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北京中科在行动 https://auto.qingdaonews.com/content/2018-06/26/content_20140182.htm刘刚/文
孟德斯鸠的两个论断
孟德斯鸠对中国文化的尖锐指控，引来了魁斯奈的辩词回应。在回应中，他不仅对封建时代“中国的专制制度”给予同情与理解，而且在欧洲“往何处去”的问题上，坚定地选择了中国而非希腊，也许他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公平善意和自然秩序，在希腊各国之间是没有的，古希腊陈列的全是破坏人类和平的遗迹。
话虽这么说，但时代却别有要求，毕竟是战国时代，和平难求，每一个国家，都要随时准备战斗，在战争中祈望和平，在和平中酝酿战争，就这么撑着。
这样的战国时代，显然中国文化不太适应，瓷茶丝可以提高文明的素质，但如何面对船坚炮利？中国哲学讲仁政和德治，哪懂什么重商主义和军国主义。
中国历史，一上来就讲尧舜禅让，讲圣人革命，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这跟古希腊不一样。《荷马史诗》一开头，就是特洛伊战争。接下来，“历史之父”的《历史》，又讲了希波战争。希腊是战国时代的源头，回到古希腊，意味着重启战国时代于欧洲，确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不是为了结束这个时代，而是对其有了新要求。
中国也曾经历过战国时代，也处在不断的战争中，但历史的那一页终于翻过去了。文化的统一性，在历史上表现为对大一统的追求。“书同文”，是统一文化；“车同轨”，是统一交通；“统一度量衡”，是为了统一市场……当然，还有统一思想。
这一切，有利有弊，利之所在，在于造就大市场、大文化，在这方面，就连今日之欧盟亦无力能及，然其弊，则在于过分追求统一，势必导致“专制”。
对此，欧洲人也分了两派，有从好处上来看，观其利者。有从坏处上来说，言其弊者。孟德斯鸿便属于后者。与之相反，伏尔泰看中国，怎么看都顺眼。他看中国政体，便看得花团锦簇一般，视为开明君主制典范。在《风俗论》中，他针对孟德斯鸠有关中国的说法，提出批评，说有些不懂中国文化的人，跑到中国来，所见都是“专制”，看到有人跪拜，便认为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就是所有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发出的旨意，便是法律。
伏尔泰指出，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帝国制度，对于皇帝本人，也有所要求，皇帝应该纳谏，听取各方意见，平时，政府的决议，有如法律，执行起来，皇帝并不干预，他还特别提到了汉文帝，他认为，这一事实，推翻了孟德斯鸠的所谓“专制”。他对中国的认识，多从文化的那一面来看，故其所见的中国，是立在儒家德治基础上的，而且中国的官员，也都是用儒学培养，经过考试录用的。这些文官，分布在各级部门，分担政府职能，因此，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皇帝要搞专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中国政体不仅不是专制暴政，而且是一种非常好的政治形式，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显然，他看中国，同孟德斯鸠一样，只看到了一面，即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的那一面，那是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相结合的一面——“宪章文武”。还有另一面，即孟德斯鸠所说的“专制”一面，要将这两面都结合起来看，才能说是“全面”。
但他们两人，都不是“一面”之人，伏尔泰不是一味“颂华”之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在《路易十四时代》里，对于中国文化，他也表示过批评的意见，但那些意见，多半是承认当时流行的某些观点。孟德斯鸠亦非全盘“贬华”，他在不同的场合，有过一些不一样的表达，即便在《论法的精神》里，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也留有余地。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是个“专制”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他确认，小国宜实施共和政体，中等国宜实施君主治理，大帝国则宜由专制君主治理，在气候寒冷的地区宜实行共和制和君主制，在气候炎热的地区则应实行君主专制，中国国土条件和气候条件都决定了它只能实施专制。
他给“专制”开出这两个条件——大国地域和炎热地区，现在看来都不太合适。如果说大帝国宜于“专制”，何以今日之美国不采取？美国人以大国民主政治的实践，解决了欧洲启蒙运动中的难题，那是孟德斯鸠和卢梭共同面对的难题，是一道在欧洲无解的难题，在欧洲，只能强调共和——君主与民主的共和，那也就是君主立宪了。
还有炎热气候也会导致“专制”，他把这一条用在中国头上。很显然，他又做错了题。如果中国在地理上是个大国——在面积上等同于整个欧洲，那么它就不可能被一条气候带所限，从气候带来看，中国跨越了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从气候区来看，中国又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高山气候区三个自然区，如此复杂的气候条件，岂是“炎热”二字所能概括？更何况“炎热”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中国历来政治中心，作为立国之本的所在，皆非炎热地区。
对中国的历史地理的误解，导致对政体的判断失据，虽不足取，尚可谅之，可他对欧洲历史视而不见，就令人难解了。君不见，欧洲民主共和制度，就起源于地中海气候区，形成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而此地炎热程度明显高于欧洲其他地区。
他用了两个不太靠谱的论断，就断定中国为“专制”政体，然后，又以从宽发落的口吻，宣判中国为“最好的专制国家”，他之所以如此宣称，是因为他从中国的专制政体看到，君主尚不能为所欲为，还要受到礼教的约束，所以，没有沦为暴政。他说，中国的专制，没有达到暴君统治的程度，其直接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统称为“道德”，这也就是所谓礼教，中国因礼教而成功，治国先治家，若无对亲权的顺从，何来对君权的尊重？君主爱民如子又从何谈起？故失礼，会动摇国本，道德沦丧，会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就会到来。
一个好的国家要符合自然法
同样强调礼教作用，伏尔泰的看法，与孟德斯鸠不同。孟德斯鸠讲的是，礼教挽救了中国专制政体；伏尔泰却反着讲，说礼教使中国克服了君主专制。在伏尔泰看来，中国政府本身，就是开明君主制的典范，中国政治伦理化，使政府呈现出理想国的模样，对此，他赞叹不绝，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好的，而且是唯一建立于父权宗法之上的。
伏尔泰将这一切都归功于孔子，正是在孔子的教导下，儿女孝敬父母，成为了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未削弱，地方官称父母官，帝王则称君父，这种思想，在人心中根深蒂固，将幅员辽阔的众庶之国土，组成为一个家国一体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里，皇帝御旨，都是关于道德的圣训，为此，他确认，如果说这世界曾有过那么一个幸福而可敬的时代，那就是奉行孔子律法的时代。
孔子律法，显然不是一部成文法，而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是由理性指令和道德信条组成的正义体系，它贯穿天地、男女、夫妇、父子、兄弟、君臣、师友，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起来，这在西方法学理论中，叫做“自然法”，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十四、十五章中，归纳出19条自然法则，总之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后面那一句，译者借用了孔子的名言，看来，霍布斯也有与孔子相通的一面。其实，在自然法方面，更值得一提的是老子，当老子说“法自然”时，古希腊智者学派亦将“自然”与“法”区分，认为“自然”明智且永恒，“法”则专断，可为权宜，难图长远，至苏格拉底，始以自然为标准，来衡量成文法，较其优劣，使之效法自然。
古典时期，从希腊到中国，都出现了自然法思想，思想包含了三个方面：自然律、道德律和法律，可以说是个三位一体的体系。对应这三个方面，中国分别有道家、儒家、法家，道家趋于自然律，儒家追求道德律，法家倾向法律，然而，在国家观念中，儒家追求家国一体的道德律占了上风，故以道德律兼容自然律、法律，形成礼教。
伏尔泰所见的中国的自然法，便是这个样子，对此，他赞叹不已，认为中国是个典型的按照自然法的精神来治理的国家，可见他对道德律也是情有独钟。
而孟德斯鸠则认为，中国文化所缺的，正是法的精神，他这样说，是因为在其国家观念中，法律占了上风，所以，在法的精神方面，比中国更有优势，中国文化所表现的，与其说是法的精神，毋宁说是伦理精神，与其说是治理，不如说是教化。
他看出来了，中国人的礼仪，和他们的风俗一样，都是教育的内容，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将整个一生，都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为，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
伏尔泰也是这么看的，他发现，伦理学之于中国是首要的科学，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深培育、最致力于完善的东西，便是道德和法律。显然，他把“法律”也搁到伦理学里了，若不顺便挟带“法律”问题，孟德斯鸠也许会同意他的看法。在伏尔泰看来，君主也好，民主也罢，政体是次要的，根本在于自然法，一个好的国家，不是看它君主还是民主，而是看它的立国之本是不是符合自然法。
中国是君主政体，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中国的立国之本，有一个以道德律为主体的自然法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由孔子奠定的，在人性善的光辉下，使得中国政体，表现出文明的丝玉气质，被他称之为“开明君主制”。
只要以自然法为基础，君主制也可以很美很伟大，可以被冠以“开明”二字，那么，“君主立宪”呢？虽说也是君主制的一种，但它却是在“开明君主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理论上应该更上一层楼，这就要求自然法体系内部转型。
转型，围绕着“立宪”二字，要在君主头上动土——“立宪”。“立宪”，不是基于神权，而是基于民权，从君权神授转向人民主权；不是基于道德律，而是基于法律，从中国式的“道高于君”，向西方化的“法大于君”。“立宪”之于人性论，不是基于道德律的人性善，而是基于法律底线的人性恶，也就是说，不要把君主当作人类美德的楷模，而要把它当作人性恶的代表。
伏尔泰转不过来的，恐怕就在人性论的转变上，其自然法，明显是基于人性善的，他认为，自然法是公正的自然法律，符合人性，应该适用于所有人。
他把法律，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法，另一类，则是制定法。自然法与人性善一致，不偷盗，不杀人，不淫乱，不撒谎，敬父母，重互助等，这些都是自然所颁布的法律，也是人性善的基本要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制定法，是指国家制定的法律，在欧洲，还包括了教会法。
他认为，国家从政治需要出发，由政府制订的制定法，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权力意志的任意性，一切制度安排，或多或少，都免不了带有这种任意性。只有把制定法放在自然法的基础上，才能克服国家政治的这种任意性，而制定法本身，本来就是根据国家政治的需要制定出来的，可以说是任意性的产物，怎么还能克服任意性呢？
如果我们换个观点来看，把自然状态看成坏的，人性看成恶的，就像霍布斯那样，自然法就被社会契约取代了，制定法就不再有任意性了，或如荀子言，制定法反而成为政治正确的根据，以之改造社会，可谓移风易俗，以之改造个体，堪称“化性起伪”。“伪”，人为也，不是自然优先，而是人为崇高，不是效法自然，而是文明开化。
君主立宪，要立在人性恶上，不要指望君王成为圣王，而要预防君王变成流氓，伏尔泰没有这样铁打的硬心肠，道德律的脉脉温情，在他的心头激荡。
诚如康德所言，那头顶上的星空啊，便是他的自然神，心中的道德律啊，便是他的自然法，他的理想国，就是在自然神的引导下，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家，而中国，就是那样的一个国家，在天道的引导下，以道德立国，对人民进行教化。
谈国民性要有历史的大局观
不是统治，而是教化，这样的国家多美呀！看上去很美，听起来也很美，行走在道德的高端，而非坚守于法律的底线，他本人就如此。当年，他学法律，却不想做律师，也不想当法官，就因为追求美，他要成为诗人，而诗人要有诗人的国度。
在诗人的国度里，高高耸立的，是道德律，不是法律，这一点，他与孟德斯鸠不同，孟是学了法律，就去做律师，做法官，做成一个职业，不想做了也没放弃，而是将其转移，转化为思想之业，转移到国家的观念里，成就一个律师的国度。
在诗人的国度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便是个在道德律上行走的国度，君王走向圣王，人民走向圣化，天地间还有比这更美的吗？
美，也要有人懂。这样的美，伏尔泰懂，孟德斯鸠就不懂，孟若读了，定会皱起眉头，问一声：假的吧？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怎样？真的不怎样！不怎样的中国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向我们一一道来。
为此，他对中国的国民性，又进行了一番指控，他说，中国人的一生，从皇帝到百姓，都在学习道德，践行道德，可结果如何呢？竟然让人大跌眼镜。
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的品行，是狡诈的，是唯利是图的。这还不够，还得补上一句：中国人有着不可想象的贪利之心，尤其是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如此诛心，实在有点过分，于是，他换了个说法，指出：关键在于中国人获取利益的手段。
他说，在国际贸易方面，西班牙人以信实著称，中国人则以不诚实而闻名。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在中国，买东西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都有三种秤，买入用重秤，卖出用轻秤，公平交易用标准秤，采用哪一种秤，要因人而异，因为在中国，一切用暴力获得的东西，都是被禁止的，而一切用骗术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被允许的。
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得出这么个结论：虽然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因为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传闻，并非他亲历所得，出自商人逐利之口，入于律师人性恶之耳，本来，听听就可以了，说说也未尝不可，但立马就得出这么个结论，那就不能不说是太冒失了，这有失于一个思想者的品格。
他不怎么听取传教士们的雅言，却相信商人的耳闻目睹的传说，这样的取舍，虽然取决于他个人的价值取向，但他也应该想到，那些商人为什么来到中国？传教士可以说他们是送福音来的，难道那些商人是送福利来的？孟德斯鸠少此一问。
我们知道，自大航海以来，欧洲商人的品格里，就有着亦商亦盗的品行，他们横行世界，逐利于天下，就以通商和殖民，那些被他们称之为“诚实”的非洲人、美洲人，都被他们殖民了，就连阿拉伯世界和印度世界，也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
然后，他们就往中国来，先是葡萄牙人来了，接着是西班牙人来了，他们的殖民企图，难以撼动庞大的中华帝国，就如同鬣狗环伺大象，无从下手。
其通商企图，也颇受挫折，在与中国商人的商战中，他们总是处于贸易逆差的下风，这对于重商主义的欧洲来说，极其难受，但他们决不会说自己无能，只能说中国商人狡诈，他们十分珍惜的欧洲美德——“诚实”，不幸遇到了中国“骗子”。具体而言，或亦有之，但就大体来说，要想把问题说清楚，就离不开那个殖民化的大局。
孟德斯鸠没有这样的大局观，他不像伏尔泰那样对中国问题有专门的兴趣，而是基于“欧洲往何处去”的问题时，面对中国，回应“希腊乎？中国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西班牙人扩张到头，由盛转衰，因为，荷兰人和英国人又相继而来，来者不善，且一个比一个厉害，就如同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一样，西方海洋民族，也是一浪一浪地来，一浪高过一浪，对于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中国尚能从容应对，到了第四浪潮，英国人来了，终于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
对于孟德斯鸠来说，这些都是后话，他那时，若要了解中国，除咨询传教士外，即以西班牙商人为媒介，由于“马尼拉大帆船”的缘故，更由于大帆船给中国带来了一个白银时代，所以，西班牙商人，真无愧于十七世纪以来“中国通”的头牌。
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多半就从西班牙商人那里来，西班牙商人是从海路来中国的，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集中在南海一带，不远万里，从大西洋出发，越过印度洋，来到中国南海，占据了菲律宾，用“马尼拉大帆船”同中国相往来。他们最熟悉的，即南海一带，对中国的认识，也局限于这一带，因其常在炎热的气候带里活动，且又心系中国，所以，也就认为中国是炎热的。看来，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多少也影响到了孟德斯鸠，使之不假思索，开口就说“中国属于炎热气候”，并使之成为他说“中国是专制政体”的一个理由，话虽莫名其妙，但他还是这样说了。
不过，他还是留了个余地，在指出“中国专制政体”后，他又特别强调了“江南特殊”，把江南同专制政体区别开来，他究竟看到了什么？难道他在江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可惜他语焉不详，我们尝试着用文化中国对他的说法做些补充。
江南，是文化中国的本土，良渚文化就从这里起步和出走，从东南往西北去，走到了国家起源的门口；江南，是文化中国的底线，每一次异族入侵，它都以文明坚守，战斗到最后，不胜不罢休；江南，是中国近代化的风向标，资本主义萌芽，不过小菜一碟，洋务运动，工业革命，西学东渐，才是它的主流；江南，是流淌诗意和财富的浩瀚三角洲，是丝瓷茶天工开物的原产地，是中华民族救亡继绝其命、维新担待天下的新埠口。
英国人来了，用船坚炮利，带着“江南特殊论”来了，有了孟德斯鸠的这碗酒垫底，他们选择了草莽的上海，放弃了繁华广州，在江南迈出西洋步调。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