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先秦时期百家齐游之盛况 [复制链接]

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并存，游学盛行于彼时，出现了“百家齐游”的盛况。“诸子百家”为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派的总称，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是起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把百家分为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

儒家之游

谈及儒家之游就不得不提及孔子。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在而立之年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任教四十余年，从未间断。孔子虽说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教育上却是硕果累累。在任教期间，孔子携弟子游学各地，孔子之“游”在时间跨度、人数规模上都可说是具有开先河的划时代意义。

孔子游学可分为两个重要阶段，一是孔子年轻时曾游于郯子、师襄子、老聃等人，学乐问礼。再来是55岁弃官离鲁直至68岁返国的列国之游，这是孔子求道问道行道的重要经历。这个时期是孔子奔波流浪最艰辛，观察社会体验民情最深入、形成其思想体系最深刻的时期。

孔子在一生的游学之中不断发扬完善儒家学说，同时也使具有儒家特色的游学初步形成。具有儒家特色的游学理念对后来的儒家士人学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孟子、荀子等等。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孔子要求学生“依于仁”，即要求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仁”，违背“仁”。“仁”的产生与发展在于自身，对于儒家弟子而言，学习的过程就是成就理想人格即圣人的过程——以“仁”为核心，在礼、义、忠、孝等多重维度下展开并实施。

儒家对士阶层的主体人格设定要求就是君子圣贤，礼、义、忠、孝成为士人学子在社会与家族等各个场合所应表现的情感与行为价值维度的界定标准。

儒家时时刻刻以先王圣人作为榜样，所以强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诚然儒家的“游学”之举也必须要符合“仁”。儒家之游以“仁”为核心，儒家游学内容包括“仁学之游”与“比德之游”，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儒家游学的重要内容。

道家之游

“道”在万物中运行，无形却真实，为天地之本原。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道法自然，贯穿于始终的是对生命的思索，是对“道”的追求。道家教育要求人们把“道”当作认识、追求、实现的总目标，一切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都围绕着“道”展开，道家游学亦是如此。

道家主张心灵自由，志在逍遥人世；儒家主张克己复礼，意在天下归仁。儒家强调内圣外王，道家认为儒家意图通过礼乐教化去追求仁义大道，礼乐教化在儒者的口中成为了士人生活的枷锁，失去了道德的本然。

儒家认为“仁义”为拯救世道人心的根本所在，唯有“仁义”才可使天下安之。道家则指出“仁义”只是被世人所利用的工具，若所用之人并非善类，那么只会给人世带来更大的灾难。于是道家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绝圣弃智”“攘弃仁义”。道家斥责儒家的教育是“人为”的教育，进而对游学的认知与看法不同，所产生的游学理论自然也是不同。

道家游学时而浪漫，时而洒脱，时而领悟生命的真谛，时而突破生死的桎梏。道家的游学游于“道”，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升华，予世人以心灵的慰藉与启迪。百家游学之中，道家之游尤为特殊，为“方外之游”，脱离俗世尘物，“逍遥游”游于天地自然，为求得“人与天一”。

墨家之游

韩非子称道：“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也说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家于彼时之影响可想而知。墨家之始祖曰墨翟，原为儒家学子，从儒家脱离而出，以其私学为中心组建墨门。

墨子曾自言“贱人”，墨门子弟亦“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自觉与“贱人”为伍，表明了墨家学派的阶级渊源。

墨家学派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也是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政治集团，墨家的成员自称为“墨者”，其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钜子）”，且有着极高权威。

墨家学派极为团结，为官者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并且要向团体捐献一定的俸禄，墨家若有行动，其门人能做到召之即来。且墨家纪律十分严明，有文载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墨家巨子腹之子杀人虽得秦惠王免刑，腹仍按照墨家之法，大义灭亲，杀子卫法，以张正义。

在此严明纪律统治之下的墨家团体，其行动也有着相当的组织性，包括游学在内，各类弟子因其所能各司其职。墨家众徒成分复杂，多来自社会下层，有出身贫寒的曹公子，有齐国残暴之人高何、县子石，有东方的大骗子索卢参。

墨家学子资质各有所异，故墨子提出：“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的长处，“谈辩”主要学习的是辩论的技巧与方法，墨家主张“非攻”，主要

以“谈辩之技”平息各诸侯国的战乱；“从事”主要是学习一些技能，墨家弟子以“农与工肆之人”为主，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教给他们实用的知识与技能。

因此墨家的游学也主要分成两个方面，一是“止战之游”，另一个就是“实用之游”。

法家之游

法家学说的核心为“法”，实行法治教育乃是法家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法家思想虽然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直至战国时期才逐渐成熟。

在战国末期时，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整理总结，集法家之大成。从法家典籍可看出法家学说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相较于儒墨所倡导的道德政治，法家应该可以称之为功利政治，这也是与法家所主张的人性论有关。法家认为人性本恶，趋利避害、妄图功名利禄是人的本性之一，法家学说也是以此为基础，认为万民趋利，可以“利”治民。

法家教育充斥着“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色彩，以功利思维建立新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规范，认为人伦秩序可以用利益来衡量，社会规范不过就是为了追求利益之间的平衡，万事万物皆可用“利”权衡，法家的“游学”也同样如此。法家游学用“利”来决断即为从政，法家游学的目的性相当明确，故法家游学与从政相互交替，紧密相关，产生了特点鲜明的“仕宦之游”。

余家之游

春秋战国时期学派纷呈，众多学说丰富多彩。除了上文提及儒、道、墨、法四家，名、兵、农、纵横、阴阳诸家在当时也十分活跃，且具有鲜明特色，影响甚广。各家学者周游列国，著书立说，游说诸侯，各家之游学各有千秋，游学之盛状前所未有。

其中，阴阳家之说在先秦时期甚是显赫，不论游学至何处，各国诸侯君王纷纷扫榻相迎，执宾主之礼待之，更甚者有君王建造王宫跟随邹衍习业。阴阳家以天地变化解释自然与人事，其学说与统治者相投，故阴阳家游学期间抑或为各国诸侯君王谈天演算，抑或是宣扬五行之说，可称之为“谈天之游”，在先秦时期影响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