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医院专家微信 http://www.yunweituan.com/m/白癜风防治专项援助 https://baike.baidu.com/item/青少年白癜风防治援助项目/22039760“黄老之学”到底在讲什么?与法家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西汉初年能以黄老之学治国,而张角又能以黄老之学而聚众造反呢?黄老之学分别给他们提供了什么理论?通过分析这些问题,也许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主流观点认为黄老是两个人的合称,即黄帝和老聃,而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黄帝和老聃并无学术思想上的交集,主要原因还是留世的文献太少。传说黄帝著过很多书,留世的只剩《黄帝内经》,其余的都失传了,这个跟秦始皇的焚书应该有很大关系,因为黄帝书和齐国有政治上的渊源。老聃流传于世的只有一本《老子》,事实上,以《老子》中所阐述的道理以及行文风格,很难说这是春秋时期的著作,并且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也没有引用或是提到关于《老子》的内容,因此有很多史学泰斗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而春秋时期可能存在过一个道家学派的人物老聃,《老子》一书中吸收了老聃的一部分理论和学说。
“黄老之学”最早源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官办的学术机构,吸引力当时的很多思想大家,如孟子,荀子等,提出了很多思想见解,产生了很多学术著作,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黄老之学”。
稷下学宫的很多著作托名于黄帝,之所以托名于黄帝,可能是因为齐国田氏认为黄帝是其先祖,通过推崇黄帝来提高田氏的地位,为田氏代齐提供合理性,也为齐国称帝提供理论支持,这些著作被合称为黄帝书,其中有很多著作是以“道”为其核心思想。而“道”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楚国的老聃提出并论述的,并且,同样来自楚国的环渊继承了老聃的学说,在稷下学宫有极大的影响力,并且也有人认为《老子》一书即是他所著,也有人认为他即是尹喜。这些人的著作和学说被统称为“黄老之学”。
在当时,论述“黄老之学”的人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慎到、季真、田骈、环渊等。“黄老之学”是以“道”为其核心观点,并以此衍生出多种学说和思想,也就是说,“黄老之学”更像是一个学说集合,共同点就是都在阐述“道”,但彼此的观点并不相同,甚至有些是相反的。
通常认为法家即是脱胎于“黄老之学”,这与我们的认知有很大出入,无法想象庄子和韩非子是一类学说,当然不是一类学说,如果把老聃看作是道家的创始人,那么“黄老之学”可以被看作是道家的一个分支,庄子的思想继承于老聃,而不是“黄老之学”,所以,“老庄思想”是道家的另一个分支,还有一个“杨朱学派”,与前两者又不同,这些是影响比较大的,事实上还有很多影响不大的道家流派。
那“黄老之学”与法家又什么关系呢?法家自身也有很多流派,如法、术、势等,也吸收了其它家的学说,但最开始的法家,如慎到、申不害等确实是受“黄老之学”的影响,“黄老之学”讲的是无为而治,又说“无为而无不为”,那么这个“无为”是谁的无为呢?是君主的无为。要实现君主的无为,就得需要一种手段来实现这种无为,古代称手段为“术”,而“法”就是实现这个无为的“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通过制度建设来解除领导的工作负担,以实现无为而治,也就是说领导者不参与,甚至没有了,这套制度也能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转,这就是道教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法家是“黄老之学”的实用主义,是在政治上的实现,秦国能统一天下,法家是功不可没的。
西汉初年,刘邦通过约法三章来废黜秦律,被认为是道家对法家的一次胜利,而后,“黄老之学”又成了文景时期的主流学说,那么这时候的“黄老之学”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法家脱胎于“黄老之学”,但“黄老之学”不是法家。如果把“黄老之学”看作是“道”的层面,那么法家就是“术”的层面,一个“道”可以有不同的“术”,而西汉初年的治国之策就是另一个“术”,也就是对“无为而治”的另一种学说理解。
文景时期的“无为”是在认可“道”的前提下实现的,简单点说就是,天下的万事万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不对其使用外力,她就会良好地运转下去,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政府减少对社会的干预,社会就会自发地运转,所以文景时期实施的是轻徭薄赋,简政放权政策,让政府尽可能地“无为”以实现社会的繁荣发展。亚当·斯密在其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政府在自由经济中应该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无为”思想。
那么张角的“黄老之学”又是什么呢?其实张角的思想不是源于“黄老之学”,而是“黄老道”,这个也不是张角首创,先秦时期有一类专门从事星占、堪舆、鬼神、房中、巫医、占卜等术的人,被称之为方术士,也称方士,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死药的即是这类人,他们杂揉了“黄老之学”的“道”与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赋予“道”以人格,提出了对“道”的另一种解说,并为道教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基础。而张角的太平道就是吸纳这些思想而创建的,这里的“黄老”并不是学说,更像是拉大旗作虎皮,因为“黄老”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并且不同于东汉官方的“孔孟”,利用的也只是“黄老”的“道”以迎合当时社会的人心思变。此时的“道”已经不是老聃那个没有人格的自然之道,而是被赋予了人格的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即是“道”的意愿。
一个思想或学说,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会有不同体现,即便冠以相同的名字,实质已经不同了,其本质上还是当时社会环境对其的需要,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学说在影响社会,事实上,往往也是社会环境在孕育学说,如果把学说比作禾苗,那么社会环境更像是土壤,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一种学说无论是得到支持还是摒弃,通常都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