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阶层的突起、人本思潮的兴起还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对春秋战国时期旅游活动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游者出行还会受到当时旅行观念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旅游活动的发展，并使得它们呈现与旅行观念相适应的旅游文化。
上古时期人们对出行是怀有吉凶未卜的畏惧心理，在他们心里，外面的苍郁山林、急湍的河水，甚至是那些释站旅舍里都充满了妖魔鬼怪和异乡凶民。这种对远途出行的畏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存在，限制了人们的出行及旅游活动的发展。
一、安全顾虑对远游的限制
出行遇凶是上古人们最先形成的出游观念。囿于对自然环境和地理因素的不了解，以及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总认为旅途中充满了妖魔鬼怪和艰难险阻。所以远行是一种冒险行为，是极为不安全的。虽然这种观念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趋于淡化，但是对出行的传统认识一直保留下来。因此为了祈祷出行顺利，游子能平安归来，在出行之前常常要择吉卜凶，祭祀路神，为出行之人饯行。这些出行习俗表明了人们对旅行的畏惧，因而才会有慎游、近游观念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出行的消极心态不仅表现在对出行路途艰辛的畏惧，还表现在出行的繁琐准备。总之，人们对旅行的畏惧态度限制了旅游活动的发展。但是在战国时代，一些商人们在获取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不畏路途艰辛，往返于各地从事商贸旅行。即使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也必为之。商人这种打破传统，敢于尝试冒险的积极心态，对追求稳定、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产生一定冲击，进而对旅游活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道家“无为”思想对旅游的影响
老子对旅行交往就是一种淡漠心态。《老子》四十七章云：“不出户，知天下。不窥墉，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虽然这句话讲的是老子主张圣人顺其自然，不为而成，但是也可以看出老子认为只要循守大道就无须外出亲自体验，至少这种认识世界的观念是轻视旅行的。在《老子》中，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主张即使受到死亡的威胁也可以不用为了生存而迁徙他乡，邻近的部族之间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以求利益。这种安土重迁的心态和彼此隔绝的观念说明老子是排斥旅行和相互交往的。柏矩跟随老子求学，有一次他跟老子说：“请之天下游。”老子很不赞成地说：“已矣，天下犹是也。”直到柏矩再一次请求老子时，老子才勉强答应。这则故事说明老子认为天下都差不多一样，不需要出行来增长见识，更反映了老子漠视旅行的心态。
三、儒家孝梯观念对旅游的影响
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的宗族关系。宗法制强调同族聚居，对家庭极为注重人伦关系的和谐稳定，孝顺父母是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孝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冒险，主张保守稳定，从而限制了人们的出行活动。纵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但是这种传统观念仍是根深蒂固，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旅游活动也受到儒家“孝悌”伦理观念的影响。
按照孝悌观念，身为孝子，不能登高、去危险的地方，也不能去低洼之地，做让父母担心的事情；出门要“出必告，反必面”，所谓“游必有常”（《礼记曲礼》）类似的还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出不易方，复不过时”，不仅如此，守丧期间也不能独自出行。谨守孝道这种重人伦的伦理思想不仅是春秋战国也是各个时代的基本道德规范，在一定意义上制约了人们的出行活动，并且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为阻碍中国人外出探险、游历的一种社会因素，难以完全摆脱。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孝悌观念并不是排斥一切外出远行。出门在外，远游不归固然会使父母牵肠挂肚，寝食难安。但是人要有鸿鹄之志，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要想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就不能留恋故土。《礼记内则》说：“桑弧蓬矢，志在四方”，因此男儿要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家，不能贪图儿女情长。正是从这个层面上，孔子说：“士而怀居，不可以为士矣”，反对士子固守穷庐，主张周游天下增长见识。
四、游乐失国古训对旅游的影响
休闲旅游作为愉悦身心的一种行为，应当受到人们的欢迎。古人显然已经认识到游览是一种普遍而且必然的需求。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追求快乐是人之本性，荀子指出“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在荀子看来无论是天子还是庶人，都有游乐的欲望。同时，古人还意识到游览活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适当地出游不仅能够放松身心，洗漆心境，还可以观风问俗，感悟人生。但是放纵欲望的过度游乐则是为人们所排斥的，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具有破坏作用。
文献中一些含有跃义的游览词汇可以看出这些过度游乐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逸游”。类似的还有《尚书大禹谟》：“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这是禹成功后，劝诫他的一段话，这里特别提到了不要过度游乐。又比如“淫游”，指的就是沉湎或过度的游乐。后羿就因为沉溺于游戏荒废朝政而失国被杀。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后弊）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离骚》说：“界淫游以佚疾，又好射夫封狼。”从这些类似的词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于过度游乐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对统治阶级恣情于游乐导致江山不保的历史教训是很重视的。所以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对统治阶级的过度游乐行为给予强烈的谴责。
有的思想家认为君主耽于游乐会败坏道德荒废政事。孔子就说：“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老子说驰骋狩猎令人心发狂”有的思想家认为旅游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君主过度游乐会劳民伤财，因此对旅游持批判态度。《韩诗外传》就认识到君主为了享登高远见、临川泽博观之乐，而大兴土木修建苑囿池招高台会“劳心苦思，从欲极好，靡财伤情，毁名损寿。悲夫伤哉！穷君之反于是道而愁百姓。”
思想家们反对统治阶级过度游乐与中国的“典范政治”也有直接关系。统治者作为上层社会的一份子，其生活习惯经常会成为全社会的模仿对象，百姓甚至以此为时尚。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春秋时期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社会跟风穿紫色衣服，成为一种风尚，以致于紫色的布都供不应求，但是紫色的布是很贵的。管仲建议齐桓公不再穿紫色衣服并公开表示自己不喜欢紫色，这样齐国境内便无人穿紫色衣服了。
衣服尚且如此，更何况能达到身心愉悦目的的旅游活动。因此，上层统治阶级更要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为全社会树立一个模范的榜样形象，这样其他的社会成员才能效仿，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就是典范政治。在典范政治的影响下，君主的个人生活与政治相连，这对君主造成较大压力，迫使君主审视自身，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约束自己的出格行为，这对江山社稷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典范政治的影响下，对于闲逸行为的旅游活动，君主时常不能以纯粹的游乐为动机，只能借助政治上的功能，来实现自己游乐放松的目的。齐景公外出巡游之前，专门询问晏子怎样才能做到像先贤那样受到百姓欢迎的巡游，其实其出游只是为了体察民情，省耕实的政治外衣。无独有偶，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子时，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其实齐宣王真正想问的是如何才能做到与贤者一样，既享受了游玩之乐，又能树立良好的典范形象。孟子深谙其意，借题发挥，阐述了他与民同乐的治国之道。
当然，对过度游乐的限制思想不仅是针对王公贵族，对普通百姓也是一样。百姓如果不务正业，整天游手好闲，流离于市井之上，也是为世人所排斥的，只不过由于旅游对平民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君主则是最有条件进行游娱活动的人，所以他们成了集中的抨击对象。
总结
春秋战国乃至整个先秦时期对旅游的批评，是基于其中的游乐内容会使统治者玩物丧志，沉溺游乐以致于失德失政的历史教训。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君主贵族的出游行为。然而，以游为方式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即使君主出游披上与民同乐的政治外衣也掩盖不了他们追求愉悦审美之乐的天性。事实上，旅游中的游乐内容与君主昏庸腐败并无必然联系，关键是君主个人要有较强的自制力和良好的个人修养，正视旅游的价值功能，这才是贤君的游乐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