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百代皆行外儒内法,对比法家商鞅和同时 [复制链接]

我国上自秦汉，下至清朝，历代统治者所实行的治国之术，其核心都是外儒内法，表面尊崇儒家思想，施以仁政，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而在实质上，施以法家手段，重在政治事功，两者彼此糅杂，形成了历代采用的统治术。

那么，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在战国晚期，从商鞅和孟子不同的治国主张，就已经决定了这种结果。

春秋时代，周王室逐渐衰微，周制趋于崩溃，而新的生产关系在生成中，对此局面，孔子认为是「礼崩乐坏，道德沦亡」。在此背景下，各种思想呈现百家争鸣局面，从儒家内部生发出来的法家，后来居上，在各诸侯国得以重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

商鞅本是没落贵族后代，在魏国（即梁国）不受国君梁惠王重用，转而投秦，和秦孝公珠联璧合，终成霸业。当时的秦国本也是衰落小国，国都设于雍地（位于今陕西凤翔，接近甘肃省），被魏国侵占河西之地。然而，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秦国迅速富强起来，三年后即从雍地东迁至咸阳，形成对魏国的战略优势。

「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秦国的强大，使得周天子都不得不重视起来，赏赐祭肉给秦孝公，这一举措象征意义巨大，关东各诸侯国都开始重视起秦国。此时，秦孝公派商鞅讨伐魏国，以解旧怨，商鞅一举大败魏军，并俘虏魏公子卬，逼得魏国割让河西之地，并向东迁都于大梁。

短短几年时间，秦国就和魏国强弱异位，正赖于商鞅的法家之政。商鞅始行重农抑商政策，剥夺商贾地位，抑制了战国初期即已泛滥的商贾力量对秦国的侵入，同时商鞅法令「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摧毁了宗法制的家庭形式，并鼓励开垦荒地，平民凭军功可获封土地，也是在摧毁旧的世卿制。

这些措施实行下来，一方面限制了平民的流动，便于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这些措施为诸侯争霸事业提供了充足的兵员和军粮，也正是秦国日益强盛的原因。

而反观同时代的儒家代表孟子，其治国主张仍不脱孔子窠臼，在《孟子·滕文公》一文中，创造了周时井田制说，井田制看似提倡土地国有，抑制土地兼并，但其核心要义在于维护旧的宗法等级制，其要点一是使卿大夫有不变之世禄，二是是农民有不变之恒产，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地位永恒不变，各安本分。

孟子这种理想社会组织状态，首先就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诸侯间的兼并本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天下共主周王室早已无力约束诸侯，甚至要屡屡托庇于强大的霸主，这种上下倒置的状态，正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标志，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取代，旧势力被新势力打败。

如一力维护周王室的诸侯强国晋，被国内豪族韩、赵、魏三家瓜分，儒家的发源地鲁国，诸侯权力旁落于卿家贵族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

此外，孟子的政策里面，主张农商平等，没有重农抑商的内容，而当时的商贾，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最强，商贾是土地兼并的主力，他们使土地不均的状况愈发恶劣，这对于极力发展军事扩张的诸侯，是极其不利的，而如果不能像商鞅那样，抓住根本，崇本抑末，难以扭转局面，只能看着秦国日益强大，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最终被强秦所灭。

因此，在秦孝公死后，商鞅虽然被反动的宗室贵族诬陷诛戮，但其所立之法，已成秦国国本，未被历代君王废除。至汉时，虽然重新把儒家捧上百家最高地位，但所行之政，仍是秦时之政。

后世历代，虽然为建立上下尊卑秩序用儒家为表，但治国之政仍是行法家手段，这正是从商鞅、孟子时代，法家与儒家思想趋于成熟后已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