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吕丹，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视域，天道观，知行观。
中国古代哲学流派纷呈，体系林立，学说此起彼落。每一个时代，都有哲学家走上前台，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创建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方法，推动了哲学的变革和发展。其中，天道观是关于世界本原的根本观点，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始终。先秦的哲学都把天道观作为立论的总依据。商代视“天”为人格化的至上神，称为“天帝”，是支配世界的最高主宰。西周人用较为哲理化的“天命”代替人格化的神灵观念。春秋时的政治家子产宣称“天道远，人道迩”，表现了反对天命迷信的倾向。孔子肯定天命对世界和人间的决定作用，他所说的天有时指有意志的最高主宰，有时指自然界，未作太多的论证。墨子反对孔子的天命，提出天志。老子第一个明确否认天的权威，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这以后的哲学家们各沿孔子或老子的基本思想立论，相互论争又彼此学习，形成自己的哲学理论。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关于世界起因的理论中，影响大且具有传统思维特点的一是“道”，二是“气”。“道”论始于老子，经过庄子和《易传》解释发挥，提升了此范畴内涵的丰富性。到魏晋时期，王弼对道作了更新的阐述。他认为“无”是天地万物的根本，而“道”则成为“无”的一种形式或名称。“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他还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道。”用“无”这个抽象的绝对作为本原，通过与“有”的对立矛盾，相互作用而产生出种种变化。到了宋代，道的概念为“理”的概念所替代。在朱熹那里，“理”与“道”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从低向高，由浅入深的过程。理总天地万物变化及人们行为遵循的普遍法则和道理，是“形而上者”，是事物之“所以然者”，是永恒不变的宇宙本体。“理”是世界的最高本体与世界运动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关于“气”的思想亦起源较早。
西周时期已有人试图用气来说明事物生成和变化的原因。到春秋战国，不少学者和学派都已将气视作宇宙万物的本源。东汉时，王充、张衡等不少学者对此作了深人细致的研究。工充对于气的本原地位或性质给予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说明，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气的性质是自然的，而非按神的目的行事;气所凝成的人和物，有生必有死，但作为物质元素的气，不生不死，永恒存在。到了宋代，气的理论取得新的进展，逐渐趋于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依次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如张载、王夫之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对气说予以论证和阐述，使之不断具体，日益深人，愈加严密。
自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先哲们对认识领域的许多问题给予了十分自觉的考察。在知行关系的阐述上形成了突出的特点，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之所在。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行关系涵义宽泛，涉及知识来源、认识过程、求知方法和检验知识真伪的标准问题。在《左传》、《尚书》中有这样的记载:“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意思是说，懂得事情的道理并不困难，但真正实行起来就困难了。知行关系中的行，在中国哲人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许多思想家都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儒家、墨家、法家都如此。这里既包括有修身齐家的道德实践，也包括有施政治国的社会实践。墨子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将各种劳动视作最根本的活动。儒家则不然，其实践主要是基于社会各种关系的道德践履。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人则孝，出则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里孝和佛就是道德践行。尽管儒墨两家对实践的内容和领域有较大的不同，可他们都强调了实践的重要，这样一种思想也为后来的思想家所继承。值得注意的是，与知行密切相关的言与行、知与用的问题，也在较早期的哲学中得以充分的意识。比如荀子就这样讲“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而治国者，必须“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可以看出，哲人对实践与言论的统一非常重视。至宋明时代，具代表性。在张载那里，人性被分作“天地之性”和有关知行关系的认识获得了更充分和深人的发展，一度形成哲学讨论的热点。张载把“知”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
他说:“闻见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行所知，不萌于闻见。”程、朱有时讲知先行后，有时讲知行共在。从已知的材料来看，程、朱是在“闻见之知”的层面和体用关系上主张“知先行后”。朱熹曾以人行路为喻说明知先行后，他说:“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这里显然是指闻见之知。在程朱学派看来，“知”乃是认知道德本体的“天理”，是为修养之本。行则践行所知，为知之“用”，逻辑上知先行后。在“德性之知”的层面，则知行不二，有人问“须是先知，然后行”?朱熹回答说:‘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钱穆先生据朱熹“不特是知得时方志，便未知，而有志于道，也是志”之言论断说:“知虽未志，已可先有志，亦可先有信，有好，此等皆属心，又似已属行的一边，故知朱子又主张知行须是齐头做，互相发也。”
德性之知乃“反躬致知”，即知心中固有之天理。而知心中之天理既是“知”，又是一种道德修持过程，亦即是行，在时间上无行后之别，是知行合一并做。王守仁的知行观十分看重“知行合一”，进一步强调知行不可分。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在行内，行在知内。“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知行问题上，理学与心学有一定区别，但并无根本对立。明清时期的王夫之注意汲取前人的合理成分，同时又批评他们的不足，最终形成了自己十分完整的知行观。王夫之提出“知行之分”，“知行相资”，“知以审行”，“行可兼知”的命题，已具有的相当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