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以制礼，正义以变法：
从《商君书》看法家的儒家思想渊源及其变异
黄玉顺
最近，电视剧《大秦帝国》热播。其中有一个情节：作为法家的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时，却大谈儒家的王道仁*，结果是不欢而散。编剧的意思是：商鞅是在测试秦孝公之弃儒用法的诚意与决心。编剧的先行观念，正是学界的一种普遍看法：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是截然对立的。该剧是在强化这种观点，告诉大众：秦国的成功，在于绝弃儒家思想、专任法家思想。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导。本文就此提出质疑，意在重新认识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及两家之间的实质关系。
为此，有必要重读《商君书》[1]。关于《商君书》之真伪，学界存有异议：（1）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均以为伪；（2）然而历代史志、吕思勉、谭献等则以为真；（3）高亨等人认为《商君书》非一人一时之作。笔者倾向于后者，认为还是《四库提要》所论较为允当：“今考《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车裂鞅以徇，则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法家类·商子》[2]）这就是说，《商君书》中确有商鞅之言，亦有后来法家之论。
这些不同意见，其实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意图：探讨法家（而不仅仅是商鞅）与儒家的关系。本文的结论是：法家其实是儒家的支流之一；法家在现实*治中的成功乃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儒家的正义原则，而其最终失败、及其个人悲剧则是由于背离了儒家的仁爱精神。
一、法家与儒家之关系的实质
（一）从《商君列传》看商鞅与儒家的关系
上述电视剧情节，编剧以为商鞅一开始大谈儒家王道只是在试探秦公。其实不然。根据《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3]
显而易见，商鞅开头两次都是真诚地陈说儒家的“王道”（第二次“益愈”显然是说更进一步地陈述第一次的“帝道”，此即商鞅所说的“吾说公以王道”）；无奈秦王不感兴趣，第三次才退而求其次，只谈“霸道”；并且第四次更是等而下之，只谈“强国之术”，满足秦公的“富国强兵”（《壹言》）之欲。而且，商鞅最后还不无遗憾地感叹道：秦国“难以比德于殷周矣！”所谓“殷周”当然是指的儒家所崇尚的圣王：汤、文、武、周公。
司马迁还记载了一段对话，同样表明商鞅主观上并没有彻底放弃儒家的宗旨：
商君曰：“子不说（悦）吾治秦与？”赵良曰：“……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史记·商君列传》）
这里，商鞅的自我辩解，所根据的依然是儒家的礼义之“教”：“营如鲁卫”的“父子之别”、“男女之别”等等。由此可见，商鞅游说秦孝公时之所以暂且回避王道、专谈霸道，显然是寄希望于孔子的一种设想：“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4]）这是试图先成就霸道（齐），再引向王道（鲁）。要之，在商鞅心目中，儒家的王道还是最高的。
（二）从《荀子》看法家与儒家的关系
其实，商鞅与儒家的关系，正如后来的法家韩非与儒家荀子的关系。众所周知，韩非出自荀门；不仅如此，他也确实继承了荀子的许多重要思想，诸如“性恶”论、对于群体生存秩序的关怀、“重法”的思想、对*治大一统的追求等。荀子当然是儒家，而且是影响巨大深远的一代大儒。对于荀子，《四库提要》这样评价：“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于孔门，在诸子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韩愈‘大醇小疵’之说，要为定论，余皆好恶之词也。”并且指出：至于荀、孟之异，“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讶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一》）
那么，关于法与礼之间、霸道与王道之间的关系，荀子是如何看待的？略有三层意思：（1）礼法并用，王霸兼行：“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5]）“学也者，礼法也。”（《修身》）（2）王道之礼为最，霸道之法其次：“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强国》）“故非礼，是无法也。”（《修身》）“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修身》）“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非十二子》）（3）强国有道，崇法尚壹：“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王霸》）不难看出，儒家荀子的思想与法家商鞅的思想其实是颇为一致的。
韩非与荀子的思想关联，正好是法家出自儒家的一个典型示例。只是韩非走得太远了：荀子王霸兼行，韩非专讲霸道；荀子礼法并用，韩非专任刑法。韩非甚至比商鞅还走得更远：荀子毕竟以仁爱为本，韩非则彻底贬斥仁爱。这就叫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然而无论如何，就法家与儒家的关系来说，两者未必截然对立。但可惜的是，学界通常总是将法家和儒家绝然对立起来；更有甚者，乃至“文革”期间的所谓“评法批儒”。
（三）从《艺文志》《天下》看法家与儒家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汉儒对于法家的态度值得我们给予充分注意。且看出自刘向、刘歆父子[6]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7]是怎么说的：
（十家九流）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汉儒已意识到：儒家之外的各家，其实都是儒家“六经”的“支与流裔”而已；换句话说，法家其实也是儒家的一支（上述韩非与荀子之关系正是如此）。法家当中，惟有一部分“刻者”才会“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背离儒家宗旨、无所“折中”；然而另有一部分法家之“所长”，恰恰是用法治“辅礼制”，这是与儒家一致的地方。这就是说，儒家也是要用法治、包括刑罚“以辅礼制”的。[8]如孔子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里顺便说说：通常将汉代以来的帝国*治概括为所谓“阳儒阴法”，意谓表面上用儒家、暗地里用法家，这也属于似是而非之论，其前提仍然是儒法对立的观念，是出于对上述汉儒思想的缺乏领会。
不仅如此，汉儒这种观念还有其更重大的意义。学界普遍将汉武帝所采纳的董仲舒的策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大谬不然。这不仅是因为董仲舒并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语，他只是说过“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9]）而已，他本人的儒家思想就吸纳了阴阳家及黄老道家等等诸家；而且更是因为这样一个思想史的事实：武帝以来固然“独尊”儒家，但却并未“罢黜”百家，而是象《艺文志》那样的将百家之学整合到儒学之下，视为儒家之学的某个侧面的表现、即其“支与流裔”而已。这正体现了儒家“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也正是儒家之所以成功的奥妙之一。这种思想战略，乃是值得当代儒家充分汲取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
不只是汉儒这样讲，这也让人想起《庄子·天下》的看法：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黯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0]
这就是说，儒家“六经”体现了“一原”之“道”、“古人之全”或“古人之大体”；而百家之学也正是此“道”的“散于天下”、“无乎不在”之“数”的表现。然而，百家之学尽管“以自为方”、“不该不遍”、“往而不返”、“不能相通”，但是毕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皆有所明”。不难看出，这与上引《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观点如出一辙：百家都是儒家“六经”的“支与流裔”。
简而言之，第一，法家实际上是儒家的支脉之一；第二，法家中有一部分人是在儒家正义原则的前提之下强调法治的，尽管太过偏重于法，但那也是因应时代的需要；第三，然而法家中另有一部分人却过犹不及，专任刑法，刻薄寡恩，最终背离了儒家的仁爱精神。
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商君书》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了。
二、《商君书》中的儒家思想渊源
在《商君书》中，《更法》列为第一篇，显然最为重要。作者开宗明义地点出：此篇意在“虑世事之变，讨法正之本”。这就是说，这里讨论的还不是法本身，而是更为根本的、为法奠基的问题。那么，何为“法正之本”？该篇接下来便申明：
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更法》）
这显然是商鞅整个变法思想的基本纲领，值得加以深入分析。这里，商鞅着重阐述的三点主张，其实都是儒家素有的一些基本观念：仁爱为本、礼法为变、时宜为上。
（一）仁爱为本
商鞅在《更法》中首先阐明的一点，就是：“法者，所以爱民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更法》）这里，商鞅明确了变法的根本宗旨：爱民利民。这就是开篇所申明的“法正之本”。商鞅认为，圣君之事，就是：事“壹”于法，以法辅仁，以此“述仁义于天下”：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心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靳令》）
他虽然说“德生于力”，但从他讲“必得其心，故能用力”的逻辑来看，根本上其实是“德生于心”。所以，所谓“述仁义于天下”也就是“心之续”。商鞅之时，心学尚未成为儒学的正宗思想，但心性论却毕竟一向是儒家的一种基本的观念。商鞅重“心”，而且认为此“心”也就是“民之情”。例如他曾说到，民有此心：“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君臣》）这也正是儒家所说的“亲亲”的表现。所以他说：“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壹言》）
爱民，自然就要利民。他说：“臣闻古之明君，错（措）法而民无邪。……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错法》）例如：“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垦令》）“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谿谷足以供其利，薮泽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算地》）这与孔子所讲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是非常吻合的。总之，强国就是做到“国无怨民”：“国无怨民曰强国：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去强》）
所以，商鞅那里尽管存在弱民愚民之弊，但毕竟有利民裕民之意：
有道之民，务在弱民。……民善之，则亲利之。……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奸多。……*作民之所恶，民弱；*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弱民》）
这似乎有《老子》的意味：“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11]第三章）然而无论如何，商鞅毕竟还是主张爱民利民的：“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去强》）“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罚，上不爱民、民不死赏。……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此谓以刑去刑。”（《靳令》）
但是，在作为法家的商鞅看来，爱民利民的根本措施乃在于严刑峻法：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12]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开塞》）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儒家思想。孔子说过：“道之以*，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儒家虽然也用刑罚，但绝不会凡事“壹”之于法。但我们也注意到，商鞅之所以重刑罚，最终目的是“以刑去刑”：“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去强》）他的逻辑是：如果说爱民须“去刑”，那么去刑却须“严刑”。然而就其最终目的而论，“去刑”毕竟也是“爱民”的一种体现。
（二）礼法为变
在儒家思想中，“法”与“礼”是属于同样性质的范畴的，就是制度规范，所以合称“礼法”。[13]建构社会的制度规范，就是“制礼”“立法”。商鞅亦然：“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更法》）由此可见，商鞅并不是完全无视“礼”的意义的。当然，作为法家的商鞅，极端重视法制：
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君臣》）
这就犹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然而礼法并非一成不变的，商鞅指出：“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开塞》）所以，商鞅在其第一篇《更法》中所阐明的第二点，便是儒家的“礼有损益”的原则：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更法》）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更法》）
这就是说，礼法乃是历史地变动的。商鞅一句“三代不同礼而王”，让人想起孔子那一段很著名的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正是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礼有损益”的原则。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循礼守法的思想——“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另一方面则是更为根本的思想——“礼有损益”，要求礼法随时空而改易更革。可惜学者往往只注意到第一方面，而陷入某种“原教旨”的观念。
法家与儒家的共同点之一，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