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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论中华文化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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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源于古代的黄河流域,以其在四方之中,故称中华。后经先民们的流血牺牲,疆域渐广,故凡所统辖,皆称中华,亦称华夏。

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有“伏羲创八卦”、“仓颉造字”等传说,经考古发现,在公元前-年,在中原地区就出现了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公元前-年出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虽然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这些早期文化,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它们后来的命运如何,与今天的中华文化有无直接联系。所以,我们忽略不谈。

人们能够确定的是,根据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华文化最早可上溯到尧、舜、禹,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后一直延续至今。

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远古时期至公元年的鸦片战争结束。这一时期,是中华文化萌芽、形成和发展融合的阶段。第二个时期从鸦片战争持续至今。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是“西学东渐”。与这两个时期相对应的是中华古典文化和中华现代文化。

中华古典文化的发展史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远古至上古的夏、商、西周。从远古的“结绳记事”、“远古壁画”到商朝的“甲骨文”、“金文”,这是汉字形成的时期;从“甲骨文”和“金文”再到西周是古典文化的萌芽时期。流传下来的有《古文尚书》、《周易》、《诗经》等。

第二个阶段从春秋战国(东周时期)至五代十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这是古典文化形成的时期,是中华文化的第一次飞跃。从秦朝到五代十国,这是中华文化的的发展时期,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戳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学说在古典文化中的核心位置,开启了诸子百家学说相互融合发展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诸子百家的学说相互融合,形成了以“仁义道德”为核心,以儒、道、佛(东汉汉明帝永乐年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其盛行于隋唐时期,最终融入了古典文化。)三家学说为主体,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学、教育、历史、文学、艺术等社会所有领域的一整套的中华古典文化。

第三个阶段从北宋至公元年鸦片战争前。在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年-年),持续多年的战争为广大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使得古典文化遭遇重创,诸多经典遗失。北宋建立以后,古典文化逐渐恢复并得到发展,最终建立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的古典文化。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由于理学在宋朝之后逐渐成为儒学的主流学派,所以,以理学为代表的古典文化与宋朝之前的古典文化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例如,在宋朝之前,曹操作为魏国的创立者,是中央政权的代表,是正面形象,刘备、孙权的蜀汉、东吴则都是地方割据政权,是负面形象。宋朝时,两者的形象完全颠倒了过来。再例如,现代人一般认为中国人是含蓄的和内敛的。可是,遍观世界,在古代留存诗歌最多的是中华文化。我们知道,喜欢诗歌的民族一般都是热情奔放的,所以,在宋朝之前,我们中国人应当一个热情奔放的民族。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由此可见,理学对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在第三卷第六章里我们论述过,“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理学把古典文化导入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从此,中华文化的发展速度开始逐渐缓慢,这也是中华文化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文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理学建立之后,成为古典文化的核心,虽然明朝的王阳明开创了“心学”,使中华文化取得了一些发展,但仍未能撼动理学的地位。最终,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以儒道佛为主体的中华古典文化。

中华现代文化的发展史可以细分为五个阶段。明朝末年,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西方文化中的部分优势学科开始传入中国。例如,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李之藻翻译《天学初函》、《明理探》等。这时,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还是非常少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惨败使得中国向西方学习具有了必要性,由此正式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历史历程。

第一个阶段,“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国家的器物制造为主。但是,“甲午海战”的失败,证明了只学习西方的器物制造是不行的。第二个阶段,从“戊戌变法”至“中华民国”建立,以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制度为主。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证明了只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是不行的。第三个阶段,从“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建立前,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化,“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开始传播,从此,中国人开始全面地接受西方文化,最终,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新中国。(以上三个阶段的说法部分地参考了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相关内容)。第四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共产的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文化,古典文化日渐式微。但是,年至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严重缺陷。第五个阶段,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华古典文化逐渐复苏,形成了古典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交相辉映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姑且称之)。例如,1年首都机场1号楼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了3个裸女的形象。这场运动为中国之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即承认了欲望的正当性。只是这场运动的时间太短,且感性因素多而理性因素太少,影响有限,无法撼动古典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当代中国,西方文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例如,从人们的吃、穿、住、用、行等日常生活到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都已经全部或者部分的西方化了。与此同时,古典文化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也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华文化。

当代中华文化包含了以儒、道、佛为主体的中华古典文化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西方文化。两者交相辉映,却是泾渭分明的,并未完全融合。也就是说,古典文化的核心是“仁义道德”,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两者的思想几乎是不相通的。这个现象说明,当代的中华文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古典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存在严重的问题。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乱象即是证明。

古典文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它未能与时俱进,已经落后于时代。从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与外国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诸多不平等的条约,国家丧权辱国、人民备受欺凌。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古典文化已经落后于时代。改革开放后,古典文化日渐复苏,但是,它已经不足以承载中华民族的命运,忘记这一点,即是对历史的背叛。例如,很多地方的“国学班”、“女德班”,电视上的“诗词大会”、“成语大会”等,几乎照搬了古典文化,这些做法是有待商榷的。对于古典文化,我们肯定没有古代的大儒那么精通。既然他们都被打得一败涂地,我们即使是全盘接受了古典文化,就能重新振作吗?答案是否定的。

当然,古典文化的问题不在于它有多少缺陷,而是在于它已经不够好了。这就如同小学生在考试时能得高分,但如果让他做中学试卷,只能得到低分一样。不是他的知识结构不好,而是他的知识不够用了。所以,对待古典文化,关键在于如何发展它,而不是批判它。

民国时期,有一批学者,包括著名学者,如蔡元培、钱玄同、鲁迅等人,主张废除汉字。我们知道,文字是文化的根基,主要废除汉字,实质上是要废除中华文化。而古典文化的问题不是它不好,而是在于它不够好,即如何发展中华文化的问题。实际上,相对于流传下来的古代的其他文化,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古印度文化等,古典文化可以说是最优秀的(优秀到可以排除“之一”)。废除中华文化和发展中华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万幸,他们的主张没有成功!

现代的中国人普遍地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极强,凡是侵略中国的少数民族,最终都被汉族同化了。历史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的原因,是因为中华古典文化在十七、十八世纪之前,确实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文化,包容性极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经落后于西方文化。并且因为西方文化占据了优势,所以,现代的中国人已经被严重的西方化了。也就是说,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优势已经基本没有了。这才是当代中华文化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创建的一个理论体系。其代表人物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其代表著作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三部分内容:马克思哲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种划分不太恰当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之上的。可是,这个论断存在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过“周召共和”,而当时是奴隶制社会。不单中国如此,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也出现过共和制。如果说那些时代距离太远,那么,在当今世界,中国、美国以及中东的沙特、科威特等国的经济没有根本的差别,国家的政治制度却很不相同:美国是资本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沙特、科威特等中东国家是封建主义。这些事实证明,经济基础不能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经济基础只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要想决定上层建筑,除了经济,还必须加上思想文化。只有在经济和思想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决定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是错误的。经济学与政治学虽然紧密联系,但其内容和应用范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故此,政治学和经济学应当进行分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属于政治学,故此,应当归为政治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应重新划分为马克思哲学、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学三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所在,也是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政治学的基础。理解了马克思经济学,才能清晰地认识马克思哲学和政治学。从这一点上来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然后才是一个政治家和哲学家。

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论述在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里,这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要理解这本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是不得不看的。

在第四卷第三章里我们论述过,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占据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这时,资本主义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不但开始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也在日益加深,工人们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所以,马克思经济学主要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就经济学而言,《国富论》、《资本论》和《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共同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所以,只有《资本论》不足以形成完整的经济学理论。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了片面性。

马克思政治学核心有两个观点:一个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对于美好社会的构想之一,这是没什么好争论的。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人人平等的、生活富足的社会里。但是,其按需分配的主张,夸大了道德的作用,忽视了人性,也忽视了人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其结果是使得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地脱离了现实。另一个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主张工人阶级采取坚决的斗争以争取自身和人类的解放,这一点过于片面了。我们知道,人类之间除了矛盾之外,还存在着合作,这是人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也存在着合作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所忽略的。即便是在未来实现了共产主义,也会因为分工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如果一味的强调矛盾和斗争,则社会将永无宁日。

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获得了民族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正确的。

回答: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内军阀论战,国外丧权辱国,社会矛盾已经极度激化。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主要讲阶级矛盾,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契合了当时的中国的矛盾极度激化的社会现实。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强调阶级矛盾而忽略了社会中的合作关系,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片面性。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足以证明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宇宙是物质的,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属性。即物质和运动是宇宙的本源。对于这一点,我是极为赞同的。问题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事实为依据,用全面、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待和处理问题。

以事实为依据,这也没有问题,不再赘述。问题出在这段话的后半句。

首先,人不是全知全能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全面、发展和联系的观点只能是相对的全面、发展和联系的观点,而不可能是绝对的全面、发展和联系的观点。

其次,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从哪里来呢?只能从片面的、静止的和孤立的观点而来。片面、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又从哪里来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没有片面的、静止的和孤立的观点,就不会得到全面、发展和联系的观点,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成为了空中楼阁。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建立在西方哲学的基础上的,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单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反映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上,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具有了极大的片面性。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发展的根基和动力。所以,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中国的主体文化。

中华古典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种种缺陷,使得它们都不足以承担起主体文化的重任,这就说明当代的中华文化尚不足以指导中国的继续发展。这是现代中华文化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出新的中华文化?这就要求人们重新思考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社会制度的问题、社会思想的问题,等等。在保证独立思考的前提下,如果人们思考得足够深入,这些问题最终会聚焦到“人”,即“我是谁”的问题。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人,然后重新解构社会和世界,我们才能发展出新的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第二次飞跃。而这正是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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