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准分子激光价格 https://wapjbk.39.net/yiyuanfengcai/tsyl_bjzkbdfyy/vwbniqf/先秦两汉的文学主张中，有很多对“文”与“质”的争论，虽然有一些“文质并重”的理念，但是其大致倾向却从未偏离过“文”要服从于“质”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先秦两汉时期，士人的文学审美主要集中在其功利性上，即文学大抵从属于政教，多主讽刺，崇实录，尚雅正。
而“子书”析理传道的特征正好满足当时文人的审美眼光，所以先秦时期，源头性的“子书”层出不穷。两汉子书没落，实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经学繁盛代替了子学发展等其他原因所致，而与其时文学审美的关系并不大。
一、文学审美倾向的变化加速了子书的没落
汉魏时期是文学自觉的开端，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学在曹魏时期开始从经学中剥离，而日益走上追求形式美的路子。魏文帝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了诗赋欲丽的理念，用一个“丽”字强调了文学应该具有形式美的特点，但是他还提出“文气说”的观点，这说明曹丕并非只讲求文章“华丽”，他是要求文学要有美的形式，同时也要有充实的内容和丰富的情感。从其创作实践来看，曹丕确实一改其父曹操“古直”的文风，而以“清绮”之风，使其作品更具“文人”气。
这一时段，文学风气只是向重形式的角度倾斜，却并未完全摆脱其功利性。再加上其时经学没落，子学则在士人建功树德的愿望难以实现转而著书立说的现实中再次走向繁荣，这一点可以从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略》中所说：“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璅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看出。
之后的正始文学，西晋的太康文风，文学的非功利性开始日渐凸显，从内容的诗意化到语言的华美化，最终形成了士人对“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式美文的普遍追求。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的：“没有激情的一代士人，创造了缺乏激情的华美文字。”其实无论是张华、陆机还是潘岳，在追求文字的华美与技巧的细腻上，其主张与实践都是一致的。使得这一时期，词语妍整流利、音节滑润流畅的骈偶文风日渐成为风尚。
到了东晋，江左的明山秀水与玄佛思想的净化，使得士人们更加注重和平、宁静的心态，而这种以高雅脱俗为文化模式的格调，也造就了文士们对华词、丽句的进一步追捧。这些都与“子书”注重实际功用，忽略形式规整、语言雕琢的风格相矛盾，所以，两晋时虽然还有文人创作子书，但无论是从作家数量还是作品数量上看，都已经与汉魏时期相差甚远。
就目前来看，两晋时期创作的子书保存相对完整的也只有《傅子》、《抱朴子》、《古今注》、《博物志》、《神仙传》等寥寥几部，《隋志》中有著录的也不是很多，从保留下来的作品看，他们也在向当时文学追求形式美的方向靠拢，这种“文”与“质”的矛盾对子书的衰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情况发展到宋初，则逐渐形成了“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局面，也就拉开了南朝文坛对声韵及语词格外注重的序幕。发展到南齐的永明年间，文学领域出现了其时被称为“新变体”的诗歌风格，其主要是对诗歌形式的探索，但这种文学思想主张，对当时的文风也产生了影响，即更加注重对偶、押韵等形式美。
再到南朝后期的梁、陈之际，因其统治者更加偏好文学，而将文学更进一步推向宫廷化与贵族化，在继承“永明体”的个人情怀抒发外，逐渐走向注重娱乐的路子。这也使得文学在风格上更加注重修饰与雕琢，在创作上更讲究结构美、对称美，句法上则重视排偶，用典也日渐被重视，与此而来的就是六朝骈文的兴盛。文学审美重“文”轻“质”，使得子书创作更加萎靡，这样看来，子书在南北朝后期几乎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
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或者说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始终在继承先秦两汉时论文的“功利性”，但这主要集中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上，而在创作实践上，功利说的影响却不是很大。这也使得在南北朝后的漫长时间里，子书没有能够再次复兴。
综上所述，从建安以来，文学开始注重形式，而且逐步从形式与内容并重发展到向形式倾斜的趋向，到南朝后期的彻底形式化后，其实质已经可以屈服于表象。而“子书”毕竟是论体文，即便其也迎合时风尽量去雕琢辞章，但过分地追求对偶、押韵必然会导致文理的破损，而失去其辩文析理的特色和价值，所以，伴随着士人对“美文”的不断追求，子书也就一步步没落，“杂家”子书也随之没落。
隋唐之后虽然几乎各代都有复兴古文，提倡“文以载道”，反对雕词琢句的形式主义的文学运动，但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文人对文辞翰藻的渴求从未停止。再加上之后诗歌发展逐渐成熟，在文人心目中地位逐渐提高述志咏史、评诗论政都可用到这种体裁，无疑也是对子书创作的一种冲击。
二、诗歌发展及文集编订对子书撰写的冲击
在建安时期，诗歌尚且没有明显的个人化特征也不曾被开发出记述生活经历的功能。但是，到了晋宋之际，诗歌与前代相比就有了明显的个性化倾向，这一点上陶渊明是个很好的例子，很多学者都认为他的诗具有“自传性”，不仅吟咏性情，也可以记录平生，还有谢灵运，也是一样。
如果说建安七子的诗，语气相同、情感相通，那么陶、谢的诗则更加个性化、个体化，让人一看就知道哪首是陶的、哪首是谢的。到了隋唐之后，随着诗歌的不断发展，其抒情性与自传性的功能也在不断完善，这就使得诗歌可以出色地完成传递个人声音、表达个体生命价值以扬名后世的使命，而“不能‘吟咏性情’的子书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留存自传性记录的需求”，而逐渐被诗歌取代。
由此看来，无论是因为上述的诗歌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结果，还是有学者提到的，刘裕北征带回来的大量典籍与乐师的刺激，还是其它什么原因，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日益受到文人的重视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而来的，就是，晋宋时期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诗歌创作的热情似乎突然被点燃，无论是效仿过去诗人创作风格的作品即拟古诗，还是新兴的玄言诗、山水诗，其作家及作品数量都在大幅度增加，还有许多文学性的作品也在不断被创作，这可以从当时丘渊之编订的《晋义熙以来杂集目录》可以看出，单这一目录就有三卷之数，其所罗列的作品之多可以想象。
诗歌取代子书被大量创作，直接导致的就是文集的增多。在南北朝之前，文集的编撰在士人中还甚少出现，曹植自编文集只是个案，不成风气。可是到了南朝后期的齐、梁之际，就屡屡出现文人自编文集的现象。
诗歌的独特优势，促成了其创作的兴盛，进而使得文学活动频繁，作品不断增加，这就导致了文集编订的兴盛。而与之相比，子书却在诗歌的冲击下日渐没落，“集”逐渐取代了“子”的地位，成为表达自我，展现才华以及扬名后世的最好方式，甚至在后来一度成为文人们处理自己作品的唯一手段。这也就表明了，随着文集编撰的一步步发展到成熟，给“子书”的创作造成了几乎毁灭性的冲击。而南北朝之后杂家子书伴亦随着子书的普遍衰落而逐渐消亡。
三、独特的传承方式对子书发展的影响
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说：“传注称氏，诸子称子，皆明其一家之学也。《诸子略》中，自黄帝至太公，尹佚子不称子者，此其人皆古之君相，平生本无子之称号也。周初惟《鬻子》称子，自陆贾、贾谊不称子者，学无传人，未足名家也。”
从中可以看出，子学即称“一家之学”，所谓“一家之学”，在西汉之前，还既可以看做是“一人”也可以看作是“一门”的著作，但即便是“一门”也必须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也就是说作为著书论说，则必然有其统一的主张和学理，其学派无论用何种方式，都不能偏离本派思想的传承。
但不是说，其学派传承一成不变，这种形式如儒家、墨家这样大的子学流派，即便出现分裂，互相攻击、各自成派，但他们从不否认自己是孔子、墨子的后学。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对先贤的学说也有修正，同时也部分吸收其他学派的理念，但是他们仍承认自己属于儒家或者墨家。这就说明子学在流传过程中，在其本源思想的基础上，可以不断有理念相同的后学者将其所见所闻补入其一派的理论之中，但必须明确其为一家的主张，则子学可以传承。也就是说，子学相对重视学术师承、渊源的核定。
但也必须承认，相较于经学来看，子学的师承没有那么严格，比如说类似儒墨的后学分支及名、法、杂家等相对没有严格师承关系的派别，其依旧可以一家有一个传承谱系，而其学派开山者即可称为子。
但是，到了汉代，原本的师法系统就开始遭到了破坏，师承虽然还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有严密师法保证的、“自成一家”的子学体系已经开始崩塌。当时多数的子学派别都源于儒家的荀子，这种分裂必然导致师承关系的松散与弱化，进而使得有主张偏向的学派各自独立。这时候提不提先秦的学术传承已经不很重要了，因为其一家之言得以成立的关键是能否得到政府的承认，其实质就是子学派系标准进一步弱化。
再加上汉武帝罢黜百家后，设立了五经博士，到宣帝黄龙十二博士定员再到光武帝定十四博士后，经学稳定了其独特地位，而逐渐让子学从属于经学。使得注经、解经的章句之学盛行，而诸子的传人日渐稀少，即便像扬雄这样自比圣人的文士，却依旧只有侯芭一人传其学，更何况他人？
再加上，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在其作品《史记》之后作《自序》，这就将整部作品明显地作为了“个人财产”，此时“一家之言”的范围就进一步缩小。其后，很多中古时期的子书作家借鉴了这一做法，都有类似自传性质的序言来给自己的作品打上明确的个人烙印。这种子书的极度“私人化”与“个人化”，使其不再有先秦诸子学派可以有弟子门徒、后学者继承发挥其学术思想的优势，这也使得魏晋南北朝之后子书日渐没落。
只是后来，到东汉末年，经学因其自身弊病开始日渐僵化，这种现象导致重传道、轻章句的子学有复兴之象，才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旧可以子书林立，但是当时的子书已与先秦子书有了大的不同，其时的子书已经没有一个较为严密集团作为其后盾，亦没有弟子门徒传其学术，而只是文人为求留名后世的独立所为，这就导致了其学在其身死之后，就没有人可将其延续下去。
隋唐以来，从学校教育的角度看，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其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从官学来看，隋炀帝改“国子寺”为“国子监”，统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其时不仅官学学校数量增加，而且学生的数目也有了大幅度增多，仅“置太学博士、助教各二人，学生五百人。”
总结
到了唐代，仅中央就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管和崇文馆等“六学二馆”，其学校类型与规模的扩大显而易见，不仅如此，在四门学里允许“庶人之俊逸者入学”，这就使得学生数量势必会增加。
之后的每一代统治者取得政权后总是不断扩大官学规模，通过“养士”来维护政权。从私办的书院来看，有完整的教学设施、教育制度、有固定的学制、教学内容的书院源于宋代，据统计“南宋一朝就有书院所”，其后各代虽有短时间内的收缩，但总体上数量是不断增加的。
这种“学院式”的学术传播形式的兴起，使得师生之间的学术承接关系不再像之前那么紧密，导致学术的派系传承理念，以及延续其师长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著作的责任感，在士人观念中几乎已经消失。
再加上学院所授知识“驳杂”、“宽泛”不像先秦时的私学，主要是传播本学派的思想理念，这也使得学生不太可能只继承、传播某一位老师的学术思想。这些都造成了南北朝之后子书的普遍衰落，作为“诸子”一家的杂家自然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