔为什么会来到潞水这个地方？
先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以一个人生平的功业来给人命名，这大概是古人的一个习惯。“轩辕”的原意是指车辕。王逸在注释《楚辞·远游》时说：“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为‘轩辕氏’也。”又，《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云：“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据此，王子今先生推测，这样的称谓“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中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为突出的内容之一。”“神农氏”一名也是这样而来的。《白虎通·号》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这段话告诉我们：神农之所以称为“神农”，是因为他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过重大的发明创造，使人民深受其益。至于“炎帝”这个称号，则与古代阴阳五行学说有关。古人把这个学说与南方地理上的气候特征结合起来，于是，衍生了“炎帝”这个称号。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以后，成为南方部落联盟的首领，即“帝”，南方的“帝”。南方有炎热的特点，五行属火，所以，就称之为“炎帝”。我国南方的一些省份有许多纪念、敬仰炎帝的遗迹和传说，乃至民俗，对此，赵世超先生在《阴阳五行学说与炎帝文化的南迁》一文中用五行学说作了解释：南方丙丁火，气候炎热，与火的特征相似，“把炎帝配成了南方之帝，所以南方才出现了炎帝崇拜。”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易》云：“炮牺氏没，神农氏作……以火承木，故为炎帝。”蔡邕《独断》云：“木生火。宓牺氏没，神农以火德继之。”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这是阴阳家将阴阳五行理论推广到*治领域，以阴阳消息、五德终始理论解释远古时期的帝王及后世的王朝前后更替现象的结果。
那么，炎帝神农氏与榆罔是什么关系呢？还得先说一些“题外话”。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这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常识。但在历史上，神农氏与炎帝的关系似乎一直是个悬案。一种意见认为两者并非一人。司马迁的《史记》没有明确表述这种看法，但是，对此是有所暗示的。《史记·封禅书》引管仲的话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管子是最早执这种理论的（语见《管子·封禅》，文字与《史记·封禅书〉相同。）后来，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则直言：“神农非炎帝。”但是，似乎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种主流意见认为神农氏和炎帝是同一个人。许多文献资料对此作了解释，比如，王符在《潜夫论·五德志》中说：“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基于这种认识，部分文献资料还特意记载炎帝神农氏所传的世系。但是，文献资料在叙述炎帝神农氏所传世系时，有“八世”与“十七世”、“一百二十年”与“五百二十岁”之异。《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这八世即《帝王世纪》所说的：“神农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听谈（又作听祓）。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及轩辕氏。”《吕氏春秋·慎势览》说：“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十七世就是五百一十年，与前面所说的“五百二十岁”相符。但是，这样的记载难以磨合之处也很明显：到底是“八世”还是“十七世”？是“一百二十年”还是“五百二十岁”？神农真的“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吗？“八世”怎么可能“合五百二十岁”呢？对此，何光岳先生解释说，可能，《帝王世纪》所说的这八代只是神农氏也即炎帝氏族部落系统中较杰出的八代首领，他们的功业被自己的部落后裔传诵着，所以，他们的名字才流传下来，而其余的几代，他们的名字则可能不为人所传记了。至于这八个名字的由来，也是因为他们在农耕文化史上的重大发明创造而来的。比方说，帝榆罔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他发明了在农田周围广植榆树以防风灾和动物践踏庄稼这种耕作技术而来的。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不符合中国人祖先崇拜情结的传统：祖先的后代是不会轻易忘记祖先的名字的。至于“一百二十年”这种说法，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可能，这至少是两代神农的在位时间或年龄。
还得来说一说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称号呢？文献资料似乎对此已作了解释。王符说：“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世本·帝系篇》云：“炎帝身号，神农代号。”《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始教农耕，故号神农氏。”《易》云：“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这些解释固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似乎仍然是“语焉不详”，缺少具体可感的信息。比较而言，何光岳先生的解释应该是最为具体的，因而也较为合理。他解释说：神农和炎帝是同一个氏族的前后两个不同时代的首领名称。神农氏这个名称在前，氏族首领叫神农氏，氏族以首领的名称命名，也叫神农氏。后来，这个部落出了一个有名的首领叫炎帝，或者说，南迁以后，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改称炎帝，同样，人们也以他的名字来作为氏族部落的名字，这个氏族改名为炎帝部落。这样两个时代的其他首领都沿用神农、炎帝这样的称号，所以，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和氏族部落世代也就流传延续了八代或十七代，达一百二十年或五百二十年之久。但是，这种解释至少与《逸周书·尝麦》等古籍的记载不一致。看来，对这样的问题还是存疑为好。
我们现在不妨以何光岳先生的解释为据来说炎帝神农氏与榆罔的关系:榆罔是炎帝神农氏这个氏族部落系统中的第八代首领，一个杰出的首领。因为他在农耕史上的重大贡献，而在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系统中的众多首领谱牒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么，这个叫榆罔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为什么来到潞水呢？
先来看一看文献资料。《史记·五帝本纪》对此透露了一定的信息。司马迁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些记述暗示了这样的信息：
其一，黄帝轩辕氏部落崛起的时候，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开始走向衰落。这时，这个氏族部落已无能力控制其它氏族部落，最终因为一系列的内忧外患而逊于黄帝轩辕氏部落。从此，黄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而为天下共主。
其二，在黄帝轩辕氏取代炎帝神农氏的过程中，内*方面，黄帝轩辕氏经过了“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的励精图治；外交方面，黄帝轩辕氏有过“抚万民，度四方”的努力，还有“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这样的重大战事。
其三，阪泉之战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反黄帝轩辕氏取代天下共主地位的反击战。这场战争之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与黄帝轩辕氏氏族部落之间是什么关系？黄帝轩辕氏征蚩尤的涿鹿之战时，有过“征师诸侯”的外交、军事活动，这项活动中的诸侯是否包括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还有，蚩尤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是什么关系呢？这些信息很有弄清楚的必要。
一般的历史书籍认为，蚩尤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中的成员。他趁自己的氏族部落在阪泉之战中大败，大伤元气的时候，发动内乱并打败自己的首领，一度取得了氏族部落的领导权。可能，蚩尤是个鹰派人物，不甘于被黄帝轩辕氏打败的命运，有过整兵再战黄帝的举动，这就是涿鹿之战。所以，黄帝轩辕氏部落乘机与既吃了败仗又大权旁落的炎帝神农氏联合，在涿鹿大败蚩尤。对此，《逸周书·尝麦》做了明确的记载，原文是这样的：“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很明显，前面所说的“帝”，应该是黄帝，后面所说的“赤帝”应该是炎帝。这些记载基本上可以解释上述疑难问题。还有一些记载认为，与黄帝轩辕氏合作打败蚩尤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就是榆罔。清代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尹继善主编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轩辕氏》载：“蚩尤好兵喜乱，作刀戟大弩以暴于天下，兼并诸侯，攻炎帝榆罔，榆罔逊居涿鹿。”《吕氏春秋·慎势览》载：“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至榆罔失。”这些记载明确的告诉我们：与黄帝轩辕氏进行阪泉之战的，以及后来与黄帝轩辕氏联合，在涿鹿之战打败蚩尤的都是炎帝神农氏榆罔。这说明炎帝神农氏到榆罔时代，至少在北方地区，已是彻底衰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榆罔可能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北方地区的末代首领。
衰落的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到哪里去了？《史略循蜚记》载：“榆罔名参卢，居空桑。尤居之，乃封榆罔于路。路，露也。”就是说，榆罔被蚩尤打败，原来的居地被蚩尤占了，流落到“路”这个地方，黄帝轩辕氏便卖了顺水个人情，“乃封榆罔于路”，“路”也叫做“露”。《路史》也有类似的记载：黄帝轩辕氏封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
我们假定这个“路”或“露”指的就是以露岭为中心的潞水镇，这些记载也就暗示着衰落了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榆罔的领导下，已经南迁到湖南茶陵这个地方了。至于说黄帝轩辕氏封榆罔于潞水的露岭，似乎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顺水人情。
《帝王世纪》载：（神农氏）“有圣德，继无怀氏之后，以火承木，住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作五弦琴，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曰神农氏。又曰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一曰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炎帝。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看来，炎帝神农氏南迁途中，还有过勤修内*的努力，并取得了招抚夙沙氏这个氏族部落的重大外交成果，而向南迁徙的路线，则是由北方的姜水流域（今陕西宝鸡市附近）迁至今河南省开封市附近（即“陈”这个地方），向东迁徙的方向则是由河南开封附近迁至今山东省的曲阜（即“营都于鲁曲阜”）。
这样的迁徙并不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终结。《水经·漻水注》说：漻水西经历乡，“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书》所谓：‘神农即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历乡即湖北省随县的历乡，这个记载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河南省南迁到了湖北省。《管子·轻重》云：“神农种五谷于淇田之阳”，这个“淇田”据说就是今湖南省宜章县的骑田岭。又王应章在《嘉禾县学记》中解释嘉禾县得名的原因时说：“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又《衡湘传闻》中说：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来山”。《明一统志》说：“耒水出郴州之来山”。这些记载又说明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又由湖北省继续南迁到了湖南省。今湖南的宜章、郴州、嘉禾、耒阳、安仁、茶陵、炎陵诸县多炎帝神农氏的遗迹和传说，大概就是因为这样而来的。这大概也是榆罔氏之所以到潞水的原因。
据文献资料记载，湖南境内似乎应该是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最后一站。其原因，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大概是这样的：南迁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历经唐、尧、夏、商数代，都处于南方江汉流域之间。到周初，黄帝轩辕氏部落的姬姓周朝势力向南方渗透扩张到了江汉流域，并将其亲族随、唐、蓼、蒋、聃、曾等侯国分封到这里。这样，原来迁徙到这里的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生存便受到了周朝威胁，因此，不得不继续南迁到湖南境内了。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这也就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的原因和路线的问题。但与此有关的其它几个问题仍然有交代的必要。
第一、这个氏族部落南迁的过程中，有过什么重大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活动呢？从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成就就是农耕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因此，可以肯定，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推广到南方，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南迁过程中的重大或主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上活动之一。其它如医药文化的创制、商业文化的创制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无须赘述。
第二、方国的建立问题。这本来应该归之于前一个问题的范畴来讨论，只是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历来被人们所忽视，所以，有必要单独立为一项来讨论。其实，前面所引《帝王世纪》中的记载似乎对此有所暗示，“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在山东曲阜“营都”了，自然也就有了方国。何光岳先生从姓氏源流的角度考证，考察了我国一百来个姓氏的来源，认为历史上这一百来个姓氏都是由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及其后裔演变而来的。这些姓氏，至少在商周时期分建了很多国家，即方国，比方说，吕氏之后的吕尚，即姜子牙建立了齐国。当然，这样的国家应该是诸侯国了，或者说，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在周朝受封的诸侯国，而不是宽泛意义的方国了。杨向奎先生的《论“以方以国”》一文对此作了系统的考证，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在向南迁徙过程中及迁徙后，确实建立了一些方国，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申、吕、齐、许诸国。“申吕文化即属于炎帝一支，炎帝姜姓，申吕是其后裔。”“申先楚后而王，本为一族，疆界相接，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渐申楚为一，而申在*治、文化上实为楚之核心。”这四个方国中的申、吕均在今河南西南部，许在河南许昌，只有齐在今山东省，处在北方地区。这个问题的厘证给我们的暗示是：方国的建立，有可能扩大到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联盟的范围，即这些方国也可能对外打着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这个旗号，他们的首领也以炎帝神农氏自称。
第三、南迁的部族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的本系还是支系？这实际上牵涉到了榆罔和湖南、潞水的关系这个细节问题了。文献资料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联系某些资料及炎帝神农氏在南方的遗迹、民间传说来作一些推测。《水经·漻水注》记载的这个遗址和传说与陕西歧山姜城堡神农庙和九圣泉的遗址和传说相同。这说明湖北省随县历乡的神农诞生地，应该是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之后一个袭称炎帝神农氏的后裔的诞生地，因为同一个人不可能在两个地方诞生。有专家考证后认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途中，炎帝神农氏的臣属重黎（即祝融氏）曾定居于今河南滑县东的北楚丘一带，其后裔又徙居湖北、湖南，今湖南炎帝陵（即炎帝县的炎帝陵）安葬的很可能就是其中一支部族的首领。这就是说，这个部族南迁的，既有部族的本系，又有部族的支系，乃至于臣属的方国部众。
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历时悠久，部众庞大，工程繁浩，当他们最终迁徙到湖南境内的时候，要问它的领导人是谁，特别是作为这个庞大、复杂的部族的唯一共主的首领是谁，这实在是不可能可以得知的事情。《史略循蜚记》所载及民间传说记载说是一个叫榆罔的人到了潞水，这个具体到了某一个人的说法，应该可以断定是不确切的。榆罔这个名称，似乎以笼统的“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及其部众”来代替更为准确一些。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南迁，不可能确切说是由哪一个人领导的，由哪一支哪一派参与的部族迁徙。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以炎帝神农氏为载体、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史前南北文化交融史。
现在应该“言归正传”，说一说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了。但还得说两句题外话，算作一份“申明”，这实际上还是我在前面说的、必须交代清楚的一个问题：炎帝神农氏与潞水的关系，应该首先置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即古茶陵地区，包括现在的炎陵县在内）的关系这个大背景中来谈。
关于炎帝神农氏与历史上的茶陵的关系，在文献资料记载及民间传说中都是有据可依的事情。
罗泌的《路史﹒后记》云：“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明一统志》云：“古炎帝陵在县西三十里。”《茶陵州志》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至于前面所引的《酃县志》的记载，更是把文献资料与民间传说合而为一了，并且，它还把《明一统志》的记载具体化了：现在的潞水镇的确“在县西三十里”这个位置（应该是讲潞水镇通往县城的古道）。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罗泌的记载告诉我们，茶陵因炎帝陵而得名。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两个问题：“茶乡之尾”在哪里？“茶乡之尾”的炎帝陵与炎陵县的炎帝陵是不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的陵墓？
茶水是今茶陵县境内洣水的两大支流之一，发源于今秩堂乡景阳山，即《茶陵州志》（清嘉庆版）所说的“茶山”。茶水流经高陇纳岩水、芝水、白水，经火田合芙水、贝水，经腰陂汇潞水、尧水，由此向南经洣江到旧县城北门归入洣水。地理区域上的茶乡因茶水而得名，指的是茶水流域，大致包括今天的秩堂（含小田）、高陇（含湘东）、八团、火田、腰陂、潞水、思聪、洣江等乡镇。这是广义的茶乡。早在五代时期，今秩堂乡毗塘村龙头境内的茶水左岸就建有龙王庙，当地人称之为茶江里庙。据此，茶江里庙周边地区的今高陇镇龙集、光泉两村及秩堂（含小田）乡，又合称茶乡。这是狭义的茶乡。因此，直到现在，像潞水镇这些地方的许多老人还称八团、火田、高陇（含湘东）、秩堂（含小田）为“茶乡”，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三八区”。在今秩堂（含小田）乡的合户村中和堂还能看到岳飞的题词石碑（文字为“墨庄”），碑文后的跋中有“茶乡”之名。另外，在狭义的茶乡地区，自古至民国期间，道士刊布的文书和口头文词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茶江乡”的文字。这些都可以说是狭义的茶乡存在的证据。明洪武二年，今茶陵县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四个乡，其中的茶陵乡又简称茶乡。这是行*区划意义上的茶乡，这个“茶乡”大抵上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八区（火田镇芙江以下属睦亲乡。睦亲乡又写作“睦乡”）一致。
在汉语词典中，“尾”原本指动物的尾巴，比喻事物的末端，或者主要部分以外的部分。现在的潞水镇（潞水方言区）自宋代以来一直属于睦亲乡之永居里，至清代顺治十二年，改里为都，潞水镇（潞水方言区）又属睦亲乡的上十一都。道、佛两教的冥司文书以及民间安梁文书中，均有“长沙府茶陵州睦乡”这样的文字，“睦乡”即睦亲乡。在地理位置上，它属于广义的茶乡，而又与狭义的茶乡有一定的距离之隔：中间有腰陂、火田这两个地区，属于茶乡这个地区的边远地区，或者说，不是茶乡的主要部分，称之为“茶乡之尾”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说法也与《明一统志》的记载一致。这就是说，在文献资料记载和民间传说中，“茶乡之尾”指的完全有可能是潞水。
《湖南通志》载：“古迹曰陵墓，茶乡之墟，苍梧之野，古帝弓剑之所藏也。国家有大典，遣官祭告。”如果这个记载所说的“古帝弓剑之所藏也”的陵墓就是《明一统志》所载的古炎帝陵的话，这就暗示潞水的炎帝陵可能只是一处象征意义上的陵墓，就如同后世所说的衣冠冢。把这个推定与《酃县志》记载的资料联系起来看，这就有可能是：潞水和炎陵县两个炎帝陵安葬的是同一个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首领，前者是一座衣冠冢，后者是一座实质意义上的陵墓。正因为前者是一座衣冠冢，所以它逐渐被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人忽略，乃至遗忘了，祭祀渐少，乃至于无。因此，后世也就只祭炎帝陵而不礼祀这个衣冠冢了。
《茶陵州志》又载：“炎帝葬茶流传已久，自宋置酃县，炎陵在望也。”这个记载似乎又否定了上述推定，即所谓炎帝陵指的是鹿原坡的炎帝陵墓。罗苹注《路史》时更是言之凿凿的说：“今陵山尚存二百余坟，盖妃后亲宗子属在焉。”如果排除前面的推定，这样的记载就更使人难得其详了。
《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定年间，茶陵县隶属湖南制置使衡州衡阳郡，境内分为西阳、睦亲、茶陵、衷鹄、康乐、霞阳、常平七个乡和永安、茶陵、霞阳、船厂四个镇。清代《衡州府志》记载，南宋宁宗嘉定四年平定“黑风峒寇”罗世传之后，湖南安抚使曹彦约认为茶陵军辖区过大，地里辽远，难于管辖，建议增置郡邑，以便于控制。于是，这一年，析出康乐、霞阳、常平三个乡设置酃县，但酃县仍属茶陵军管辖。最早的《茶陵州志》修于明代嘉靖四年，《茶陵州志》记载的是“现时意义”上的炎帝陵而不是传说中的炎帝陵，即潞水的古炎帝陵，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这就是说，两种县志的记载和民间传说并不矛盾，前面这个推定仍然是有可能成立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地方的炎帝陵安葬的并非同一个人，两者可能同为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南迁湖南境内的后裔，他们都沿袭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而为各自分支的首领。
那么，断言潞水境内有炎帝陵及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的后裔有何其它证据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同问炎帝神农氏这些后裔的去向一样，实在是无从稽考的事情。远古杳杳，古迹湮灭，叩苍天无语，问大地无声，实在是一个不可能找出确凿证据的事情。我们只能从民间传说和民间风俗习惯中捕捉历史的踪迹，以期获知映证的信息及现在与过去相遇的吻合点。
据《湖南通志》记载，今潞水镇的农元村有个叫“神堂湾”的地方，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徙居在这里，并常常翻越露岭尝草采药。农元村与这个地名有关的村庄就是“神背”，在这里，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神农殿。这座神农殿建于清代光绪年间。据当地老人解释，神背一名的由来有两说：一是从前村庄的主体部分在壇官庙之后，二是村庄的主体部分在神农殿之后。处于某一人一物后面，在潞水方言中就是“在某人某物的后背”。这种解释大约是可信的。尽管这个解释没有直接涉及到炎帝神农氏，但还是与此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内容后面再说），《湖南通志》记载的似乎是言之有信的。另外，与神背比邻的大台村有一个叫“神堂”的地方。但这个地名似乎是确有所指的一口水塘，据一些人解释，这口水塘大而且深，经年不竭，如有神助。按这个解释，神堂这个地方似乎与神堂湾及炎帝神农氏无关了。
今农元村的大陇组（即所谓“大陇坳上”）与神背比邻。相传炎帝神农氏经常在这里采药，也在这里传授农耕技术，还在这里发明了米筛这种粮食加工工具。当地百姓感恩不尽，便把炎帝神农氏发明米筛的事迹刻在潞溪岸边一个深潭的岩壁上。这个潭就叫米筛潭。至今，米筛形象依然清晰可见。又有传说，炎帝神农氏教授农耕技术的地方就在现在的神背，百姓们为感谢炎帝神农氏的这份恩情，就把这里叫做“神背”。
事实上，神堂、神背、大陇这三个地方彼此紧邻，是一个相连一体的区域。《湖南通志》所说的神堂湾，大概是指这个区域。
在潞水清水方言区的龙溪村有一个叫“药塘”的地方。药塘指的是一口水塘，相传炎帝神农氏常在这里洗药，因此就叫“药塘”。这个地名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明末清初的一个儒生以方言中的同音字“郁”代替“药”字，将它改名为“郁塘”，但是，在方言中，这个地方地名的读音仍然与“药塘”一致。
潞水镇的狮子岩，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晚年休养的地方。至于天子山（即天堂山）上的天子坑遗址，则前面已经讲到，这里不再重复。这些遗址遗迹可以看作是炎帝神农氏曾经在潞水活动乃至生活过的痕迹。
与潞水的腰陂镇，有一个地方叫太子坑，潞水方言称之为“坛子坑”。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安葬处。另外，露岭南侧的虎锯镇茶涧兔子冲，还有一个叫太子坟的土堆。相传为炎帝神农氏的太子炎居在这里打猎，无意之中，从兔子受伤自救的举动中发现了一种金创药。为了找到这种金创药，炎居冻饿而死。死后，蚂蚁衔土为坟，所以称之为“太子坟”，又叫“蚂蚁坟”、“天子坟”。这些可以说是炎帝神农氏在露岭周边地区活动的遗迹。如果把视线再放宽一点的话，在古茶陵（包括今炎陵县）的其它地区，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遗址遗迹以及传说。
下面要讲述的可能是古茶陵这个大背景下，为古茶陵地区所共有的现象。
一是境内的药农，虽然师承关系不同，执有的仪轨和禁忌不同，但有两点似乎是相同的：近乎咒语而颇有神秘意味的封山、禁山或藏山的默念口诀中提到的历代本草祖师中，必有“神农”的名讳；采药时讳称镰刀、锄头这两种工具，而把前者称为“鹰”，后者称为“鹿”（或“雷公”），并且特别忌讳有亵渎它们的言行。这似乎与传说中作为医药文化开山鼻祖的炎帝神农氏有鹰、鹿两位母亲有关联。
二是境内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还盛行一种叫“踩田”的古老耕作技术，即在禾苗下田扎稳了根将要长出侧根的时候，人一手拄棍，一手配合身体协调摆动，双脚交替在禾苗根部附近来回划动，目的是划断侧根，好让主根深入泥土吸收养分（也有改为弯腰，用双手划动的，潞水方言称之为“抓田”）。据说，这种耕作技术最初是迁葬炎帝神农氏时无意“发明”的：抬灵柩的人被允许直接从禾田间路过，踩塌过的禾苗不仅没有死去，相反，长势良好，结实较多。后来，人们受到启示，就发明了“踩田”、“抓田”技术。还有一种叫做“薰草皮”的农耕技术，就是将草连同泥土挖来，经火薰烧后作为肥料入田。这被认为是炎帝神农氏引导原始先民烧畲垦荒的遗留。三是境内有“吃新”的习俗。茶陵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敬神灵，以感谢神灵赐予五谷种子。这样的神灵实际上就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炎陵县地区的仪式是第一碗饭盛给狗吃。传说，最初的几粒水稻种子是炎帝神农氏的狮毛犬无意从天宫带来的。这个仪式有不忘狮毛犬给人间带来稻谷种子的感恩意义。四是境内迄止民国时期为止，民间为禳灾祛疫而举办的“做盂兰”，衣匠的众多纸扎中必有炎帝神农氏的纸扎神像，形象是头顶双角，手执禾蕙，名字就叫“神农皇帝制米谷”。
上述仪轨和农耕技术，以及民间习俗，都可以认为是古茶陵地区为纪念作为医药文化、农耕文化祖先的炎帝神农氏而保留下来的遗俗。我们还可以找到反映炎帝神农氏氏族部落曾经在古茶陵地区生产劳动和繁衍生活的文化意义上的遗存。
考察炎陵县和潞水镇的民间传说，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地方都流传着一个“井水变酒卖”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发生地点不同，主人公却都是先穷后富再穷的酒家，并且都有贪心的特点，他们的姓名、性别不同，但炎帝神农氏这个主角相同，故事情节也大同小异，但又有彼此移接的痕迹。这个传说似乎也可以映证炎帝神农氏的活动轨迹。
最有意思的一个文化遗存就是古茶陵地区和安仁地区的壇官和壇官庙。茶陵人称它们为“石公老爷”、“石公老爷庙”。在民间，壇官是一种凶恶而且好作祟的神灵。一般的，田间地头，或者山间溪头，有一棵高大的樟树，树下有一块大而且有点恐怖的石头，前面有焚香的痕迹，或者还有矮小的房子，这就是壇官庙。关于壇官使恶作祟害人的传闻，从古到今，在潞水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多得无法统计。古茶陵和安仁地区多壇官庙，这在湖南乃至我国南方地区似乎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据传说，壇官就是安葬炎帝神农氏时守灵护丧的大小护坛人员。当初，安葬炎帝神农氏后，天帝把护丧有功的人员一一分封为各路神仙，惟独忘了封赏大小护坛人员。问题反映出来以后，天帝没办法再给他们什么封赏了，只好无可奈何的叫他们“随遇而安”，自己随意找个地方去当快活神仙。但这些人听错了：有人以为是到安仁去安身，有人以为是到有树的地方去安身。于是，在安仁和古茶陵地区的田间、地头、村庄、山间，有大樟树和大石头的地方，往往能看到大大小小的壇官庙。这个颇有人性化的传说和神灵的存在，与炎帝神农氏首葬潞水不吉而改葬鹿原坡的传说，可以互为映证，更有近乎“信史”的意义。
赵世超先生说：“我个人只承认炎帝文化的南迁，不承认炎帝族和炎帝本人从陕西迁到河南，最后又迁到湖南，葬在湖南。”透过文献资料和遗址遗迹，以及民间风俗习惯和传说来探讨炎帝神农氏和潞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将这一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及其氏族部落的活动，置于南北文化交融史的大背景下的一次历史搜寻和梳理。炎帝神农氏和潞水有什么关系？炎帝神农氏及其氏族部落与中国古南方地区有什么关系？我们说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氏的氏族部落，这只是一个区域文化的代表和载体。这个代表和载体表证和承载的是古老的华夏大地，南北区域文化交融发展的文化密码和信息。
最后说一句与本文无关的话：我个人不赞同炎帝神农氏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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