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远在小河对岸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韩非子、李斯、张苍等人的老师。其“性恶说”与孟子的“性善说”针锋相对，强调人的后天学习对道德的影响，被后世尊为儒家“后圣”。
荀子曾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论兵”，而说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齐桓公、晋文公）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商汤、周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战国时期，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之差，是深有共识的。孙膑诱庞涓，即说道：齐号为“怯”，彼三晋（韩、赵、魏）之兵素轻齐。而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除了在齐桓公以及齐威、齐宣期间，军事稍微强振之外，其他阶段基本上都属萎靡不振。
而魏国继承了晋国最为核心的一块，其开国国君魏文侯又是一代贤君，在战国时期首先实行变法，而使魏国在战国时期率先称雄。魏国还拥有一支由吴起训练、创立而成的强悍重装步兵军队--魏武卒，魏武卒之强，一时横行於天下几十年无敌手。魏惠王（也称梁惠王）也曾对孟子说道：“晋国(魏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实行“奖励耕战”、“利出一孔”的*策，驱使秦人必须以敌军的头颅换取功名与富贵，激发了秦人对战争的渴望。自此，秦军出关征战天下，就鲜有败绩。致使东方六国诸侯畏秦如虎，皆谓秦军为“虎狼之师”。
故而，荀子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但是，荀子还说道：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齐桓公、晋文公）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商汤、周武）之仁义。就难免会让人生疑，秦军的战斗力，难道真的还敌不过齐桓、晋文之兵吗？
春秋时期，其战争的规模与激烈程度远远不能与战国时期并论。就拿晋文公“退避三舍”的典故来说，一舍（安营驻扎之意）为三十里，即一天的行军路程。而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清晨至晌午）而趋百里。
由此观之，晋文之兵，在魏武卒面前，简直就如同与稚童相嬉。而愈是久远的战争方式，就愈是落后，宋襄公的战争思维就基本停留在周武王时期，“君子不重伤，不禽（通“擒”）二毛（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古之为军也，不以阻碍也...不鼓不成列”。也难怪梁启超会说，牧野之战的激烈程度还不如广东的乡村间械斗。
故而，秦之锐士遇桓文之节制，不但不会若焦熬投石，反而当若以汤沃雪。那么，荀子为何却要说秦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桓文之兵呢？
其实，这主要是荀子为宣扬其“仁*爱民”的思想。荀子说道：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善射）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赵氏先祖，善御）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而当李斯质疑道：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荀子答道：..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而在《荀子·议兵》的篇尾，荀子还言道：兼幷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齐能幷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燕能幷齐，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故能幷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幷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
秦军之强，是有目共睹的，但荀子却从秦军之强中，看到了隐患（末世之兵，未有本统）。秦过於暴虐，而缺乏仁义，故兼并天下虽易，而凝天下却难，绝非长久之道。故而，从这一点上，荀子认为秦军远不如桓文之兵，而桓文之兵又不如汤武之兵。
参考史籍：《史记》、《荀子》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