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创造了人，人的思想来自于人的社会实践。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战争。《吕氏春秋●荡兵》说：“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虽然有记载的战争，比如黄帝时代的战争，要比人类的出现晚很多，但在这之前，犹如现今民间械斗性质的战争也是存在的。
由于当时的战争只有“械斗”的水平，而“械斗”在现代人看来已不是战争了。有了战争，就有了关于战争的观点、看法、认识，然后经过文字表述，著于甲骨、金属器物、简牍、缣帛、纸张，就是兵学文献。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关战争记载最早的文献是商代甲骨文，在甲骨文材料中，记载了商国与诸方国间追击、袭扰、用间的事件。
周代的金鼎文中也有关于战争的片段性记录。这些材料反映了上古军事思想的萌芽。但这只是对战事的记述，而不是专门的军事著作。最早的军事著作要数西周时期的《军志》、《军政》，但这两部著作都已经亡佚。
有的学者在一些古代文献如《左传》、《十一家注孙子》、《通典》、《太平御览》、《阃外春秋》、《孙子兵法》中辑录出若干条，但片言只语，不能反映《军志》、《军政》的全貌。西周其他典籍《易经》、《尚书》都不是专门的军事著作，但是在这些典籍中仍然可以窥见西周时期的军事思想。
《尚书》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典籍，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时期的军事史料，是研究西周时期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在《尚书》中，有几篇著名的誓文，如夏启伐有扈，战于甘，作《甘誓》;商汤伐桀，战于鸣条，作《汤暫》;武王伐殷，孟津观兵，作《泰誓》;武王伐纣，战于牧野，作《牧誓》;鲁侯伯禽伐徐戎、淮夷，战于费，作《费誓》。这些誓文是当时的战争动员令，反映了夏、商、周时期敬天保民的军事思想。
《易经》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的一切活动，而战争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郭沫若说：“《易经》中战争的文字之多，实在任何事项之上。”在今天看来，这虽有点偏颇，但并非毫无根据。《易经》虽然不是专门论兵的作品，但是确有不少卦爻谈论军事，主要的有《师》、《同人》、《豫》等卦，而《师》卦则是六十四卦中专门言兵的一卦。作为中国文化的渊数，《易经》蕴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
可以说，在现存西周典籍当中，《易经》对兵家的影响最大。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论证：首先，关于战争性质问题，易经》认为只有合乎正义，方能取胜。《师》云：“贞，丈人吉，无咎。”意思是，出兵打仗，要师出有名，合乎正义，才能取胜。周初的军、政界限并不分明，作为大臣，往往是出则为将，人则为相，只是到了春秋时期，军事才逐渐与政事分离，相对独立。
战争是政治最集中的表现，是政治的延续和变形。西周初期，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战争性质问题，提出征伐必须合乎正义，这大概是总结夏、商以来战争经验而得出的理性认识。其次，关于战略问题，《易经》主张先与后取，积极防御。《易经》的战略思想主要反映在《兑》、《比》、《蒙》、《谦》诸卦中。《兑》云：“初九，和兑，吉。”因意谓和悦相处，则吉利。《比》云：“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意谓诚信地与人交往，便无咎害。《蒙》云：“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国综合以上三卦，意思是说，无论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都要和睦相处，不能妄加侵伐为寇，而一旦遭受侵伐，则应抵抗。这实际，上就是“和平共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中华民族是谦让温和的民族，中华文化是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不是侵略性文化，而是防御性文化，自古以来便是如此。
《谦》云：“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田意思是说，要以谦谨的态度对待周边国家，即使自己不富，亦应给予邻国以帮助，这实际上就是“必取先与”的谋略思想，在政治上表现为文武兼施、王霸并用的战略方针。
再次，关于战术问题，《易经》主张攻守进退，待机而动；先察后战，不可妄举。《师》云：“六三，师，或舆尸，凶。”六三居于《师》卦下卦之上位，以阴凌刚，而上卦与之相对的上爻亦是阴，并不相应。
《易经》讲求“阴阳”相应与互补。在这种逆境下，若贸然出师，必然载尸而返。出师不利，则应退守待时，所以《师》又云：“六四，师左次，无咎。”国从卦象看，六四所处之位亦不利，但选择了退守，因此亦无咎。退守的目的是待机而动，所以《师》又云：“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
《易经》主张用兵应该慎之又慎，必须掌握敌军情况，做到成竹在胸。《同人》云：“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国意谓伏于草莽之间，登上高陵，察看敌情，几年不敢贸然出师。这反映了《易经》的慎战思想。
《同人》又云：“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意谓不能取胜时不能硬拼，而应停止攻击，等待援兵。先哭后笑，柳暗花明，援军终于到来，共同攻克敌军。
这种先察后战，强调谋划的思想还体现在《豫》卦中，《豫》云：“利建侯，行师。上六，鸣豫，凶。”意思是说，预先谋划有利于行军打仗、建国封侯，若是泄露计谋，则会招致祸患。
第四，关于治军问题，《易经》主张赏功罚过，用贤斥佞，依法治军。《师》卦云：“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田律，律令，军纪。否，凶也。臧，善也。出师之时，应当按照军纪、军法整肃军旅，否则，即使侥幸取胜，也终败无疑。《易经》辞约旨丰，对战争性质、战略、战术、治军等方面均有表述，可以说是周初军事思想的总纲。
迨至春秋战国，周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争雄，烽烟并作。周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战国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国。政治上的纷争，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割据与混战，也必然引起思想学术领域的巨大变革。战国时，诸子蜂起，学派林立，兵家悄然崛起，言兵风气盛行，“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圈。
可见这一时期，兵家影响之巨，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儒、墨、道等显学。而兵家的发展与成熟并非无源之水，无花之果，无论是《司马法》、《孙子兵法》，还是《孙膑兵法》、《六韬》、《吴子》、《尉缭子》,其中某些重要思想，均能从《易经》中寻绎出它的脉络与渊源。
春秋末，宗法封建制解体，诸侯征伐不休，天下汹汹。在这种情势之下，产生了以老子为代表的早期道家，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以孙武为代表的早期兵家。早期道家是对宗教神权和现实制度的否定与反动，早期儒家是对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否定与对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维护，早期兵家是春秋中后期战争频繁、弃礼义、尚诈术的产物。
到战国时期，不仅儒、道、兵三家得到发展一儒家有孟子、荀子，道家有庄子，兵家有孙膑、吴起、尉缭子等，而且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等重要学派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迭放异彩。各家各派著书立说，阐述对社会、人生、国家、政治、宇宙、战争、经济、文化等的玄想，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批驳其他学派的主张。
这些学派在互相批驳中发展，在批驳中互相借鉴、吸收、融会、壮大，形成独具特色、互相不能取代的思想学术流派。当时的社会状态给文化精英人物提供了非常自由、非常广阔的思想争鸣舞台，孕育出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和杰出的文化人物。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百家争鸣”的“百家”有一种成见，少有人把兵家纳人“百家”范畴，因此也就把“兵家”排斥在“争鸣”之外，给人的印象是兵家没有参与“百家争鸣”。这是不符合当时的思想文化实际的。究其原因，既有兵家学派自身的，也有兵家学派之外的，也就是内因与外因。内因是兵家学派重实践、重功用，其思想学术的光芒被实践、功用所掩盖。
兵家不是清谈家、玄想家，而是谋略家、实践家，这与儒、道、墨、法、名、阴阳诸家有很大不同，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