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多少费用 https://wapjbk.39.net/yiyuanfengcai/lx_bjzkbdfyy/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三章春秋战国时代神人关系的重建
三，对占星术所谓天道观念的质疑和否定
认为至上神居住在天上，各种天文现象、特别是那些异常的天文现象，都是神随时发布的对人的指示，是古代各个民族发展到一定程度普遍信仰的神祇观念。由此产生了古代最为普遍的巫术：占星术。直到今天，占星术对于社会思想仍然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占星术在我国古代，也是探测神意的重要手段。据《史记·天官书》，则占星术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诞生的那一时刻：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歴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史记·天官书》）
据《史记正义》，五家，指黄帝到尧舜的五代帝王。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也就是说，人类从诞生以来，就有占星活动。从黄帝开始，到夏商周，占星术有了重要发展。
中国古代占星术所占卜的内容，不仅有天上的天象，也包括地上的各种自然现象：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史记·天官书》）
所谓“幽厉以往”，就是西周幽王、厉王及其以前的时代。“国殊窟穴，家占物怪”，是说占卜者和占卜对象的众多和繁杂。“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说那时的占卜吉凶祸福，没有规矩，各执一词。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动乱，人们探测神意的要求更加强烈，占星术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椘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史记·天官书》）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占星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占卜的事情也细碎到“凌杂米盐”（《史记·天官书》）。在这种情况下，春秋战国时代也出现了一些清醒的声音。
鲁僖公十六年（－６４４年），大年初一这一天，五颗陨石降落到宋国。就在这一月，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宋襄公咨询到宋国出差的周王室内史叔兴：这是什么预兆？关系着什么吉凶？叔兴回答说，今年鲁国有重大丧事，明年齐国将有动乱。君上您将获得诸侯的拥护，不过时间不长。然而叔兴私下却说：
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传·僖公十六年》）
宋襄公的问和叔兴的回答，是两种天道观念的碰撞。宋襄公的问，是传统的观念，认为这些天变，都是上天预告的吉凶前兆。叔兴的回答，则是当时先进思想家的清醒认识。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家认为，所谓的天变，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与人的吉凶祸福没有关系。
晋代杜预注《左传》，认为叔兴之所以私下要这样表白，乃是因为“叔兴自以对非其实，恐为有识所讥，故退而告人。”也就是说，叔兴怕他给宋襄公的回答招致“有识者”的嘲笑。之所以怕招致“有识者”的嘲笑，说明当时持有这样观念的人，已经不仅是叔兴一个。
鲁昭公十七年冬天，彗星出现在“大辰”以西，光芒直达银河。大辰也叫大火，是二十八宿中的心宿。鲁国大夫申须说，彗星是除旧布新的星。如今在火星那里进行扫除。火被扫出，必然到处分布，诸侯们可能要有火灾了。鲁国另一大夫梓慎表示赞同，并且认为，与大火星相关的几个国家，宋、陈、郑、卫四个国家，可能都要发生火灾。
郑国大夫禆灶，也是春秋时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对郑国执政的大夫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要同时发生火灾，请您把几件镇国的宝玉拿出来让我禳除。子产不给。
第二年夏天五月，先是刮起了东北风，越刮越大。几天以后，宋、卫、陈、郑四个国家果然都发生了火灾。郑国禆灶说，不让我用国宝禳祭，郑国还要发生火灾。有人建议把国宝给禆灶。子产仍然不同意。大夫子大叔说，国宝是保护民众的，如果发生火灾，国家就可能灭亡。如果可以挽救危亡，您又何必爱惜那几件玉器呢！子产回答道：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
天道，指彗星的出现所显示的上天的意志。人道，就是禆灶所用于观测天象的手段。杜预注：“天道难明，虽裨灶犹不足以尽知之。”意思是说，天上的星象离我们非常辽远，禆灶所用的那点观测手段，哪里能够知晓天道。不过是“多言或中”罢了。
因为火灾，郑国子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谢绝外国新的使者入境，不让已在郑国的使者出境。加强宗庙宫殿等处的巡逻，把祖先的神主牌位集中保管。加强仓库的警卫，把宫女们都集中在火烧不到的地方。让兵士登上城墙，加强保卫等等。停止市场交易。并且把这些措施告诉卫国、宋国，让他们也这样做。只有陈国，不采取措施，所以是最先灭亡的国家。
在这件事情上，子产还不能说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他在事后还亲自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禳祭活动。但是他对当时天文学家们预测天道行为的质疑，不相信他们的结论，认为他们不可能测到天道，则是对天道观念的质疑，也是影响深远的无神论观念。
类似子产质疑天道可信度的，还有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晏婴。
鲁昭公二十六年（－５１５年），与齐国相应的天区出现了彗星，齐君要进行禳除。晏婴说，这是没有用处的。天道是无可质疑的，它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再说了，天上出现了彗星，是要消除污秽的。君上您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去禳除呢！假如您有污秽的德行，国家就会混乱，禳除也改变不了危亡的命运。
齐君听了晏子的话，也就不去禳祭了。
这件事，晏子也不是无神论者。他相信天道，相信天道是上天发出的指示。但是他认为，这是指示虽然是给齐国发出的，但是齐国的命运，决定的因素，是君主的行为，而不是上天的指示。如果人没有错误，上天也不会危害于人。所以他否定传统的禳祭的作用。
禳祭，是人与神对抗的一种祭礼。人通过一定的祭祀仪式，来改变神的主意，甚至驱逐某些神祇。原则上，这是近乎巫术性质的祭祀礼仪，也是上古时代“民神杂糅”，神骚扰民、民亵渎神的状况的延续。因此，这种礼仪，在各种礼仪之中，属于一种落后的传统。晏婴否定这种礼仪的作用，是宗教观念的进步，也是无神论观念发展的一个环节。
春秋时代反对禳祭的还有很多例子，其中一件是楚昭王、楚惠王反对禳祭。
据《左传·鲁哀公六年》，此前楚昭王患病。占卜者说，是黄河神作祟。臣子们要求祭祀黄河神。昭王说，按照礼仪，诸侯只能祭祀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不可以超越。黄河不是我能祭祀的神祇。能够给我降祸的，也只是楚国境内的山川之神。再说，我也没有得罪黄河神，所以用不着进行祭祀。
鲁哀公六年（-年），楚昭王死，惠王继位。就在这一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王室的太史说，这是国王要遭受祸灾啊。如果进行禳祭，可以把灾祸转嫁给今尹（丞相）或者司马（将军）。惠王说，自己有了严重的灾祸，转移给丞相和将军，对于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没有过错，上天不会惩罚我。如果我有过错，为什么要转嫁给别人呢！于是不举行禳祭。
孔子当时评论说，楚昭王是知道大道的啊！他有个好儿子，也是必然的。夏朝的书籍上说啊，当年尧帝严格遵守上天的常规，所以能天下安宁。现在违背这些常规，所以导致了灭亡。又说，自己行为的后果，由自己承当。也就是说，言行都要根据常规就好。
孔子这里说的常规，就是大道。所谓大道，也就是子产、晏子直到楚王讲的那些道理。
这些事件，也印证了司马迁说的，传统的占星术“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所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也就是说，孔子不相信那些占卜的结果。所以他整理六经，只是记载了那些奇异的事件，但不传述这些事件表现着什么样的吉凶：“其说不书”。也不传授所谓“天道性命”问题。即使传，也不加说明：“虽言不著”。著，说明。
今天我们看到的儒家六经，确实如司马迁所说，其中有关于天象的记载。比如《春秋》，就记载了许多异常天象。但是这些天象是为谁而发？吉凶祸福如何？则没有述说。也有关于占卜天象的一般性论述。比如《尚书·洪范》讲到各种吉凶的前兆。比如吉祥的前兆有五个：时雨、时旸、时燠、时寒、时风，也就是寒热风雨都适时而至。凶险的先兆也有五个：恒雨、恒旸、恒燠、恒寒、恒风，也就是通常说的旱涝等自然灾害。至于这些灾害由何人何事引起？关系何人何事的吉凶祸福？没有具体述说。这就是所谓“虽言不著”。这和孔子不向学生们传授天道，其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虽然还不能否定占星术，但是他们不参与、也不相信占星术占得的结果，至少是对这些结果表示存疑。
儒家对待占星术的态度，发展到荀子，就是公开指出，那些异常天象，可以感到奇怪，但是不必害怕。因为这些异常现象，乃是天象的异常，与人间的祸福无关。这是战国时代最为明确、也最为先进的对待占星术的态度。基于这种态度，荀子甚至提出“不求知天”的思想：
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
而所谓“不求知天”，据唐代杨倞注：“既天道难测，故圣人但修人事，不务役虑于知天也。”也就是不去根据这些异常天象去探测天意。
孔子与儒者们对待占星术的这种态度，也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系列先进思想家对待占星术态度的理论表现。
四，“从民意见天意”到“神正直而喜德”
《尚书·泰誓》下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署名孔安国的《尚书传》解释说，这是“言天因民以视听。民所恶者，天诛之。”也就是说，上天分别好坏，实行奖惩，其根据，是民众的眼睛，民众的好恶。民众讨厌的，上天就会给予惩罚。这样，所谓天意，实际上就是民意。或者说，什么是天意，从民意中就可以看到。
《尚书》据说原来有一百余篇，经过秦朝的焚书，许多篇失传了。汉代初年，秦朝原来的一个博士伏生，根据自己的记忆，背出了二十几篇。这二十几篇由于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记录，被称为《今文尚书》。汉朝灭亡，到了晋代，有人向朝廷献上新的《尚书》版本，有一百余篇。这个版本由于有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作传，被历代信以为真。然而清代初年，一个叫阎若璩的考证，晋代版本中多出来的几十篇，是后人伪造的。伪造的数十篇中，就有这《泰誓》篇。这些年来，又有人认为，被认为是伪书的那几十篇，并不是伪书。因此，我们上面引述的《泰誓篇》，是不是商末周朝初年的文字，还有争论。因此，要从天意中看民意的思想，究竟出于什么时代，也就不能确定。
然而没有争议的是《尚书·皋陶篇》，这一篇是《今文尚书》中的一篇，因此不被认为是伪书。该篇也有这样的文字：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因此，从民意见天意的思想，可说是《尚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思想。这个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鲁庄子三十二年，虢国有神降临。虢君让主管祭祀的官员祭祀该神，并请求神赐与土地。参与祭祀的史嚚评论说：虢国要灭亡了：
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徳，其何土之能得！（《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所谓“吾闻之”，也就是说，这样的话，是当时许多人都知道的。意思是说，神的降福还是降祸，“依人而行”，这至少是当时比较先进的人们所普遍持有的观念。“凉”，杜预注：“薄也”。也就是说，虢君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德行。明白地说，就是德行不好。一个德行不好的国君还求神降福，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国君，是一定要导致亡国的。
虢国降神的事也传到了周王那里。周王派内史过到虢国了解情况。内史过了解到虢君请求神祇赐与土地的事，回来向惠王汇报说：“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不是虢国的臣子，所以直率地说虢君“虐”，即残暴、失德。认为有这样的德行还要求神降福，是一定要灭亡的。
周王室的内史，虢国的史官，意见一致地认为，神是聪明正直而且专一的，它的降福、降祸，其根据是人的行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一定能够得到神的降福；一个无德、失德甚至违背道德的人，就不会得到神降的福，甚至可能受到神惩罚。这样的思想，是一般认为出现于商末周初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把神祇塑造成一个有德行的神祇，这样的神祇将依照人的德行如何而决定降福还是降祸。但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美德？则在所谓“诸子百家”之中，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于是，思想家们也都依照各自的美德标准，塑造出喜欢不同美德的神祇。
在老子、庄子这一学派看来，让万事万物都能满足它们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依照“自然”的原则行事，而少加、甚至不加人为的干涉，乃是最高的德行。这样的德行，也是上天的行事原则。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也就是说，按照自然的原则行事，是上天行事的最高原则。依照这样原则行事的人，自然也会得到上天的眷顾。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的“善人”，也一定是按照自然原则行事的人。
在重新塑造神祇的过程中，墨家表现得最为旗帜鲜明。他们完全按照自己对德行的理解，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上帝。
《墨子·天志》篇，论述上天的意志是什么。首先，“天欲义而恶不义”。并且为善必赏，为恶必罚：“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天志上》）那么，上天所喜欢的义是什么，所恶的不义又是什么呢？
天之将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墨子·天志中》）
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为义者，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曰：“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墨子·天志下》）
也就是说，墨家的天或者上帝，是一个喜欢“非攻”、“兼爱”的天或上帝。
在儒家，把从民意见天意思想表达得最为完整的，是孟子。而表现天意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上天将会任命谁做天子。
中国古代社会，其实其他古代民族也是一样，该由谁来做天子，也就是由谁来做国家的统治者，是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直到今天，每个国家的总统大选，都是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每一个古代民族，也都认为，国家的统治者，也就是国王或者皇帝，是由最高神来选择和任命的。在中国古代，最高神就是上天。那么，上天是如何任命天子、也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呢？
《孟子·万章篇上》，弟子万章问孟子，听说是尧把天下让给了舜，是这样吗？孟子回答道，不是的。天子没有权利把天下给予别人。万章又问，那么，舜得了天下，是谁给的呢？孟子说，上天给的。万章继续问，上天怎么给呢？是谆谆教导那样子给的吗？孟子说，不是这样的。天不说话，只是用行为和处事来显示自己的意志。万章又问，用行为和处事显示意志，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孟子回答道：
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
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
也就是说，天子可以向上天推荐候补天子的人选，但没有权利决定该人就一定会做天子。同样，就像大夫可以向诸侯推荐大夫人选，诸侯可以向天子推荐诸侯人选一样，但最后决定的权利，在天子和诸侯，而不是推荐者。
这是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宗教观念。一些人看到了天意根据民意，就否认其中的神意，进而认为中国古代和西方不一样，重大政治事件不是决定于神意，这乃是一种错觉，一种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宗教观念的错觉。孟子这段话，是中国古代天意和民意的经典叙述，也是中国古人政治－宗教信仰的一般原则。
万章又问，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公布在民众面前，民众也接受了，是怎样的情形呢？孟子继续回答道：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
所谓上天接受，就是让他主持祭祀，神祇们都接受和享用他的祭祀。民众接受，就是让他处理政事，他都处理得很好，得到民众的拥护。这是天也赞成他，民众也赞成他。最后，上天就把天下给了他，让他做天子。
孟子在论述完“天与之，人与之”之后，又继续说道，舜辅助尧治理天下，前后二十八年。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是天意。尧死以后，舜办完丧事，就躲避起来，为的是让尧的儿子继承天子之位。然而天下诸侯来朝见，不去朝见尧的儿子而来朝见舜。天下那些要诉讼的人们，不去找尧的儿子而要找舜，天下那些唱颂歌的不去颂扬尧的儿子而要颂扬舜。所以说，这是天意，然后舜才坐上了天子的位置。
也就是说，由于舜辅佐尧治理天下，不仅时间很长，而且天下治理得很好，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颂扬，所以上天根据民意，就把天下给了舜。
接着，孟子援引《尚书·泰誓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尚书》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对于尧舜禅让的论述，是对《尚书》从民意见天意思想的进一步发扬光大。
接着，万章和孟子又讨论了大禹为什么把天下传给儿子。孟子说，这也是天意。说舜死以后，民众们歌颂禹，就是像当年歌颂舜一样，所以大禹就做了天子。但大禹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大禹的助手益，辅佐大禹的时间不很长，其功德不甚显著。大禹的儿子启，也不像尧的儿子丹朱那样的缺少德行，所以诸侯朝见的，民众歌颂的，都是大禹的儿子。这样，禹的儿子启就做了天子。这也是天意，不是人能决定的。孟子还认为，舜、禹和益，辅佐天子时间的长短，尧和禹儿子德行的悬殊，这也不是人能够造成的，而是天意。最后，孟子总结道：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
就是说，不动手就办了事的，是天啊！没招惹它就来了，那是命啊！天和命，是儒家的基本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却和以前有根本不同和重大的变化。
过去笃信天命的典型例子，当是纣王。
纣王曾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文王的臣子们搜集了许多宝物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文王又把自己的一块国土献给纣王，纣王于是赐给文王可以征伐诸侯的权力。文王于是暗修阴德，赢得了许多诸侯的拥护。有一天，文王占领了上党地区的黎国。臣子祖伊向纣王报告说，天快要灭亡我们了，您要采取什么措施呢！纣王回答说：
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
就是说，我是上天任命的，周人能把我怎么样！祖伊听到纣王这样反应，说，纣王听不进别人的话了，商朝要完了。
《尚书》之中，多处强调天命的改变，强调天命的不会永恒。与此相对的，就是相信天命是不会改变的。《尚书》被认为是经过孔子删改的书，因此，其中那些认为天命是会随着人的德行状况而加以改变的文字，很可能是孔子删改的结果。而与此相对的，应当是传统的天命观：即天命是一成不变的。
研究世界上各个民族上古的神话故事，天命或者神的意志，都是神自己决定的。神自己为什么这样决定而不那样决定，后来又为什么改变，完全是不可预知的。就像人间那些任性的君主，其命令随便而难以捉摸一样。他的命令改变与否，与人的状况无关。
但在《尚书》中，却体现着上天的意志会根据人的德行而改变的思想。也就是说，上天佑护那些有德的人，而厌恶那些无德或者失德的人，甚至出现天意就存在于民意之中的观念。
战国时代的进步思想家们，发展了“从民意见天意”的思想，进一步把神祇塑造为“正直而喜德”的形象。过去那些只是依祭品多少决定给人降福还是降祸的神祇被否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