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文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讲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些学派或部分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的浅见有如下几点。其一，各个部分之间相互矛盾或冲突。这不仅体现在诸家学说之间的相互辩诘，而且在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也往往会发生系统内的矛盾和冲突。例如，在儒家学说内部即是如此。孔子之后，孟子主张仁政、德治、民本，要求统治者实行王道，以百姓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荀子·哀公》）荀子的意思是，君主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可以承载着船只行驶，也可以倾覆船只使其淹没。但二者不同之处也所在多有，荀子不像孟子那样，强调统治者要启发民众的道德，而是强调要以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礼”约束民众，不排斥在治民中使用刑罚。这就在思想上倾向于法家，而与儒家的“仁”渐行渐远。其实这并不奇怪，荀子的弟子就是法家有名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和李斯等人。至于儒家、道家、佛家、墨家、法家和农家学说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思想主张。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其二，各部分之间相互补充或相互对接的关系。许多人有这样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在结构上是相互补充的。例如，一个人当其年轻时血气方刚，立下了远大志向，要立德、立言、立功，要兼善天下，要修齐治平，实现人生“三不朽”的崇高境界，然后自强不息，以实现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进而庙堂之上的人生目标。那么，他所信奉的就一定是儒家学说，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实际上，每个人在其年轻时期，都会秉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入世，不断进取，争取功名成就，光宗耀祖，垂范后世。
但是，在人生旅途中，并非每个人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必然遇到或大或小的困境，导致自己人生理想的夭折。特别是那些入仕为官者，一旦其仕途不顺或遭遇重大挫折，高昂的志气迅速消退。那么，这些人在思想意志衰退的时候，便不得已而选择了道家学说。他们十分淡然地看云卷云舒，观花开花谢；他们归隐山林、高谈阔论；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以“山中之民”的身份评论朝政，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是从儒家走向了道家。但是人生的遭遇对极少部分人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或者仕途绝迹，或者感情受挫，或者其他方面的沉重打击，而痛不欲生。于是，佛家便成为他们慰藉心灵的最佳归宿，在晨钟暮鼓中的日复一日里，过着青灯黄卷、吃斋念佛的超世俗生活。他们在精神上躲避着严重的伤害，以看破红尘的出世方式而脱离社会现实。这样皈依佛门的人们就从道家或儒家，走向了出世的佛家，寻找到了生活下去的另一个出路。
这就是儒、道、佛三家的相互补充或者对接的关系。这种关系适应了处于社会不同状态下的各阶层人们，也适应了人们在不同人生境遇下，精神鼓舞与心灵慰藉的需求。因而，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文化精神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次，中国文化的标识是孔子和儒家。
众所周知，西班牙的人文标识是塞万提斯，德国的人文标识是歌德，印度的人文标识是甘地。这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当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偶像或民族英雄，并且在事实上反映到该民族的文化形态与结构之中。中华文化的标识是孔子。在中国文化的原创时期，孔子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诸子百家，都奉献了自己的智慧。那是一个堪与古希腊名人辈出时代相媲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时期。孔子和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内容，引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思想发展的方向，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生命力。
自宋代以后，儒家经典《四书》成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基本教材，千千万万的读书士子头悬梁、锥刺股，一生皓首穷经，期待着自己可以金榜题名，及第进士，跻身于上层社会。自先秦时期一直到今天，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两千多年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许多学校里，学生们仍然在背诵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孔夫子语录，社会上创办了许多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书院、学堂、国学班。在这些书院、学堂和国学班的入学典礼上，学生们都要向孔夫子的画像鞠躬致敬。我亲自参加过一家书院的开学典礼，才用的是传统程式，孩子们身着古装，行为毕恭毕敬，让人别开生面。
中华文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顺天应人，尊重人格，注重修养，天人合一；提倡仁义礼智信、仁智勇、忠孝仁义，仁、仁爱这几个字的道德；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外来文化与宗教都能在中国文化体系内相安无事，竞相繁荣，各种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相互交融，互相学习，相互促进，没有发生什么尖锐的对立、冲突和矛盾。我看到世界许多地方的华人聚居区中国城或唐人街，都竖立有孔子的雕像，作为重要的族群标识。所以，孔子是在海内外影响最大的古代中国人。我们有理由认定孔子及儒家，就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形态与基本标识。
文稿：果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