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主张“法先王”的同时，又提出“法后王”。这种看似矛盾的主张，其实是荀子在历史观上沟通儒、法两家的表现，是他在指涉“过去”时，兼具其奠基作用和与现实对立作用的体现。如扬·阿斯曼教授所说，“所谓的起到奠基作用的和与现实对立的这些提法，都不是针对神话本身，而更多是针对在当下”。这里所说的“神话”是指主要以叙事形式出现的、对过去以一种创造性而非基于还原历史事实的表述形式。可以说，荀子基于对当下社会政治理论的建构和意义的追求，试图通过追忆过去，既批判当下的不合理，又为当下的革新提供基础，论证其合理性。
张晋藩先生从法律角度论述，“儒法两家的对立，是明礼差等与奉法齐一的对立。经过战国、秦，至两汉，作为差别性行为规范的礼，逐渐与公允性行为规则的法交融渗透，以至合流。”显然，在其合流过程中，荀子可谓是沟通儒法两家的第一人。他论述历史，提出兼法“先王”、“后王”，进而提出礼法结合的思想理论。这些都是“过去”与“现在”的贯通融合。
荀子身处社会动荡的战国末期。他看到年年战乱，民不聊生的乱象，他也看到了天下趋于一统的大势。他试图结合儒家的礼义仁德和法家的法术制度，为未来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提供一种新的模式。“圣王”一词，非常清晰明了地表达了荀子对儒法两家思想的态度。他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荀子解蔽篇》）唐代杨倞解释“伦”为“物理”，“制”为“法度”，清代王先谦在《荀子集解》中也采用了这个解释，梁启雄先生以其伯兄任公观点为是，解释：“圣、王、即《庄子天下》‘内圣外王’之‘圣’‘王’。伦，谓人伦，即人生哲学；制，谓制度，即政治哲学。”
任公以哲学视角所解释的“圣”、“王”之义，笔者以为任公深得荀子之意。也就是说，荀子认为“圣王”在私人领域自身必须具备儒家的礼义仁德，在公共领域即政治领域则需要具备法家的法术制度，只有两者兼备，才能统治天下。众所周知，孔孟都十分重视儒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孟子甚至以为有仁德之诸侯王即可推行仁政，从而王天下，然而事实是，这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行的。那是因为政治领域和个人修身领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孟子以为“只要完成‘私领域’的修身程序，就可完成‘公领域’的治国之道。
换言之，外在世界的转化起源于也奠基于内在自我世界的转化”，然而，“这样的‘身体政治’论将政治领域视为一个缺乏自主性的领域，因而完全受到私人道德领域的支配”的理论“忽略了两者的分野”，即“政治领域以权力或资源的争夺与分配为其核心，有其自主之性质，其运作常常不受个人意志之支配，而私人道德领域中德性主体的建构，是个人自主意志可以控制之事务。两者之运作逻辑并不完全等同，因此，两者并不完全等价等值”。而荀子显然已经注意到子思、孟子儒者政治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所以他在主张“法先王”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子思和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荀子非·十二子篇》）。说他们“法先王”的时候，没有能够抓住其纲要；罪过在于使世俗之儒不知所非，而纷纷学之并传习，误导子弟。那么，荀子所认为应“法先王”什么呢？是礼义。
在《劝学篇》中，荀子批评不以“礼”为首的儒者为陋儒、散儒。他认为法先王，如果“不道礼宪”，即蹈礼法，仅学习《诗》《书》，那么就如同“以指测河”、“以戈舂黍”、“以锥餐壶”一样，根本不能穷先王之仁义。礼乃是获得仁义之路径。他说：“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辨，散儒也。”
《荀子》书中多处表述“法先王”之纲领乃“礼”之意。如：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篇》）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荀子·非相篇》）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荀子·非相篇》）
既然荀子主张礼是法先王的纲领，是获得仁义的路径，那么他仍然继承了孔孟的仁义道德内核，是将道德价值放在一个重要位置的。只是荀子相对于孟子而言，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同时，没有走向道德理想主义，而是在批判孟子的浓厚理想主义色彩时，显示出他自身思想的现实主义特点。从荀子评判尧舜和桀纣等先王的言论中可看出这一点。
荀子与孟子在论述仁德的重要性时，很多言论一致。他说：“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人之众数以亿万，俄而天下倜然举去桀纣而奔汤武，反然举恶桀纣而贵汤武。是何也？夫桀纣何失？而汤武何得也？曰：是无它故焉，桀纣者善为人所恶也，而汤武者善为人所好也。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篇》）又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荀子·儒效篇》）“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
“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荀子·正论篇》）这些语句与孟子所言几乎一致。《孟子·公孙丑上》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梁惠王下》：“（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上》）可见，荀子在对以道义取天下这个问题上，与孟子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儒家政治理论最为鲜明的一个特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完全摒弃武力来统一天下的理想主义观点。从战争必有伤亡的事实出发，荀子指出武力征伐的合理性。说：“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悬之赤斾。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荀子正论》）显然，荀子完全摒弃了孟子“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尽心下》）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