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第16章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喻：形声字兼会意字，始见于隶书。喻的初文为篆文谕字，隶书、楷书改从言为从口。喻变成从口俞声。
“俞”本是挖空树干的独木舟。《说文》：“俞，空中木为舟也。”口和俞结合，意思是水关上的人说船队过关要像其他船队一样接受检查，由此产生说明，比喻的含义。
也可理解为船上的人说知道船队过关要接受检查，由此产生明白的含义。如《礼记-学记》：可谓善喩矣。
又如《礼·文王世子》：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敎喩而德成也。
凡从俞的字都和船有关，如“输”表示船的运输功能，“逾”表示船越过某处，“愉”表示乘坐船的愉快心情。由“愉”又延伸出“愈”，表示治愈后的心情。
喻也是一种中华姓氏。据史籍《姓苑》记载，远古黄帝时，有个医官叫俞，俞的后代相传姓俞。
南宋建炎年间，俞氏一族后代有个叫俞樗的，聪明好学，举为进士，精通世故，宋高宗赵构喜欢他“佯佯知喻”，就赐姓为喻，后裔称喻氏。
义：会意字。从羊从我。古人把“羊”作为和善的象征。“我”本来是指一只有棱有角，还具有锯齿状的刀刃的兵器，后假借作第一人称的代词，指自己。
有的学者认为由“羊”和“我”构成的“义”的意思是像羊一样与人为善，一切好事、善事应从“我”做起。于是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好事、肯牺牲的精神称为“义”。
也有一说：“我”原指一种长柄的仪仗队中使用的兵器，在部族祭祖时，除了供上羊头之外，还有手握“我”的武士作仪仗队，所以“义”本义即为威仪、礼仪。
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孟子则进一步阐发了“义”。“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义”是“仁”的具体表现，“义”是“仁”的执行者。二千多年来，儒家都以仁义道德为个人修身的至德要道。
韩愈在他的《原道》中提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也就是说，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就叫义。如正义、义愤填膺、义正辞严、见义勇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等。
孔子曾说：“君子义以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即用义为作人做事的根本，用礼实行，用诚信来完成。这才是真君子。
孔子还说过：“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义是立身之本，是行为的最高标准。
儒家认为，凡事合于义则做，不做就是“不义”，不合于义则不做，做了就是“乱”。如《孟子.离娄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义也通“宜”。如《论语》中有“不仕无义。”意为不去做官不合适。又如《论语》中有“务民之义”。意为致力于百姓该做的事。
利：是指人的生活养命之源，亦是指满足实际生活利益所需。儒家所反对的是损人私己之私利。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君子能知晓义之重，小人眼中只有利。”
孔子多次用“义”和“利”相对照，以此分辨君子还是小人。孟子继承孔子的观点和大力发挥，成为儒家义利之辨的代表人物。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孔孟并不反对“利”，而是提倡在遵循仁义为前提的“大利”，反对不顾仁义的“唯利是图。”
在孟子的王道政治中，他要求君王“为民制产”、“使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
同时又要求君王“吊民代罪”，推恩以“保四海”并主张“薄其赋敛”，“去关市之征”，以利便商贾行旅，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何必曰利”实质上是告知君王，推行仁政，“大利”于天下的黎民百姓。
荀子对于儒家的义利观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在符合仁义道德的前提下，以“利”为目的而为之，谓之“事”。以“义”为目的而为之，谓之“行”，即德行的实践。
成就德行和成就事业之间，儒家更重前者，儒家重义并不排斥利，而要求人们“利不背义”，但坚决反对“见利而忘义”
在现实生活中，见利忘义的人满街跑，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翻脸、反目的人身边就有很多。他们的“无情无义”严重污染社会精神环境。
有些贪官“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他们损公肥私，贪赃枉法，大发“不义之财”。
普及和宣传儒家的“义利”观刻不容缓！
恶人蒲寿庚
年，在福建泉州的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沈香、乳香、龙诞香、胡椒等。
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很可能是当时泉州富可敌国的蒲寿庚家族的香料船，蒲氏家族沉浮史再次引起人们的
蒲寿庚因为帮助元朝灭宋有功，他的家族在元朝一直地位显赫。蒲寿庚本人被元朝任命为福建行省中书。从此，蒲氏家族，掌控海上贸易，独霸市舶，富甲一方。
不过善恶终有报应。蒲氏风光一百年后，元朝覆没，汉人夺回江山。明太祖朱元璋对蒲寿庚的恶行早已深恶痛绝，他下旨将蒲寿庚的尸骨挖出来鞭尸，又命蒲氏男子全部流放充军，女性全部入娼为奴，凡蒲氏子弟永世不得读书入仕，整个家族在明朝的几百年中沦为贱民。
多行不义必自毙，蒲寿庚为了个人“小利”，抛弃民族“大义”，暂时风光了几十年，却把子孙害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