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传递健康和希望 http://m.39.net/pf/a_5197605.html周桂钿先生在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年8月12日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栏目特约主持人按语
董仲舒是复杂的，其人其学都还有许多未解谜团，值得今人倾注毕生之力精治深研。
周桂钿先生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董学大家，迈入董学之门40余年，五次重新定性董子。其学术成果如董子生卒年考订、董子哲学形式唯心而内容唯物、求善的*治哲学、盛世的文化批判，皆颇具学术影响，不断嘉惠后学。日本学者庆松光雄《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田中麻纱巳《关于〈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考察》、斋木哲郎的《关于〈春秋繁露〉的伪书说》三篇，中国董学界早有耳闻，现在终于获见全文，这一幸事全靠邓红教授之一番努力。
吴龙灿教授选取近百年来较有代表性的董学研究成果，管窥、回望董学研究历程，反思董学与现当代中国的命运关联，值得一读。当今中国，旧学复兴，不断有儒家学者标新创造，构建体系，黄玉顺教授自立“生活儒学”。宋大琦击中要害地指出，其仅有形上基础还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儒学流派，只有在其形上、形下都完善之时，才能真正为人们的现实生活遮风避雨，而不仅仅是为个别哲学家提供精神家园。
孙铁骑教授以为，中国哲学则是一种生活本源视域，具有“生活本源—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三层观念架构，不能直接用西方哲学的思维视域去解读中国哲学。要读懂孔子儒学，必须回归孔子儒学的生活本源视域，由此而解读出中国哲学的形上、形下之学，实乃平实、中肯之言。
——余治平博士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
董子学院、董子研究院、董子讲坛首席专家
董仲舒是儒家大圣人
周桂钿
摘
要
董仲舒的思想一度被认为是反动的，是封建糟粕。西汉的社会制度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董仲舒哲学是西汉时代精神的精华，为这种制度服务，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董子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现实社会，体现了唯物论精神，是求善的*治哲学。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承上启下，奠定了中华民族魂。史家称董子“为群儒首”“为儒者宗”，代表了汉唐时期儒家最高水平。董子讲的很多盛世的社会问题，对于现在都特别有借鉴意义。所以说董仲舒是儒家大圣人！
我研究中国哲学，主要研究秦汉哲学。重要的又是王充哲学和董仲舒哲学。王充哲学是我研究的起点，董仲舒哲学是我研究的重点。
一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董仲舒几乎是一无是处的哲学家，宇宙观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方法论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当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又都是错误的。董仲舒讲大一统，是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服务。提倡独尊儒术，都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总之，董仲舒是反动思想家，他的思想都是封建糟粕，应该扔进历史垃圾堆。当时我有一定的疑惑：一无是处的董仲舒为什么要编入教科书？到了文化大革命批儒评法时期，董仲舒成了批判的重要对象。而法家人物成了正面形象，前有荀子，后有王充。书店也有他们的书出售，我就买下《荀子》和《论衡》，感觉《荀子》理论比较强，而《论衡》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实事求是，令人信服，通俗、生动的文风更吸引人。后来，我考中研究生，就选择王充哲学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当时有人说董仲舒与王充是针锋相对的。我在《论衡》中，没有看到他们的针锋相对。王充62次提到董仲舒，多是表扬的，如说“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认为他的对策，“策既中实，文说美善”(《别通》)。王充甚至把董仲舒列入圣人，他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超奇》)还说：董仲舒论“君臣*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案书》)只有“土龙致雨”一事，王充认为“颇难晓”“非实”，还为之辩解，说他“为之致精诚”，说“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乱龙》)。
有些人研究中国哲学，从概念出发，认为董仲舒讲天人感应，王充反对天人感应，就推导出他们是针锋相对的。没有从实际出发，不以史料为根据，妄下定论。研究王充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深入研究一下这一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为什么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对他有那么高的评价，却没有什么批评。唯物论与唯心论是根本对立的，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对立不起来？
二
为了探讨学术问题，我就仔细阅读《史记·儒林列传》中的董仲舒传，《汉书·董仲舒传》，再读《春秋繁露》，以及《史记》《汉书》中其他篇章提到董仲舒的章节，一方面考证董仲舒的生平资料，一方面整理他的思想。
徐复观国学基本功相当扎实，他的《两汉思想史》被学生奉为经典，在台湾学术界颇有影响。我对他的关于王充生平资料的意见提出过批评，花了不少考证的功夫。关于董仲舒的生平资料，古今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参与讨论，他们水平高，但下的功夫不够，得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董仲舒生于何时，清代学者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的《董仲舒年表》中将生年定于汉文帝元年。历文、景、武三世，而《汉书》中明确说董子“亲见四世”。只要细心读《汉书》，就可以发现苏舆的错误。难以理解的是许多学者没有发现，将这错误写入专著、论文，编入教材，迷信权威于此可见一斑。
董仲舒何时出生，哪年不窥园，对策之年，任相之年以及致仕之年，都有争议，都需要考证。许多名家说法也相矛盾，我首先将董仲舒生平资料抄录在一张大纸上，进行整理，描绘出董子一生的基本轨迹，得出一系列不相矛盾的结论。
结论是：董仲舒生于公元前年前后；不窥园在对策之前；65岁对策在元光元年；而后任江都相，其间废为中大夫，后复为江都相，不久转为胶西相，致仕悬车约在77岁时。
汉代典籍都说从高祖到武帝为五世，董仲舒“亲见四世”，应该包括惠、文、景、武四世，不包括高祖。说生于高祖时代，是否成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说孔子“见三世”。昭公元年至鲁亡，昭定哀三世61年，而孔子寿至73岁，有12年在昭公之前，却没见四世。这大概是古人的说法，12岁小孩不懂世事，不能算又见一世。董仲舒虽然少年生活于高祖时代，也不算又见一世，古人的说法，不能按现代人的观念理解，用现代观念解读古人的说法，常出现误解。古人的说法，如何正确理解，不是权威说了算，要有可靠可信的证据。在这里，孔子73岁，只见三世61年，就是这样的证据。一般学者受到现代观念的束缚，不能接受比较深刻的学术成果。只有能够会通的高水平学者才能产生和理解这一类深层次的学术成果。相对来说，苏舆的错误，是硬伤，是低层次的，容易理解。
中国古代语言中有很多数字，要真正理解，也有一定难度。例如，三字，有时是具体量词，有时又是多数的意思，这要在具体语句中，作出恰当的理解。其它如“二十曰弱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大夫七十二致仕”，许多学者以为这些数字都是整数，产生了误解。我们查《汉书·叙传》，班固称自己“弱冠而孤”，他成孤儿时已经23岁。他在另一处称自己弱冠时已经27岁。这些资料都有力证明“二十曰弱冠”，不是整二十。古人也有这种误解，因此，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注称：“二十称弱冠者，二十成人，初加冠，体尤未壮，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弱冠，以其血气为定故也。”(《后汉书·班彪传》疏)按孔颖达的说法，二十岁至二十九岁，都可以称“弱冠”，班固二十三岁、二十七岁，都自称弱冠，有力证明了孔颖达的说法是正确的。后代人怎么能据自己的观念否定它呢？同样道理，三十至三十九，都是而立之年，四十至四十九，也都是不惑之年。七十至七十九，是致仕之年，怎么能说七十七岁不是致仕之年呢？
对于董仲舒“亲见四世”以及“致仕悬车”，不能正确理解，不能接受我对董子生平的考证，以致影响对董子的认识，使董子生平有关资料得不到正确解释，如对桓谭所说“年至六十余，三年不窥园”，董子自称“犬马齿衰”，毛病就出在将“四世”“七十”都理解为整数。
三
讨论董子生平，有可信的资料为根据，应该说容易说清楚，只要认真读书，并不难解决。讨论董子思想及其影响，那是软件，比较抽象，难度自然更大些。
董仲舒任《春秋》博士，对《春秋》经专有深入研究，同时对于战国、秦以及汉初几十年社会状况，*治利弊，都联系起来作综合思考，认为治世存在于统一，乱世产生于分裂割据。他认为要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势力，提出“屈民而伸君”。这个民主要指地方诸侯王。秦代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加强了中央集权为什么不久又乱了呢？主要没有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被人民所推翻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法用人力制约他，最后导致动乱。董子用天来限制皇权，提出“屈君而伸天”，这就给皇帝戴上精神枷锁，让他不敢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这样才能稳定巩固大一统的*治局面。这个天就是人民的代表。儒家将人民的愿望说成天意。人民看到的、听到的，也是天看到的、听到的。皇帝对天敬畏，就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