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曾国藩在灯下阅读了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对“尽性知命”略有所领悟，于是把心得领悟写在日记中：
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
曾国藩认为，尽自己的努力获得所知，这就是性；将自己所不知者听其于天，这就是命。
《易·系辞》中有这么几句话：“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八句，说的是尽性。
即：龙蛇之类，严冬酷寒的时候在土洞里冬眠，以保全它们的躯体。专精地研究精粹微妙的义理，到达神而化之的境界，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就可以学以致用了。利用易学所显示的道理，而安洽其身，则可以随遇而安，怡然自得，心广体胖，以崇高吾人的德业。这8句话所表达的内容，是让人们尽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做到。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4句，说的是知命，因为它的所指属不可知者。
即：如超过以上易理所显示的事情，则虽圣人，也不会知道的。至于专研宇宙无穷的奥妙，了解万事万物变化的原理，而默然和而化之，这是圣人道德功夫的极崇高了。
曾国藩通过《易经》中所说的“尽性知命”悟出了人生的道理：农民种田，勤劳者丰收，懒惰者歉收，这就是性。这是人所能知的，应当尽性，即努力依靠勤劳去获得丰收。但是，若遇到长久的干旱，则无论勤与懒，都会歉收，这就是命。
真正尽性知命的人，往往内心强大，尽人事而听天命，只管耕耘，莫问收获。就如圣贤荀子在《荣辱篇》中所写：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
曾国藩就是悟透了“尽性知命”的道理，于是他说：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
即：人在做天在看，努力和好运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关系，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好运气也是来自于不懈努力。
于是，做人做事，他遵循这样的原则：关爱别人，管理他人，以礼待人，都是以诚相待，这是应当所为的，属于尽性，这样做了也会有好的回报。
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关爱别人，但别人不跟你亲近；帮助他人，但他人不接受；你以礼待人，但别人不以礼待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则就是属于命了。
于是，在咸丰九年12月11日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思考天下所有的事情，如果总是想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最终只会感觉失望。佛家所说的“因果报应”一说，不可完全相信。
因为曾国藩深知在自己“尽性”之外，还有不可控的因素——“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