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方士，很多人可能想起的是秦代的徐福。徐福是我国两千二百年前率众东渡日本，开创中日友谊先河的伟大使者，在中日关系史上谱写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多次具体记载了徐福其人和东渡其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载：“齐人徐福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日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仙人。”同卷“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三十七年”,《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和卷二十八《封禅书》皆有记述。
那么，方士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又在秦汉之际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方士一词最早见于《周礼职官》,本指周代掌管四方讼狱的官员，其意与战国、秦汉时期所称“方术之士”殊不相同。战国中期，方士之学在燕、齐一带近海地区兴起，以修炼成仙和寻求不死之药等方术骗取统治者的信任，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门显学，方士的地位亦日益重要。秦始皇虽曾“焚书坑儒”,对方士进行过大规模的打击，但仍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方士之学并未绝迹。
方土兴起于战国时期的齐和燕，齐燕之地靠近海边，海上交通颇为便利，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崇拜依旧存在，对于大海产生种种幻想，以为人类可以通过修仙长生不老。《山海经》中记载，东方的海上有三座仙山，名字分别是蓬莱、瀛洲、方丈，山上云雾缭绕，并且有长生不老药，蓬莱海域常出现的海市蜃楼奇观，更激发了人们寻仙求药的热情，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海上仙山的向往，对长身不老的痴迷。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所言“文学方术士”即“文士”和“方术士”的并称，至《后汉书，方术列传》有了明确界定。所谓“方术士”,包括两种人：一是擅长“数术”的“侯星气”者，即原始的天象学与占卜结合的方术。“数术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为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有《数术略》收录其中。
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人为秦始皇“洗白”，说他啥的都是方士，而非读书人，但实际上，汉代的著名方士并不仅仅从事占卜、祠神、求仙等迷信活动，他们还是儒生。这一期方士和儒生结合，成为方士这一群体最大的特点。
那么为什么秦汉之际的儒生和方士之间界限如此模糊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儒家的发源讲起。
儒学兴起于鲁，很快传到齐，与产生于燕、齐一带的方士之学交互影响、融合。同时期，阴阳学派有一位名叫邹衍的人，他提出了“天人感应”的观点，阐述了“五德终始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儒生作为儒学的传承者，积极践行需家的主张，宣传儒家思想，战国时期，经过孟子，荀子的宣扬，儒家得到了发展，但并不是帝王的治国首选。秦始皇当政时，所用“文学方士其众，欲以兴太平。而文学方士中，多是方士化的儒生，或曰儒生化的方士。他们一方面寻仙求药。以博重禄，另一方面，又‘皆法孔子’，以儒学为诸生、博士。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方士已经把方士文化与儒家文化融汇贯通了。秦始焚书坑儒”,实因方士肇其端。先是“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后有侯生、卢生等造言“诽谤”,“为妖言以乱黔首”，引起秦始皇震怒，故酿成余人被坑杀的惨案。后人以“坑儒”一词言此事，亦可见方士与儒生实已合流。
到汉武帝时，儒生与士的合流更达到一个新阶段。汉武帝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被置于“国典”的地位，而董仲舒的儒学已将先秦的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和，数术融为一体，成为“天人合一”的、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理论学说，从而在理论上把儒家学说与方士文化结合起来，为后来的谶纬造作者提供了依据。汉代的儒学被称为儒“术”,也说明了儒学与方术相结合的现实情况。班固曾言：“汉兴，推阴阳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上述诸人，既是研习《春秋》、《尚书》、《易》、《诗》等儒家经典的学者。
汉代方士主张大一统，认为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而国家要统一，则必须使“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达此目的之办法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是为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汉武帝采纳了此议，罢黜不治儒家经学的太学博士，优礼延揽儒生，在京师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郡国亦置郡国学。儒学被正式列为官学，并逐步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儒生与方士合流，儒生要学习方术，故方术与儒学一样均成为当官为政者必备的基础知识。
以上就是儒生和方士结合的基本过程，秦汉之际是方士文化与儒家文化交相融合的特殊时代，儒家学者与方术之士之间已经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儒学经典是理国治民的常经，“推阴阳灾异”也是为官者所必备的技能，故是时为官者中多方士化的儒家学者。
那么，拥有儒生和方士两种身份的“方士”，在秦汉之际到底有何影响呢？
总体而言，方士和儒生身份的结合让他们得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中任职，对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而言，他们代表着清正的政治力量，为汉代统治秩序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消极方面而言，他们所精擅的方术之技亦被统治者所用，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推波助澜。
秦汉之际，方士和儒生合流，与皇权结合，为中央集权的皇帝统治提供服务。授儒家经学的学官，儒学便成为做官的主要条件。同时，诏令中央和地方长官“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和“孝廉”。汉武帝的种种措施为儒生开辟了道路，这对于儒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东汉光武帝时期，谶纬流行，皇帝对于谶纬也是极力肯定，皇帝需要谶纬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儒生也可以利用谶纬得到皇帝的重视，从而接触到中央政权，推行自身的政治主张。从中可以看出，皇帝和儒生是各有所需，以谶纬为纽带，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皇帝为了自己的地位的合法性和神秘性，会采纳方士的建议，儒生看到了一个新的途径，也以此为方法，得到皇帝的青睐，成为国家官员，地位逐渐高于方士，然后靠着经学治家，迎合统治阶层的需要。
然方士造作巫蛊、诅咒他人之方亦被汉代政治家们所利用，多次兴起大狱，翦除异己，影响政局稳定，在汉代的政治生活中又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巫蛊之事在汉代以前已甚普遍，无论在民间或宫廷之内，常用此法诅咒他人，以达到惩戒、报复之目的。汉代因巫蛊事对政局影响最著者，莫“巫蛊之祸”。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朱安世上书首告丞相公孙贺之子“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武帝遂命有司穷治此案。次年，公孙贺父子均死狱中，诸邑、阳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伉皆牵连此案被诛。其后，江充利用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27]的心理，先为使者“治巫蛊”,继言宫中有蛊气，“遂掘蛊于太子宫，得人”,太子刘据“不能自明”,被逼于“谋反”境地，最终兵败自缢，皇后、公主等亦被废黜诛死，“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征和三年，田千秋上奏讼太子冤，武帝纳其言，族灭江充家与加兵刃于太子者。此即“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的“巫蛊之祸”。此事件牵涉面之广、对西汉政局影响之巨，实可为第一人祸。
在某些情况下，儒生和方士甚至可以左右皇帝人选，影响帝国运转。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当时社会上有一一种说法，汉代的气运到头了，但是上帝允许其在授命，汉哀帝接受了这种说法，改元改制，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并采取措施缓解社会危机，但是最终失败。这个时候，王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王莽在西汉末年是外戚的代表人物，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母亲。西汉后期，外戚的势力得到发展，王氏一门把持朝政，权倾朝野。王莽学习礼学，与他的伯父和兄弟不同，节俭恭谨，礼贤下士，接济穷人，这给了当时的官员、儒生信心上的安慰。王莽几乎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朝野称颂。汉哀帝继位后，傅丁外戚得势，王莽卸职隐居，闭门不出，安分谨慎，其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地责罚他，且逼王获自杀，在世人的眼中，王莽成为了德行高洁的化身，许多人都要求王莽复出，汉哀帝诏王莽回京，但是未给予实权。汉哀帝去世后，并未留下子嗣，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这时王莽的政治野心开始暴露。一些方士正是看到这一点，开始迎合王莽，最终实现了篡汉的局面。
纵观秦汉时期的方士，他们起初利用自己的智慧，迎合帝王贵族的好恶，求仙谄媚，谶纬预测，为的是荣华富贵。当他们的方术得到帝王推崇，方士地位不断提高之后，政治欲望继而膨胀，开始干预封建朝政，其结果往往是殉命于封建统治者刀下。而前赴后继的方士死于虚妄的谶纬神仙之术之后，又开始回归民间，隐匿于市井。但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一旦遇到社会动荡，其参与政治的欲望又被重新点燃，于是，一些方士在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中，往往扮演天意神授的化身，甚至编造谶纬密语，致力于颠覆封建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封建政治形成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相互作用又使得两者互相结合，互相利用，混融一体。一方面封建统治者通过对方术、方士的利用来达到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方士利用方术提高社会地位甚至进行政治干预。
秦汉时期的方士，不仅直接渗透到封建专制之中，影响着帝国政治，而且广泛影响着人们精神信仰。汉武帝时期，正服色，改历法，印文改为五字，均为体现五行相克的所谓“天意”。构筑了汉代统治者思想体系的燕赵思想家董仲舒，亦深受燕赵方术影响，不仅以宗天神学强化“三纲五常”之礼，还利用“君权神授”思想，规范统治者的行为。在对很多事情的处理上，董仲舒颇受方术影响。
另外，秦汉时期的数术方术，主要源于先秦时期的巫术和自然崇拜，其中有些内容包涵着原始科学探索的产物，展现了秦汉之际的科学成就。如假托黄帝的《内经》中收集整理的医学著述，天文历算中某些计算方法，都代表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而其更多的内容和流派，则整合了先秦巫术和方技等原始宗教，赋予神话和“天人感应”的神秘感，成为宗教工具。它或为封建统治者愚弄天下的工具，或为野心家谋逆篡权的借口，或为方术之士混世谋生的手段，总之在封建政治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秦汉时期的方术具有深厚的社会积淀和根深蒂固的影响，它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广泛渗透，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