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为以礼入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订的法律里的问题。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怎样使同一性的法律成为有差别性的法律的问题。”这是瞿同祖先生对“以礼入法”思想的精要论述。儒法两家本是对立学派，为何能够实现整合与融通，“礼与法”有着那些相通之处，二者融合思想自古有之，今天社会治理所标榜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方式与“以礼入法”思想有何关联，又有着何种启示。孔子本倡导“仁”与“礼”。“仁”便是德治，“礼”则是礼治，认为“德”是维持礼治秩序的力量。法家则强调以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原则，法律制裁是维持法治的后盾。理论上，二者互不相容；实践中，二者却做到了有机结合。这种结合的思想渊源便是“以礼入法”思想。孔子时代正是儒家思想高谈“人治”、“德治”观点的时代，孟子时期法家思想盛行于世，各种改革变法层出，孟子不在朝堂，便可以继续完善“仁*”思想。直至荀子兼容百家之长，成为终结百家争鸣的思想家。在人性上采用“性恶论”，认为“君子应以礼仪师法化民为善”，但是并非全部之人都可以以礼教化之，不从教化之人须威之以刑，“礼刑分治”思想初现。“不教而诛，固不可为训；教而不诛，亦不足以为训。”教与诛不可偏废，社会治理必以劝善惩恶为原则。韩非与李斯皆出其门，可以说二者思想皆有儒家之影响，这也是“以礼入法”思想的理论前提，若二者毫无交集，论其结合也无处下手。秦二世而亡，乃是法家思想作统治思想不可取之证。汉武帝将学归一统，独尊儒术，此时法家失势，无力再与之抗衡。就制度而言，儒法之争已无意义可言，历朝历代都有法典，法律作为制度规范已经定型，只是法律制定、解释权归于儒士之手。汉武帝以降，儒士成为读书人的代名词，儒士若为*一方，必须担司法之责，听诉便成为入仕必修之学。因此，儒法归于一体皆是*治统治的需要。董仲舒为儒法融合做神学（玄学）层面上的辩护，将儒法比作阴阳和四季，认为若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功，顺势提出“以儒为体，以法为用”的观点。至此，儒法合一便从理论和实践上获得“合法性”。东汉*论家王符在董仲舒思想的基础之上继续论证礼法融合的正当性，“善人劝其德而乐其*，邪人痛其祸而侮其行。”主张统治应宽猛相济，*宽民慢，必纠之以猛，这是典型的礼法分治观点体现。他更强调法令的作用，认为“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国之治乱全系于行法废法”。荀子十三世孙荀况与其人性思想存异，并未承其性恶论，而是认为人性善恶相兼，任其发展，则为恶易，为善难。人性二分思想在其治国思想上体现为：教与化，礼与刑，二者各有其用，缺一不可，必兼用。无论二者是否在理论上对立，对于统治而言都是工具。其提出的“五*”思想实则是德治与法治结合思想的体现，五*即养生（丰民财以定其志）、正俗（审好恶以正其俗）、彰化（宣文教以彰其化），此三者乃是德治与人治；后二者即体现法治思想，即秉威（立武备以秉其威）、统法（明赏罚以统其法）。恩威并施，德法相济，乃是“儒法结合”的外化。后世对“以礼入法”思想的论述大多是对以上思想派别的承继与阐释，故不再赘述，至此，“以礼入法”思想流变梳理基本竣工。概而述之，“汉儒逐步改变了法律的价值取向，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最高法律地位，并通过以经断狱、以经释律，将一些礼制原则和规则引入法律，作为法律规范运用”（引自学术网站“正来学堂”温静芳博士《“以礼入法”带来的是什么——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文）。礼是道德的具象化。与其说“以礼治国”，不如称“以德治国”。将礼的规范化上升到物理制裁性时便成为法律。古代德与礼皆是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随着皇权的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愈严，德与法互为补充，成为古代帝国统治得心应手的武器。今天“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论调愈发高涨，今天的德与法已经跨越东西两种文化，今之德自古有之，历经时代的磨洗存留下来，今之法自西欧传之，与社会道德已无契合之处。因此，对于德治与法治结合不能法古，将道德一体化，再把道德法律化，最终实现法与道德一体化（参见杨一凡、刘笃才：《中国的法律与道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误读德治与法治，以德之“柔”融法之“刚”，将会使二者的秩序维持功能丧尽；今之德治，并非强调统治者行“仁*”，这样陷入人治窠臼之中；法律常被称为道德的底线，德治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代更具作用，在道德滑坡严重，社会良俗殆尽之时过度强调德治的作用是无意义的。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低的原因在何？“压缩的现代化”压缩了发展的时间，同时也压缩了社会发展质量。社会质量欠佳时期，法治原本的作用也会被道德的滑坡所拉低，因为维持法治之人的道德得不到保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总是费九牛之力才肯铭记。疫情当前，多少人狰狞面目显露无遗，多少事一次次刷新我们对道德滑坡的认识！人不禁会问到底怎么了？不必问，因为真正的答案只可意会！*学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