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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精神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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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的众多学生中,子贡是「身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他虽善于经商,却不忘儒家经世济民的崇高精神,《吕氏春秋》曾经记述了他慷慨出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义举。他以杰出的才能达到了亦官亦商,亦儒亦商的最高境界,因而被后世公认为儒商鼻祖。在《论语·学而》中有:「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不知今天的富豪们有几个能做到富而不骄,富而有仁。

「义利之辨」——被道义压抑的商业利益

现在已经很少有成功的商人会自称儒商。「儒商」这个概念本来就只有在汉语文化圈中会出现。在欧美没有儒家,而是商人本来就是要逐利!然而在《孟子·梁惠王上》:「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极端化为「义利之辨」,迫使我们必须为古代士农工商等级中最末端的「商人」寻求其行为与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有了「儒商」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汉语文化中的「性善」意识形态,使得我们的对于「利」、对于欲望有着一定程度的压抑——相对于广义的西方文化,对于利益与性的表述与追求就直白多了。而这很可能与汉语文化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孟学,产生于邹鲁之地,透过山林经济所体现出的农业社会及其道德系统有关。

山林地景自然会发展出一种农业社会,而农业经济与农业社会中开展的道德体系自然不同于河海地景的区域所形成的道德系统。是以《史记·货殖列传》中概括出邹鲁文化是「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好农而重民」的欢乐农场型态;靠海的齐国则是「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汉书地理志》)。

邹鲁文化是欢乐农场型态,发展出有别于齐国的道德体系。在这样不同的经济形态与社会下,便形成了两种不一样的道德体系:邹鲁之风是为「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小相让……好学,上礼义,重廉耻」(《汉书·地理志》),呈显出农村社会的互助风尚与纯朴民风,这是在资源不足与农村经济下所展现出的人际互动与道德系统。

相对地,齐国因发展商业,进而开展出「民阔达多匿智」(《史记·齐太公世家》)、「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史记·货殖列传》)的道德体系。但后来农业系统开展出来的性善论模式成为汉语文化圈的主流意识型态,成为我们道德的判准,连带地商人的利益导向开展便被后世扭曲与丑化。

儒家的「经济学」

但如果我们看看处于赵国与齐国商业社会的荀子,他虽然是儒家后期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但他所呈显出的性恶意识,其实就是当代所谓经济学(Economics)的表述。《荀子·礼论》就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这里所谓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基本上就是「生意人」或「商人」的表述——在有限资源中理性地求取最大利益。这是个有别于强调人天生有的孔融让梨般的辞让之心的「道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预设;而「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表达出了资源的「稀少性」,而人的「欲望无穷」的现实;「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则是「分配」的概念。

如果用这样的思维来思考当代商业社会的人际关系与商业行为,是不是会让人自在一点?而不是一直大声叫「何必曰利!」那么,如果人人都是「生意人」,而不是传统儒学所预设的「道德人」的话,追寻利益也没有什么不可说、不好说的;因为人作为生物性的存有本来就是利益导向的!那么可以说,「儒商」这个概念在正常化的社会中可以不要,但也可以说在这个脉络中人人都是「儒商」——不管是一秒几千万上下的总裁,或是中层的主管、职员、业务员甚至是家庭主妇,他们的每一件事、每一个抉择其实都是一种「生意人」的行动。

需求和分配才是重点——儒家经济学的观念厘清

而「儒商」带给我们的是:如果你觉得你在当代商业社会被数理化的经济学、被商品经济所异化了、让你很不自在,不知如何自处,那么透过儒家的经济学概念去重新思考我们的经济行为、去调整我们经济原理的思维、去重新衡量致富原理,你会发现虽然「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但是在「儒家经济学」的脉络下,我们都是同样的正正当当的「生意人」!

对「儒商」概念的反思,在当代不会让你成为下一个马云,重点是如何在商业社会与商品经济下,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建构出与同事、客户、朋友与家人更稳健而融洽的关系一种态度。经营之神王永庆喝豆浆都先喝半碗再叫老板加蛋。为什么?因为这样豆浆可以装比较满,买一碗、赚到两碗的量。这个故事让王永庆成为企业经营的典范,直到今天有好多的书在谈王永庆如何用「勤朴」打造商业王国、如何信奉「小富由俭、大富由天」的理念。

有很多人认为勤朴、节俭能够致富,这并不是传统的儒家美德所教我们的,其实这是中国帮派始主的墨子所提倡的经济概念——只节流不开源;儒家的经济原理中提醒我们,一味地勤俭只会让你越来越穷!正如你平时很节俭、很省钱,但为什么钱一下就不见了!那你应该思考自己的花钱方式与挣钱的观念了!按明朝学者陆楫就曾反驳当时「崇俭致富」说法:

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蒹葭堂杂着摘抄》

陆楫的意思是:问题不在奢与俭啊!你本来就没有钱你怎么奢华?——虽然很不幸的,陆楫不知道几百年后的今天,叫某某卡和某呗的东西可以提前消费!总之,节俭不是致富的必要条件,反而是贫穷的充分条件。所以依照儒家的概念,不应该把「省钱」当作致富的绝对手段,这也就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说法:

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

因为以儒家经济的概念而言,需求与分配才是经济与致富的关键。总之呢,不能再认为勤朴节俭和不以获利为目标就是「儒商」了!如果不以获利为目标,那生意还怎么运转?在此,可以由宋明理学家程颢的〈识仁篇〉窥见。〈识仁篇〉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真正的仁者,知道自己与天地万物同存一时空,在各面向的考量上会把外于己者一并考量在内,而体会义、礼、智、信不过只是「仁」不同面向的体现。假使有人不以「浑然与物同体」的思考方式来生活会是如何?简单来说就是会片段的只求暂时性的方便,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往往是由一己之私出发的。即思量着人类活动如何以最小负担与自然相处(用之自然)。

换句话说,当商人在商谈利益时,若能把义、礼、智、信实实在在地实践出来,并且明了自己与外物是浑然一体,无所切割的,就会在行事谋划上多了「整体」、「和谐」的考量。

儒商性格并非是节俭,而是懂得需求与分配的调度。那么,真正的儒商是什么?是在利益谈判桌上,依然保有人与物「整体」、「和谐」、「良心」考量的商人,这才是儒商之所以冠上「儒」,而非单重「商」的原因。而儒商的性格延续到当代,正是近年来企业所谈的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所标榜的精神。这种精神代表了企业不仅仅只追求利润,而会思考到解决社会问题,与所属社会、自然、人文共同平衡相处,将企业责任放在企业谋利之前:深信当一家企业与所处环境相处得宜时,企业的经营才能永续,如此,发展也才可能永续。这或许才是真实的儒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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