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不同时期儒家的人性论,都有着不同的代 [复制链接]

西汉时期的儒家人性论，大致可以分为西汉初年、西汉中期、和西汉晚期的儒家人性论思想。西汉初年，儒家人性论思想，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陆贾、贾谊和韩婴。

陆贾的人性论思想，主要是偏重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他认为礼义是人之本性，这样一种以善为本质的礼义，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否则就是违背了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同时也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

他的这种人性论思想，主要强调对国家的治理作用，这种对人性的论述虽然缺乏一种哲学的辨析，但是其实用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当今社会借鉴。而贾谊则认为性是一种事实陈述，并且人性之善恶是不能断定的，但是由六理、六美形成的人都是倾向于善的，是不存在恶的。

同时他对人性论还有所增益，认为人性受社会习俗和形势的影响。而另外一个人物韩婴可以说是继先秦之后，第一个对孟子性善论继承之人，并且还在此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天所赋予人的仁义礼智之心是顺善之心，人们要做到就是反省和发掘这颗本善之心。

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人性有恶的一面，而这种恶的一面，也正是人之欲望所造成的，他把这种人的生理欲望称之为六情。六情即人的目欲好色、耳欲宫商、鼻欲芬香、口欲甘旨、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文绣轻暖。

因此，有人也认为韩婴的人性论，是对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调和。虽然说韩婴的人性论是对孟子的继承，但其较之孟子的人性善论，还是有所不同，并做改善，因此对于人如何实现，人性之中的善质的方法亦不相同。

他认为，人如果要想实现人性中的善质，则要通过学习和践礼。学习就是要提高修养和净化人性，而践礼则是修身养性、改善人性、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

西汉中期的人性论思想，可以说在整个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人性思想，可以说是汉代人性思想的基本特色。

董仲舒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提出了性未善说。他通过对性善恶与天的性格关系的论证、通过对正名方法的论述，提出人性与善讲的并非同一问题，因此不能认为性本来就是善的。

在此基础之上，董仲舒还用了许多著名的比喻，如用米与禾的关系等来论证性与善的关系，以此来强调性实未善。因此他认为，人如果要实现从性未善到性善，就要通过教化与学习。

教化主要是从国家的立场出发，他对普通百姓的自我控制，和反省能力存在质疑，因此他对普通百姓，对自我行为的控制能力也持怀疑态度，只有通过国家的教化，才能改善社会风俗，净化社会风气。

在重视国家教化的同时，他也十分重视人们自身的学习，他认为，那种不学而知的人在现实社会中少之又少，一般的人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学习，才能够提升自身的素养、彰显德行，实现性善。

这些对人性进行改善的措施，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对我们当下社会人性的改善与社会风气的净化，同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西汉中期儒家思想，被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内部对官方的人性思想，逐渐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因此在西汉后期，儒家人性论出现了分化。代表性的人物有刘向和扬雄。

刘向提出了性情相应的人性说，他认为性之中既有善也有恶，而情与善相同，也是有善有恶的。他并没有明确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而是人性即可为善也可以向恶，因此他的人性论重点是讨论人性的改善。

人性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人性的改善应该从人自身、以及社会层面出发，其人性改善的措施，主要有礼乐刑政和学习。相对于刘向，扬雄主张性善恶混。他认为在人性之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与恶是相混的。

如果人修善则为善，修恶则为恶；而修善是对人性之中恶之一面的克服，习恶则是对人性之中善性的抑制。人性之中兼有善恶，因此人性需要改善，对于人性改善的措施，他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环境，他认为一个好的环境，对于人的改善和成长是极为重要的；二是自我反省，人只有通过对自我的不断反省，才能不断地发现自身之不足，继而克服之；

三是用心于正，人只有操控自己的心，慎言慎行，才能彰显德性与操行；四是学习修养，他认为学习是修养身心、向善弃恶的重要手段，人如果不学习则与禽兽无异。

他对人性的发展与改善，是基于先秦儒家的人性思想，并结合时代特征来进行创造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现代的理论研究，同样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