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心雕龙·史传》篇提出的“传体”，应视为中国古代叙事学的重要概念，“传体”之“传”既非经传之传，也非纪传之传，而是指由《左传》所开创、由司马迁以及班固等所完善的历史叙事范式，也是文学叙事范式。它要求原始要终，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并由此显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为了解决长篇叙事中运用倒叙或预叙而产生的“同异难密”、“起讫易疏”和“复重”、“偏举”的困难，刘勰提示了总会和铨配这两种叙事方法和技巧。将刘勰关于“传体”的论述与现代西方叙事学比照，可以发现中国古典叙事学具有现实意义的丰富内涵。关键词：传体；叙事范式；原始要终；总会；铨配《文心雕龙·史传》篇评述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开创情形时指出，孔子所修《春秋》，“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他在这里提出，左丘明开创了中国历史书写的范式——以后成为基本的范式——“传体”。那么，什么是“传体”，从刘勰《史传》篇的论述看，从古人对《左传》的论述看，更重要的，从《左传》以及其后的《史记》和两《汉书》、《三国志》等等富有文学性的史书文本的实际看，“传体”有哪些基本的书写原则，有哪些叙事学上的特征，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叙事范式？刘勰《史传》篇对“传体”的论述，蕴含了哪些叙事学的思想？这些，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文心雕龙注》，（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
01
“史传”的“传体”非“经传”的“传体”
在中国古代很长的时期，“传”作为一个名词有两个主要的不同的意指，一是史传之传，一是经传之传。在上面所引那句话的后面，刘勰接着解释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这是刘勰对“传体”的第一个解释，说“传”就是“转”，《左传》之作，为的是转述、阐发孔子编定的《春秋》里面蕴涵的意旨。这一解释，不会是左丘明著书的原意。因为，《左传》并不是它的作者自拟的书名，后世流行的书名中那个“传”字，是后人加上去的，很可能是汉代学者刘歆定下《左氏春秋传》之名，继之被简缩为《左传》。至于左丘明本人，则并不是要给孔子的《春秋》作“传”，即写一本诠释经书句意、词义的著作，而是要继续孔子的史书著述事业，撰写他自己的“春秋”，即一部新的史书，因此，《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把它叫做《左氏春秋》。在左丘明生活和写作的时代，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异说纷起，没有哪一家可以成为被独尊之宗，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宗经”的观念，当然也不会有与“经”对应的“传”的概念。《文心雕龙·宗经》说的：“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论说》说的：“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那都是汉武帝之后才逐渐形成的观念，不是左丘明及其同时和以前人的观念。考秦以前载籍，“经”的含义、用法略近于后世的，有《荀子·劝学》中的：“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唐代杨倞注：“经，谓《诗》、《书》。”杨倞的解说为历来许多学者采纳，其实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根据，而是把后代的理解附会到荀子的言论。荀子把“经”和“礼”对举、并列，应是指处世实用的书籍。《国语·吴语》：“建旌提鼓，挟经秉枹”，“载常建鼓，挾经秉枹”，说的是军伍中将士所执持的几样东西。三国时代吴人韦昭注：“经，兵书也”。清人俞樾《群经评议》质疑：“世无临阵而读兵书者，‘经’当读为‘茎’，谓剑茎也。”俞樾的解释只是一种猜测，缺少版本学、训诂学的证明，用的是“改字解经”的方法，难成定论。而韦昭的注释则说明，即使在三国时期，人们对“经”的理解也不限于“圣哲彝训”，还把“经”理解为某一个领域的重要典籍，不同行业的人需要随时查阅的书籍。所以，没有充足理由确定《劝学》说的“经”指的是《诗》、《书》、《春秋》，也没有理由确定左丘明认为《春秋》的价值在于内涵“恒久之至道”，需要他来发现、阐说。至于“传”，在先秦当然也就不会是作为对于“经旨”的“转受”，倒是有过作为传世典籍的含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回答齐宣王之问，关于“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的说法有何依据，说：“于传有之。”“传”在这里指的是可靠的文献。《墨子·尚贤中》：“且以尚贤为*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荀子·修身》以及《不苟》、《非相》、《王制》等篇也有同样用法。在这些地方，“传”里面的话，被当做权威的论断或记述而引用，“传”是独立的典籍，它的地位，不比《荀子·劝学》里说的应当诵习的“经”低。只是在《公羊传·定公元年》里可以看到：“主人习其经而问其传”，这里的“传”，才是指对经文的解释，但显然已经是汉代经学家的设想之辞，而不是《左传》写作时代人们的说法。《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杨伯峻编著刘勰说“传”是“转受经旨”，符合于《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那两本书是“转受经旨”的。所以，浦起龙说，“《公》、《谷》主释义，《左传》主载事。《公》、《谷》非史法，《左》具史法也。”《公》、《谷》是解经之“传”，《左传》乃独立之“史”。《公羊》和《谷梁》先是口耳相传，继而在汉代用今文写成，两者先后在汉景帝和汉宣帝时立于学官。《左传》是用战国的“古文”写成，汉武帝时在孔子故宅里被发现，长期不被立于学官。刘歆要求立《左传》于学官，遭到强烈反对，分歧、争议的关键之点在哪里？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他指责当时那些掌握经学大权的人，“谓《左氏》为不传《春秋》”。那些人排斥《左传》，因为《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性质完全不同，它不是“转受经旨”之作，不是诠释经书的微言大义，而是一部具有独立性的史书。那些人如刘歆所言是“保残守缺”，但他们认定《左传》不是按照他们的期望“转受经旨”，岂不正是事实吗？不过，“转受经旨”并不是刘勰对“传体”的唯一的阐释，更不是他对“传体”性质的认定。刘勰没有在《徵圣》、《宗经》中去谈《左传》如何诠释圣人经典，而是在《史传》篇论述“史传”写作的发展过程时，讲左丘明“创为传体”，他说的不是经传之传，而是史传之传。在《史传》篇他没有提及《公羊》、《谷梁》，单只说《左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刘勰虽然未能摆脱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的强大的习惯思维，提到了转受经旨，但是，作为一位艺术感觉敏锐的文体学家，实际上，他所说的“传体”，其性质、特征并不在于“转受经旨”。那么，“传体”的特质在哪里呢？这正是下面要讨论的。
02
《左传》开创的“传体”，重要特征不是“转受经旨”，而是“原始要终”
刘勰说，左丘明“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这才是《史传》篇立论的要义和精髓。“原始要终”一语最早出于《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又，《系辞上》：“《易》與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其后，“原始要终”被历代许多学人反复运用，还变化出“原始察终”、“原始见终”、“原始要末”、“要终原始”、“睹终原始”等大同小异的说法。“原始要终”有哪些含义呢？在古代学者的言语实际中，原始要终主要有以下几项涵义。第一，就《周易》来说，指的是卦象的始终。魏王弼解释《系辞下》“原始要终，以为质也”：“质，体也；卦兼终始之义也。”宋项安世《周易玩辞·原始要終章第八》：“凡画卦之法，必始於初爻，终于上爻，然后成一卦之体。”清张兴仲《周易玩辞困学记》：“《易》之为书，纲纪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后成，一不肖似，又成他局。圣人之系卦也，原其何以始，要其何以终，弥纶包举，而成其体质，未尝遗于纤微也。”《周易》用卦来占卜，每一个卦由三个爻组成，共八卦；八卦里的单个卦两两相连或自己重叠，每卦六爻，组成六十四卦。卦有卦辞，爻有爻辞。解卦的人要从始至终掌握卦爻的整体，从而据此掌握要占卜的事情的整体。这是狭义的、“易学”的原始要终，《文心雕龙·史传》“原始要终”一语虽由此出，讲的却不是这个。第二，从词义上理解原始是推原其本始、源头；要终是究察其后果、结局。宋司马光《温公易说》：“《易》以穷物之终始为本质。”这是学术研究、历史著述应该有的，在全过程中把握对象整体、本质的思维方法。每一个民族到了文明成熟的时代，思维周密严谨，就会自觉地原始要终，这是广义的原始要终。每一个具体的事物、事件有始有终，进而，更高的、最高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追寻人生、宇宙的终极意义。三国孙吴学者虞翻解释《系辞下》那句话说：“质，本也；以乾原始，以坤要终，谓原始反终，以知死生之说。”原始要终就是对终极意义的追寻，这是哲学思维的高境界。我们可以认为，《春秋》、《左传》、《史记》的作者，中国史学的传统，逐渐明确地追求思维的严密性，并且立意高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问终极意义。但是，《史传》篇谈论的重点也不在这里。司马迁，西汉史学家第三，从早期的史官到左丘明、再到司马迁，有一个重大的转换，就是把“原始要终”引进到历史研究和史书撰著中，《史记·太史公自序》明确地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这简单的几句话，包含了历史叙事学的丰富内容。司马迁认为，考察历史，要考察它的全过程，要尽可能搜罗被遗漏的各种细节，严格地审核对历史人物行为的各种记载，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晋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指出《左传》不同于之前的史书，是它的记述的“广”和“备”，既有主干还有“枝叶”：“身为国史，躬览载集，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唐代孔颖达《正义》又从而发挥说：“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刘勰从理论上综括了司马迁和杜预的论断，并把原始要终视为历史叙述方式，这也就是《史传》篇着重讨论的，为左丘明所新创的“传体”的特征所在。于是，原始要终成为了中国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刘勰对“原始要终”十分重视，在《文心雕龙》中，“原始要终”不止出现于《史传》篇一处，此外还有三处。《章句》篇：“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蕚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附会》篇：“赞曰，篇统间关，情素稠叠，原始要终，疏条布叶，道味相附，悬绪自接，如乐之和，心声克协。”这两处是讲写作中必须时刻具有结构意识、全局观念，全盘结构在胸，方始着笔；每个词、每一句、每一段不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共同构成血脉贯注的整体。后来李渔《闲情偶寄》把“结构”列在作剧的第一位，提出“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他这些说法显然是从战国以至汉唐宋明文章写作经验引发出来，是从古代文论家的论述中引申出来。古人作文，讲究起承转合，评点派喜欢卖弄的“草蛇灰线”、“琴瑟间钟”、“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也是把文章的结构技巧挪移到小说和戏曲创作。《章句》、《附会》里这两段论述中提出的结构思想、结构理论，是中国古代叙事理念逐渐自觉的体现。另一处是《时序》篇所讲：“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那是讲寻究文学的盛衰、兴废的规律，要把它放在历史长过程里面来观察，不可单看一人、一篇、一个小时段，是指文学研究者历史的意识、历史的眼光。文学史的研究者，是文学领域里的历史学家，也少不了原始要终的思维方式。《史传》篇里的“原始要终”，更主要地还是从文学叙事的角度，从理论上总结古代历史叙事的宝贵经验。刘勰说《左传》“创为传体”，为什么要说“创”呢？因为，“传体”的产生，意味着历史书写从记事进到叙事，这是中国历史书写的一个大飞跃。在春秋以前的中国，从甲骨文的记录开始，到各诸侯国史官所作的各种历史书写，直到孔子所修的《春秋》，都只是记事。所谓记事，就是记录下重要事件的名目。记事只有事件的名目，叙事才有事件的过程，而叙述事件过程的第一条就是原始要终，讲述事件的开头、中间和结局。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到《左传》之于《春秋》的新创，“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把《春秋》里干巴巴的一个个名目，变成有头有尾的事件全过程的叙述。例如，《春秋》在隐公元年记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记下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当年五月，事件的主体——郑伯，他所做的事情——攻伐他的弟弟共叔段，事件发生的地点——鄢。九个字是记事的全部，记事的要素全都有了，但却完全没有过程，没有讲起因，没有讲酝酿发展、起伏波澜，没有讲后果和影响，更没有讲到参与其事的人物在整个过程中的行为、心理和言语。《左传》叙此事用了个字，是《春秋》的六十倍。开头第一个字，就是“初”。有人统计，《左传》为了追溯事件之原，共计用过86个“初”字。[1]这类“初”字的使用，是历史叙事的原其始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作者原始要终叙事意识鲜明的表现。《左传》从郑庄公和共叔段的父母讲起，庄公为难产，取名寤生，母亲不喜欢寤生，希望立段为太子，父亲武公不答应。家庭里母亲对小儿子的偏爱，演变为长期而激烈的宫廷权力斗争。下面，“及庄公即位”的“及”，“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的“既而”，都是“始”和“终”之间的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既而悔之”那个“既而”，则是一点余波。五百多字的描述，对于寤生和段之间发生的故事来说，是有始有终，完满俱足了。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杜（预）以为凡倒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贾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后有祸福将终之，乃言‘初’也。”杜预、贾逵所说其实是一个意思。什么是“倒本其事”？就是现代叙事学所说的“倒叙”或者叫做“追叙”、“前史”、“回顾”。《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到了二十世纪初，林纾把《左传》定为自觉的叙事意识的开端，对于传体的倒本其事他也有新的解说，他说，“《左传》为文家叙事祖庭，每到插叙处，辄用一‘初’字领起。……史家全循此例，用为插补之法，而《史记》用之尤极自然。”[2]《左传》是历史著述，并且是编年体，这就使它的原始要终有着先天的特殊困难。历史事件的始和终大多数并不在一年之内，往往前前后后经历若干年。《春秋》只记事件的名目，“郑伯克段于鄢”系于隐公元年，很准确。《左传》原始要终，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不能局限在一年、两年，这才使得“倒本其事”非有不可。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郑武公十年（前）娶武姜，十四年（前）生庄公，十七年生共叔段。武公娶姜到庄公克段于鄢的郑庄公二十二年（前），前后近四十年，而庄公即位、封段于京、大叔完聚……等等，是在这中间若干年里陆续发生的。《左传》既要遵循历史事实，又要保持编年体的框架，它的原始要终要做到“篇统间关”而“疏条布叶”，就需要在叙事技巧上做多种创新，倒本其事只是其中之一。正是在前人历史叙事实践的基础上，刘勰对传体叙事艺术的丰富性，作了理论概括和扼要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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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体”之“传”非“纪传”之“传”，传体是优秀的纪传体与编年体史著共有的叙事范式
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主要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刘知几《史通·二体》说，有了《左传》和《史记》，史书的体式就全备了，“后来继作，孰能逾此？”《左传》一直是被当做编年体的代表，刘勰说《左传》“创为传体”，当然就不是指纪传体了；刘勰所说的传体不但不是经传之传，也不是纪传之传，而是由《左传》开创的中国古代历史叙事成熟的书写范式，其后的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优秀之作，都继承、借鉴了左丘明开创的传体，并且不断丰富它。《史传》篇说，“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这一段话是刘勰对传体的具体解说，如何理解这段话非常重要。许多学者认为这里讲的是编年和纪传两种体式，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说，“纪以编年，传以缀事”，金毓黻先生在《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3]一文中说，刘勰在这里肯定纪传体是撰史的正轨，编年体重于记事，并由此引出总会是就编年体而言、铨配是对纪传体而言的结论——这些说法值得商榷。《文心雕龙》书中“纪传”多是总指所有史著，如《徵圣》“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史传》篇说“左氏缀事”，可见“缀事”也适用编年体。刘勰是从诸多优秀史著中概括出总会、铨配这两种叙事方法，不能说总会只适用于编年体，铨配只适用于纪传体。《史记》等纪传体的写作也离不开总会，《左传》等编年体的写作也有需要铨配。如果对这一点存在误解，就难以认识《史传》篇的论述在中国叙事学上的巨大价值。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第七节，先对《文心雕龙·史传》之“传”作出三种解释，即史传、经传和人物传记，接着提出：“化编年为列传，成正史之传体，其例实创自史迁。”[4]林纾在这里说到传体，和刘勰《史传》讲的传体是很接近的。他翻译多种近代西方小说，对于西方作家积累起来的叙事技巧多所体悟，由此反观中国古代叙事，就有了异于前人的细腻的新体会，从而对《左传》和《文心雕龙·史传》篇，对中国古代叙事的实际与理论能做出新的阐发。林纾（-）所谓总会，是说在叙事中，对于具有或近或远关系的大的和小的事件，间隔久远和间隔短暂的事件，密集发生的和单个流传的事件，先叙还是后叙，详叙还是略叙，要有总体周到安排。所谓铨配，是说叙事中，一个事件涉及若干人，或与若干其他事件相关联，放在哪里叙述，如果几次提到怎样不至于重复而能彼此照应，要有细密的布置。两者都是讲的叙事方法和技巧。金毓黻引刘知几之言，说《左传》对宣公、成公以前的史事，“三纪而成一卷”，昭公、襄公以下，“数年而占一篇”，推论出“此非所谓‘岁远则同异难密’乎？”这完全不符合刘知几的原意。《史通·烦省》列举三纪一卷、数年一篇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史料缺少，需要的是搜集、鉴别、考证、整理的工作，实在找不到材料，只好简约或省略。史料的欠缺，难道是“总会”所能弥补的吗？史料丰富就叙述翔实，史料缺少就从简略，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写作上的困难，不需要文论家加以深入讨论。理解刘勰这一段话关键在于，这里的“岁远”，说的不是史事发生距离撰史年代之长久，而是指插进来叙述的事件与正在叙述的事件的时间间隔很长，不同时期发生的事件，在同一文本中叙述起来如何衔接得紧密；“岁远”与“事积”对应，“事积”是指连续插叙到一起的事件不止一件，而是有两件以上，每个事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截止，如何处理得法。以上叙事中的困难，适宜于用总会的办法来处理。为了把问题谈得清楚，不妨引进现代叙事学的理论，做一比较。西方现代叙事学家把插叙、倒叙所叙的事件与插入前所叙的当下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称之为“跨度”，而把所倒叙的事件经历的时间称为“幅度”。法国热奈特《叙事话语》举例说，荷马的《奥德修纪》第19章，欧律克勒亚给奥德修斯洗脚，看到脚上的疤痕，回忆他在少年时受伤。受伤距洗脚有几十年，是为跨度；受伤的经历则只有几天，是为幅度。在这里，“幅度大大小于跨度”，“倒叙在此……讲述以往悠悠岁月中一个孤立的时刻，并且不求与现在的时刻衔接。”[5]“跨度大”也就是刘勰所说的“岁远”，“不求衔接”也就是“难密”。岁远为什么就同异难密呢？叙述学讲叙述层次，那是指，作为叙述对象的人物，也可以讲述故事；人物讲述的故事里面，又可以有人物在讲述故事，故事里套故事，就构成层次。后面的故事依赖于前面的故事而存在，最前面的故事叫做第一叙事，接在后面的是第二叙事。倒叙提供的如果是正在讲述的人物或故事的过去的情况，称为同故事倒叙；倘若提供的是关于另一个人物或另一事件的情况，称为异故事倒叙。同故事倒叙和异故事倒叙，处理起来自然有所区别。刘勰当然没有关于同故事倒叙与异故事倒叙的理性观念。但在他所熟悉的《左传》、《史记》等诸多史籍中，第一叙事和第二叙事客观上是存在的，是多次出现过的。在若干叙事层次中，叙事主人公的变换，第二叙事的事件与第一叙事的事件没有直接关联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这样就有了“同异”的问题。意识到叙事中“同异难密”的问题，说明刘勰的叙事思想已经很深入、很细致了。林纾对“同异难密”做过解释，他说，《史记》有前后矛盾之处，如一处说某人某年已死，另一处却又记在那以后此人活动；还有分一人为二人、合二人为一人的，“即所谓同异难密者也”[6]。这也说错了，他说的是史书记载史实的正误问题，而刘勰讲的是叙事技巧的高下问题。插叙的故事与插叙前的故事，跨度很大，在内容上和艺术上如何做到结合自然，不重复、不疏漏、不抵牾，这才是“岁远则同异难密”的问题。如果史料很多，则插叙在何处，怎么将事件的“幅度”与插叙篇幅的多寡掌握好，就是“起讫易疏”的问题。本文前面提到《左传》里用“初”字提起的倒叙，还有另一种，就是用“昔”字提起的倒叙，也有很多。当君主与臣下讨论重大决策，臣下借前朝、他国事例表达自己的看法，于是就插进一段，相当于今人所谓“异故事倒叙”。例如，襄公四年，魏绛说服晋悼公与戎人各部讲和，任用贤人，不要沉溺于美色、田猎，引用了两个故事：“昔有夏之方衰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这是很典型的异故事插叙，插叙的故事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但很能打动晋悼公。当魏绛刚刚说出“《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那半句话，悼公急不可待地打断他追问：“后羿何如？”魏绛要帮助晋悼公重振国威，恢复霸主地位，以古之君主的教训启发悼公，插进的故事与当下的决策密切相关。《左传》用很大的篇幅记录魏绛说的故事，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各国强弱盛衰转化的规律，也有助于表现当时的具体场景，表现魏绛和晋悼公的神情和性格，还有助于文章的节奏变化造成的美感。这就是传体发挥总会叙事技巧产生的功效。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还讲到叙事中的“重复”，“同一事件可以讲述好几次，不仅文体上有变异……而且‘视点’有变化”。[7]这和刘勰讲的两记则复重，偏举则不周也有些近似。晋文公重耳的故事，在《左传》里占有重要位置。《左传》把他流亡十九年里的故事与他在位九年里的故事，分别集中在两处，两者中间有间隔，而两者又有许多是相呼应、相映衬的。流亡十九年的故事在晋惠公去世，晋国*局不稳之时集中追叙，在狄十二年，接着先后到卫、齐、曹、宋、郑、楚、秦诸国。可以想见，发生的事情很多很多，《左传》记载的，是最能表现重耳的性格，对重耳的命运影响最大的，也是和后面发生的重要事件紧密相关的。如何相关，就属于铨配。比如，曹共公对重耳不礼，僖负羁按照妻子的建议给重耳赠送食品和玉璧，此事在僖公十六年（前）。后来，重耳在晋国即位之后，带兵攻进曹国，责备曹国不重用僖负羁，命令部下保护僖负羁宅邸。那个事件在所发生的僖公二十八年（前）叙述，事件相隔十多年，《左传》的叙述分别放在僖公二十二年和二十八年，相隔也有六年。又如，楚成王宴请重耳，问他将来何以为报，重耳回答，如果晋楚发生军事冲突，会退避三舍。这个对话是在僖公二十三年（前年），到了僖公二十八年，晋楚成濮之战，重耳果然实践诺言，那是僖公二十八年了。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叙事的文心。《春觉斋论文》几次讲到《史记》在叙事艺术上对《左传》的继承，其实就是对“传体”的完善。林纾说，《史记》讲述近似的故事，“此着似存史公专长，能于复中见单，令眉目皎然，不至于淆乱。”[8]他举出《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为例，说司马迁“于四传中各异其书法以别之”。《左传》中已经有过，司马迁加以创新。《左传》写重耳在狄娶季隗，在齐娶姜氏，在秦娶文赢、怀赢，也是各异其书法，复中见单，这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文体和视点的变化。林纾说左氏“能于百忙中紧紧穿插”，“以琐碎事熔成整片，唯其善于穿插，故神闲气定，初不着力。而善学者厥唯史公。迁文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自旁人。今试问一传数事，如何安置？……故知非穿插不为功。所云，从中变，自旁人，真道得穿插之妙。”[9]这些都属于总会和铨配的范围。“同异难密”和“起讫易疏”这两句是骈体文中常见的互文见义，都是讲如何处理好“第一叙事”与“第二叙事”的关系，理解时不应把前后句割裂开来。刘熙载《艺概·文概》对《左传》的叙事艺术给予高度评价：“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斯为大备。”[10]这几句话有些夸张，历史叙事不是文学叙事，必须严格遵循历史事实，如实反映事件的发展变化，不能任意剪裁，更不能随意增添没有根据的情节。如何把实际发生的杂乱的事实，叙述得清楚明白而富有阅读趣味？常常遇到的困难是，历史事件在时间之流里面环环相套，往往难以截然划分出始和终。一个事件的终，可能是另一个事件的始。“纷者整之”，怎么把不同年份里的事整在一起？在编年体的大框架下，《左传》的作者尽力建立合理的叙述层次，当有密切关联的事件分隔在不同的年份，就设法交代出它们的承续关系，让它们遥遥呼应。《史传》篇讲过：“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理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这些，都是传体叙事范式的具体内容。对于后世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总之，刘勰的传体说对于中国叙事学的贡献，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年9月28日于武昌桂子山（原载《文艺理论研究》年第2期）
注释（向上滑动阅览）
[1]参见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第页，北京，东方出版社年版。
[2]《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第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3]《中华文史论丛》年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4]《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第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5]〔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第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6]《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第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7]〔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第7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8]《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第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9]《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第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10]（清）刘熙载：《艺概·文概》，第1-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作者简介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主任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曾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课题组主要成员。著作曾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科著作一等奖（），曾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首届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孺子牛金球奖（）。主编的文艺学教材获国家级教材一等奖（），主持的文艺学课程被评为教育部首届精品课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基本理论、文学批评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心理学。著作主要有《小说技巧探赏》（四川文艺出版社，）、《文学评论教程》（与范明华合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与周伟民合著，花城出版社，）、《文学心理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6）、《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理论学科地图》（北京大学出版社，7）等。主编“文艺学系列教材”（三种，高等教育出版社，）。往期精彩推荐： 周晓露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大众”范畴范生彪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模式演进王海龙丨马克思“人的本质”观中的时间维度探究刘涛丨论钱锺书的隐喻观颜芳丨毛泽东与阿尔都塞论生产关系首要性万娜丨从“一定的”“市民社会”到资本现代性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渐进发展的切片观察张玉能丨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形态王先霈丨赵树理大众文学思想的特色及其历史命运黄念然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孙文宪丨回到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前提魏天无丨“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胡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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