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出生于鲁国，他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孔子三岁时候，他的父亲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相当贫寒。
史料记载，孔子幼年聪明好学，常将祭祀用的礼器摆设起来，练习行礼演礼。19岁时孔子为鲁国贵族季孙氏做文书、委吏和乘田等小吏，管理仓储和畜牧。二十岁时候，他的学问就已经非常渊博，还继承了父亲的勇武，身高九尺三寸，而且臂力过人。昭公十七年，郯国国君郯子访鲁，20岁的孔子慕名拜见。“问礼于老聃，学鼓琴于师襄子，访乐于苌弘。”不论老幼只要是比自己的有学问的他都会学习，曾经向老子学习周代的礼，还曾经向七岁的项橐求教。周王室学要求王子和诸侯国贵族子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即所说的儒家“六艺”，孔子虽然低微，但是，常以贵族自居，因此也这样要求自己和他的弟子学习“六艺”。
孔子23岁时开始在乡间兴办私学收徒讲学，学生有颜路（颜回之父）、曾点（曾参之父）、冉耕等。大约三十岁左右，开始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的教育观念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知识向普通民众普及的先驱。
春秋后期鲁国的国情与同一时期的晋国、齐国、楚国等诸侯国国情相似，国政被当时鲁国的三家大夫世族把持，由于这三家大夫都是鲁桓公的孙子，所以史称“三桓”，其中季氏官为司徒职位相当于宰相，叔孙官为司马掌握军政和兵权，孟氏官为司空掌管水土及营建工程。而这三家大夫又实际上被各自的管家控制。阳虎是季孙氏家臣，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策大计的制定，这就是所谓的“家臣执国政”。阳虎在孔子年轻时曾经羞辱过孔子。
孔子步入中年之后，已经具有很高的社会名望。阳虎掌权期间，孔子多次拒绝他邀请做官，直到阳虎很快因为颠覆“三桓”失败而出逃到了晋国。35岁时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叔孙、季孙、孟孙三桓大夫赶走，孔子对三家大夫的这种僭越行为很是愤慨，孔子就去了齐国。齐景公很欣赏孔子，曾向孔子问政。孔子说了齐景公阐述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以及廉洁施政的理念。由于齐相国晏婴坚决反对孔子的治国理念，孔子几年时间没有得到齐景公的重用，又回到鲁国聚徒讲学。
鲁定公九年，五十一岁的孔子时候，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初为中都宰，五年后升任做司空，后以大司寇行摄相事。《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于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
孔子列举了少正卯的五大罪状：第一种是心理通达但险恶，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坚定，第三种是言谈伪善而巧辩，第四种是只记得丑恶的而且很广博，第五种是顺从错误的而且还为其粉饰。并且旁征博引了商汤、周文王、姜太公、管仲、子产等圣王先贤，陈述了他诛杀少正卯的正义性。关于少正卯传授的学说内容后世猜测不一，有历史学者称少正卯所传授的学科是与儒家学说根本对立的法家学说，有的史学家则认为少正卯传授的是纵横家的学说，也许是孔子在诛杀少正卯的时候连他的传授书籍一并销毁了，所以已经无法考证了。史料记，载孔子的学生去少正卯那里听课，导致孔子的学生人数“三盈三虚”，这里的“三”当然不是实数，而是多的意思，与孔子同样办私学的少正卯因此惹来杀身之祸。《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诛少正卯后“戮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意思是说杀了人还要陈尸三天，真正实现了杀人诛心的效果。
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随行的孔子通过外交努力，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国公室的权威，孔子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来削减三桓大夫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都，再堕氏之费都，然而围攻孟孙氏的都城成邑时失败。
孔子上任大司寇不久，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优势下大刀阔斧地对鲁国进行政治改革，使国家内政深陷白热化斗争程度，不仅没有挫伤三桓的实力，反而由于“堕三都”得罪了三桓使其在鲁国有生命之忧，不得已周游列国。
孔子首先来到卫国，并且在卫国就呆了八年，卫灵公对其敬而不用。孔子在卫时，正是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受宠、当权之时，孔子意义由于曾经和这位国君的夫人单独相处，竟然惹得其弟子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孔子不甘心遭受的政治冷遇，想去晋、楚这样的大国寻找仕途出路，终于因为入国无门无法实现愿望。其后，他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曹、宋、郑、陈、蔡、叶等小的诸侯国之间，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孔子一行人在匡、宋、蒲等地多次被困遇险，甚至在陈、蔡之间绝粮，遭到当地民众的围困等等极度危险的情况。
孔子有强烈的用世思想，他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寻求新的出仕机会，渴望能够实施其伟大理想。《论语》记载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意思是说，我听过有人说要通过隐居来求得自己的志向，贯彻自己的道义的，可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谁成功。”面对周游列国途中荷蓧丈人、耦耕的长沮、桀溺等隐士的嘲讽，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天天与鸟兽作伴，与浮云为伍，连人影都碰不着，不会实现天下有安定的局面。
孔子对家奴僭越士大夫甚至国君的现象十分愤慨，但是，当鲁国季氏的邑宰公山弗扰盘踞费邑作乱，召请孔子去，他却表达了想去的愿望。他的大弟子子路对此坚决反对。后来，赵简子的家臣佛肿盘踞中牟造反，也召请孔子去，孔子也想去，子路再次坚决反对，师徒之间又发生了一场辩论。《论语·阳货篇》孔子坚持要前往，对此，他解释道：“有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意思是说，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洁白的东西是可以出淤泥而不染的，我又不是成熟的葫芦，不能总是悬在那里等待枯萎。这两个叛逆者先后都召请孔子过去，孔子两次都想去，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终究都没有成行，但是，充分表达了他迫切想改变穷困潦倒现状的意愿。
公元前年，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后，68岁的孔子被迎回鲁国，但是，仍然没有受鲁哀公的任用，此后，他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孔子晚年回首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在晚年还整理了《诗经》、《尚书》等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并把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加以整理，编纂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孔子的学习精神至今任然值得学习，相传在他晚年攻读《周易》的时候，曾翻来覆去地读竟使编联《周易》的牛皮绳子断了好几次。根据孔子苦读《周易》的事迹，后人引申出“韦编三绝”的成语，以形容人勤奋读书。
孔子从出身低微的寒士，自学成为丧葬的司仪，进而成为礼仪的学者，再经过广泛的学习成为学识渊博的公知，通过开办私学成为名满天下的儒家开创者，具备相当的天资并且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够取得的。孔子确实是讲究修身立德，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本义是对国家官员不仅只用刑法这种硬性的规定来约束，还要规定更严格的道德标准约束其行为，对普通老百姓没有必要要求太多的道德约束和繁琐的礼仪，越是深处高位违反道德要求就要严格进行追究，官员如果触犯了刑法，就应该杀身成仁，刑法加身是士大夫的耻辱。按照这种要求各级官员包括天子、诸侯王、士大夫及其家臣都必须是道德楷模。后世的统治者和官僚阶层为了自身利益，讲其曲解为对大夫不能用刑，对庶人则不必尊重。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极具温良恭俭的温和特征，然而，他一生的作为的政见实在也并非真的温和，他除了极力推崇和维护周天子之外，对诸侯、家臣等官僚体系严加指责，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积极入仕的人生准则，毫不手软的动用暴力打击少正卯的异端学说，运用强势的政治手段打击豪门世族及其家臣势力，即便在困境中依然不改自己的信念，他讲究以德治国，但是，同时也强调“以直报怨”，这些在今天看来依然可贵的品质，本来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然而，真是许多自诩为“大儒”的人们不断地阉割、篡改、曲解，以至于淡化到虚无。当代学者解读《论语》，把孔子作为无原则的忍让、逆来顺受、注重内心、放下、淡定之类，一套强加给孔子，实在没有读懂孔子的处世理想。
历代统治者宁可把孔子性格中“温文尔雅”的一面无限放大，让民众学做温良的顺民，而隐去他敢于斗争、敢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当然，孔子的批判唯独地会绕过地位岌岌可危的周天子和他同一时代的社会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让后世历代帝王认识到了儒家学说的利用价值。其核心内容就是“皇帝是好的，坏事都是手下的奸臣干的”让世人都觉得，只要除去皇帝身边的奸臣，就会国泰民安，从而实现稳固天下的目的。
孔子在《礼记·大学》中阐述了人生理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
孔子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生活的时代人民饱受王权、贵族、家臣的剥削和频繁的战乱之苦，把社会治理寄希望于道德感化，希望通过全社会每个人的道德提升，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知其不可而为之，意图开创“世界大同”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