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或可从“君子”一词的涵义开始。据余英时先生研究，此词最早出现于东汉的《白虎通义》[1]，其文如下：
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君子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故《孝经》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何以知其通称也？以天子至于民。故《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论语》曰：“君子哉若人”。此谓弟子，弟子者，民也。
余英时先生分析说，《白虎通义》原本是想解答何以“帝王”、“天子”也“或称君子”的问题，但最后却发现“君子”斯时已然成为男子的一个“通称”了。但余英时先生认为，《白虎通义》的说法虽然没有什么错，但没有交待清楚“君子”一词的演变史。余先生通过分析后认为，“君子”在最初既非“道德之称”，更不是“天子至民”的通称，而是贵族在位者的专称。[2]如《诗经·谷风之什·大东》有言“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再如《左传》襄公九年十月条知武子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生之制也”，说的都是这样的君子。
但到孔子时，“君子”成为一种道德的理想了。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3]
显然，在孔子这里，达到“君子”的境界是不容易的，因为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4]
在孔子看来，君子的本质是仁，故君子之道，事实就是仁道。这一点，孔子在《宪问》中讲得很清楚，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为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在这里，“君子”与“仁者”已然合二为一了。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么人就得“克已”、“自省”，如曾参所言：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余英时先生还分析说：“‘君子’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反求诸已’，层层向内转。但是由于‘君子之道’即‘仁道’，其目的不在自我解脱，而在‘推已及人’，拯救天下。所以‘君子之道’，同样又必须层层外推，不能止于自了。”[5]所以，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6]
这孔子这里，“修已”的目的是为了“安百姓”，百姓者，天下也。这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基本理想了。这一道德理想，当然会引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追求。
知识分子在古代中国叫做“士”，据余英时先生分析，“士”与“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孔子言：“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早期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属于贵族中最低的一层。但到春秋时代，“士”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公元前6世纪，“士”逐渐和“庶人”连在一起了[7]。余英时先生说：“‘士’从最低级的贵族转变到四民之道，是一个最重要牟历史发展。从此以后，‘士’便从固定的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他们一方面失去了职位的保障，进而顾炎武所谓的‘士无定主’的状态（《日知录·周末风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自由了，思想不受‘定位’的限制了。”[8]
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君子”、“圣”、“贤”、“仁者”的境界是有特色的。余英时先生分析说，中国知识分子相较与西方知识分子的特征，大都和“道”的“内向超越性有关”[9]。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中国知识人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10]。换言之，知识分子的理想是要用“道”来改变世界。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的历史时期萌发一种对人类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感，创建一个“道统”。正如余英时先生写道：“‘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持以批评*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一精神凭藉，即所谓‘道’。‘道’确立以后，士的特征已显然不在其客观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11]
“道”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在西周曾经是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为自己树立的*治和道德的准绳。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关系的激烈变动和士的分化，“道”的观念已呈现了多元化演变的趋势。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先前“道”观念的一些积极内容，强调士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强调要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同篇又载：“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可见孔子设立的“道”的标准是相当高的。
“道”是古代“士”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的内在价值基础。换言之，中国古代事实上是以“道”作为士的内在价值，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清初顾炎武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12]。张载亦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析用“道”来构建理想世界秩序的雄心壮志的明证。
求“道”志在打造理想世界，所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入世使命感。现在在美国威士康星大学的著名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在分析“五四”精神时就写道：“什么是五四精神？那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使中国知识分子以为真理本身应该指导*治、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发展。……这种使命感发展到最高境界便是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剧精神”[13]
其二，中国知识人的批判传统经过制度化而成为*治秩序的一部分[14]，批判精神成为知识人的天职（calling）。
当然，知识分子以“道”来改变世界，并非一种简单的“用武力夺取*权”，他们最常用的方式是“议”，是所谓的社会批判（socialcriticism）。孔子曾经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据此类推，那么若天下无道，庶人议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是一种和平对抗的方式，但风骨存矣。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荀子也强调从道不从君。
这一点上，道家的观点与儒家的观点是相似的，不过“道家的知识人往往是更彻底、更激烈的文化、社会批判者。”[15]阮籍甚至认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16]。正是这样的文化与社会批判精神，形塑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性格。
中国古代知识人的“议”的天职，实际上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和制度传统。战国中期以后，齐国创立了一个稷下学官，尊礼当时各学派的知识人，号称“稷下先生”。“稷下先生”的最大特色是“不治而议论”[17]，或者“不任职而论国事”[18]。至秦代，设博士，职掌“通古今，承问对”，是则与“稷下先生”相似。古代传统*治制度中的言官如谏官、史官都被定性为制度化地批判者。司马光写道：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设官。夫以天下之*，四海之众，得失得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而不为身谋。[19]
对此，张君励分析说：“数千年之帝王，自知其施*之不能无失，乃设为谏诤之官。一曰谏议大夫，可以规劝人主；二曰御史督察，所以纠正百官”[20]。
虽然中国古代言官激烈的批评可能招贬甚至被处死，但历代知识人依然不折不挠地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维护着这样的社会批判使命。而这种被贬甚至成为他们一生“成名的想像”。范仲淹三次因谏议被贬，但他写道：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21]
这一种力量穿越几千年的文化长廊，对后世乃至今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适就多次抄写这一句话。[22]鲁迅以他的文章和行动展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陈独秀为了反抗专制统治，一生历经坎坷无度入狱而保持着高昂的斗志，直到晚年仍做一个坚定的反对派，迸发出惊人的思想力量。胡适、罗隆基、储安平为了民主人权而坚持对专制的反抗。
所以余英时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知识人认为诤谏是他们的天职（calling），现代的中国知识人更从这两句话中得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启示。制度化、合法化的*治批判是‘内向超越’的一个文化特征，使得不少知识人虽出仕而仍能‘明道救世’”。[23]
其三，中国知识人因为心中有“道”、有“理”，所以他们以此为根据，向所有的权威亮出了批判的大旗。
孟子早就指出：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24]
可见，“道”与“势”已然有对立之状。知识人必须以“道”自任自重，不能为了求富贵而在精神上臣服于王侯将相。如荀子所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篇》）
其四，中国知识人有一种深刻的社会责任感。
曾参云：“仁以为已任”的思想，经由历代文化人的激荡，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精神力量。这种责任精神实则融合儒释道多种知识与文化传统的营养，到范仲淹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范仲淹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经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治、社会各方面问题的深刻责任感。东林*人顾宪成那副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和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句言之所以历代传扬，不正是因为他们道出了历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吗？是以邓拓在他的一首诗《歌唱太湖》中写道：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这种天下为己任，满怀责任，不畏强势所迫的社会批判精神，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心所在，
其五，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重视民意，这也是他们“成名想像”的力量来源。虽然中国古代还没有形成今天的科学的舆论观，但古籍多提到“民”、“民心”、“民之所欲”等词，而其中多含有舆情民意的朴素思想。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以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有学者认为，这已经体现了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民本主义”*治思想[25]。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向帝王灌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6]、“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7]这样的民本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当然身体力行——调查民情民意，为上下通作桥梁。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洪仁干、郑观应、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与报人。
[1]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年版，第页。
[2]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年版，第页。
[3]《论语·述而》。
[4]《论语·雍也》。
[5]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年版，第页。
[6]《论语·宪问》。
[7]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3页。
[8]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4页。
[9]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1页。
[10]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3页。
[11]余英时著《道统与*统之间》，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98页。
[1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13]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年版，第-页。
[14]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4页。
[15]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3页。
[16]《阮籍传·大人先生传》。
[17]《史记·田敬荀子卿列传》。
[18]《盐铁论·论儒》。
[19]司马光：《谏院题名记》。
[20]张君励：《中国专制君主*治之评议》，台北：弘文馆出版社年版，第75页。
[21]《范文正公集》卷一。
[22]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页。
[23]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5页。
[24]《孟子·尽心上》。
[25]曾繁康：《中国*治思想史》，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年版，第96页。
[26]《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尚书·周书·泰誓》文。
[27]孟子引《尚书·周书·泰誓》文。
吴家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