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前两句是什么意思？
循环反复是“道”的运作方式（反者道之动），而在无形中对万物施加影响是“道”的特性（弱者道之用）。
这是在阐述“道”的特质和运行状态。
从这里看，后两句好像和前两句没有联系，为什么会在一起阐述呢？
老子的话说得玄玄乎乎，我们该如何简单明白的理顺呢？
“道”与“德”，实际上是“道”与“得”，而“得到”就是“得道”。我得到了，就是我拥有了。我拥有了什么？拥有了对“道”的理解。
《道德经》重在讲叙“道”与“德（得）”之间的关系，并以深层哲理来规劝天下统治者处理好万物、万民的关系——对宇宙的起源“道”的研究，其实是天下之策的副产品。
当然，这个副产品过于高级，最终已经让人们淡忘了老子写经的主要目的，并且成为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源流，也成为道教的思想根源。
《道德经》开篇即表明了“道”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虽然存在却不可捉摸的，它本来也不叫“道”，只是老子为了指代而强行命名，而一旦命名了，其实指代的这个东西就不是“道”了：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
那么指代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就是“得”，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德”。万物初始是“道”的状态，一旦被我们认识、认知，它就是“德”的行为。
所以，追求“道”的行为就叫做“得道”，这篇研究如何得道的五千字，实际上就是《得道经》，至于为什么演变成《道德经》，一是《道经》和《德经》在流传中错版错位，二是因为后来者对“德”的追求更甚于“道”。
因为“道”不可捉摸，难于触摸，而追求道的过程——“德”，是可以具象化的，比如礼义廉耻，爱党爱国，这些都可以因为后人的夹带私货称为“德”的一部分。
孔子的儒家就是最大的“德经”推崇者——无论多高深的大儒，都是寻求在“德”上面走到极致——因为儒家明白“道”的不可能达到，也许在孔子问道的时候就已经了然。
所以孔子放弃了在“道”的层面上去修为，而开始在“德”的层面做到极致，随着孟子、荀子一系列儒家的异化，产生了法家，那就更是低一层次的思想流派。
相对于老子的顶层宇宙思维，孔子提供的儒家是一种价值观，是对“得道”的追求上限，而法家只是一种追求德的恶化工具，和孟子的仁义相对应。
正因为这种同源异化的结果，中华民族的百家思想才是开放的、共通的——这也是为什么“儒表法里”在中国官场能够站稳两千年的思想基础。
大家都是碳元素，不过有的做成了铅笔，有的变成了钻石，作铅笔的实用（法家），作钻石的漂亮（儒家），但是它们的本核都是碳元素——而道家，是在研究碳元素变成钻石的过程中意外地接触到碳元素最本源的状态。
这种最本源的状态，碳元素的自身稳定方式，我们就称之为“道”，一旦施加外力，变成其他东西，我们就称之为“得”。
而“道”、“得（德）”作为两个名词，自然有相对应的状态。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道德经》第一章
我们把老子这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重新断句——原文是没标点的，本来就因为断句而产生非常多的歧义：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这样理解的话，“无”就是指“道”的状态，而“有”就是指“道”通过“得”的方式转化为万物的状态。
现在理解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了吗？
天下万物都是因为“得”这种行为产生的，而“得”实际上是从“道”中来。
我们再打一个比方。
假设我站在这个地方不动，是一个初始状态，这就是“无”，因为我没有选择任何方向，意味着我有着朝任何方向前进的选择。
这是一种“空杯”状态，也类似于佛教中的“空性”，因为“空”——无，我充满了“有”的可能性——这就是“有生于无”。
而一旦我选择了一个方向跨出了一步，这种“有”的状态自然是从“无”中来，但是已经发生了改变，也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自然不能再说是“无”，而是“有”。
实际上我们在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也丧失了朝其他所有方向进发的可能性，但是在往这个方向前进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产生的所有后果——万物，就都是来自于迈出的第一步，也就是“有”的选择——这就是“天下万物生于有”。
这么讲清楚了么？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是不同表述。
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大道”产生道家思想（研究宇宙和万物运行规律，并得出“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即“道生一”；流变中的儒家思想（不语怪力乱神，只是世界运行规律的一个方面）是源于道家思想的一部分，即“一生二”；而荀子的“性恶论”支持的法家（抛弃性善论，强调用规则约束统治万民），又是儒家思想的一衍生，即“二生三”；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法家规则管理下，社会正常运转，即“三生万物”。
“无”是“道”的初始状态，“有”是“德”的运行状态。
搞清楚这一点，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了，以上只是个人理解，不值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