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上有安小下敬躬：开宗明义，规则为先，方法论是捷径，是法门，是秘籍，是众望之所求。然教育之法，法无定法，无一劳永逸之法、无万能公式之法，只道是因材而教，因人而异，若求方法者，此山虽有路，可在别处寻，教授方法者，不以方法自缚，切莫自误误人。
----行文馆-李德鹏先祝为敬
木生火，其位在南，炽若暖阳，身心相应，自利利他。
五行从金起，金生丽水，水生木，木生火，至此文而有破字诀，低字诀，生字诀，利字诀，一路而行，破土耕种，低头扎根，萌芽而生，趋利而荣，这是一颗种子的生长过程，也是修身育人之法，象形取意，身心自然，最终在自我、家庭、社会、志向、未来和现实中建立一种生态平衡。
五行是一种视角，也是一种方法，五行教授法只是古典修身法对“五行”的一种运用，其实饮食、种植、建筑、园林、服饰、医药、健身、气运等均可运用五行，其理通，其意同，术业有专攻，每个行业的佼佼者用心观察分析，自有所得。初学者若不明其究竟，当住也五行，行也五行，思也五行，见也五行，梦也五行，均在五行中，则五行与君不远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金庸先生的封笔作是《鹿鼎記》，贯穿整部作品情节的是康熙和韦小宝的相互成就对方。金庸先生用巧妙的文法和精彩的故事架构，把一个人的善恶两性巧妙的分成了两个人，康熙代表让你内心的光辉善念，最高处无非是能平天下的帝王，另一个内心的恶，倒不是恶人，而是人性对生存、饮食、财富、美色、荣华富贵的贪婪追求。
韦小宝贪生怕死，贪财好色，油嘴滑舌，没有英雄气概只有下三烂的手段，却能升官发财，荣耀显赫，抱得多位美人归，这就是每个男人的梦想，这也是康熙内心想做而做不了的，所以康熙袒护韦小宝，而韦小宝则忠君效劳，处处维护康熙，为康熙解围效力，每在康熙的生死关头他都会舍生去救，因为他知道不能没有康熙，如同内心不能没有善，这个善倒了，恶也将无容身之地。
在这部作品中，有很多的人杰英雄，只有康熙和韦小宝的相互成就达到人生高峰，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都死了，那些极度自私贪婪不满足的人也死了，善恶两性，偏执一端，都不能成就自己。《大学》的“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未必就是平定天下的疆土要当皇帝，而是能平天下人的善恶人性。
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人性，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人性不恶不善，如同“人性”是善恶都有，善去不得，恶也消不掉，人人都有私心，人人又要付出，如何能平衡？孟子、荀子、告子都是医生，都有自己针对那个时代的药方，我们依照药方在内心对自我人性进行修正平衡的过程叫作“修身”，《大学》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无论是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和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凡是能触及到对人性的思考，都是有一定高度的，如同我们在学校语文课文里的精彩片段，当赏析答案里有“作者上升到了对人性思考”的评语时，这篇文章一定很有深意。以文学作品为例，记录一件事情，表达一个情感，探讨一个论点，说明一个事物，这些文字和作者的内心相通，各有千秋，但是能否上升到人性，便是一个高度的分水岭，在达到对人性的描述后，还能够让读者对人性进行思考和放大，并推演出世间人情世故普遍规律的文字便可称为“义理”，西方称为哲理，都是以超乎人性的视角来看待人性。
义理是一篇文字或一本著作的灵魂所在，“读圣贤书，神交古人”便是文字灵魂的作用。文学四部，分为经史子集，经部便是义理的精华，如《道德经》、《南华经》、《孝经》、《金刚经》之类，史部以效春秋大义的文法，历史人物生平经历便是义理与人性修养的故事演绎。人生也是一本书，简言之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就是自我对人性修养中得出的“人生义理”，它决定了我们要什么，追求什么，要获取什么利益，此间“利”是人生前进的动力，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天下运转的大动力。
计利所求，不失傲骨
自春秋时代，社会以阶层分为：公，侯，伯，子，男，前三个阶层属世袭，“子”可算是对有学识的读书人的一种尊重性称谓，之后的历史便以“士”称之。读书人在社会上居于一个受人尊敬位置上，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对文人的尊重是对知识的尊重，也是对人文规则的尊重，更是对道的尊重。
“士”阶层的历史意义从一开始就是相对的，“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士的祈向是“仕”，即做家臣，做客卿，做官，靠读书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读书人生存的基本手段。既要养家糊口，又要搏得地位、财富、声名、历史和文化的认同。中国古代的士，尽管大多出身贫贱，气概稍逊，却也凝聚了文人自重的傲骨与尊严。
孔子身为万世师表，这一点在他身上有更多的展现，他在对门人的教导中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道”比权势更具有永恒的价值，读书人是“道”的承袭者，理当在君王面前挺直腰杆，据道力行，不薄道，不亏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这样的操守无疑要付出代价，譬如，辞官、罢免、不仕，而不仕又往往意味着贫困。所以，孔子反复表示“安贫乐道”，后世有“无案牍之劳形”的《陋室铭》，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绝不为了利而出卖人格，读书人若有志于道就不应该贪图富贵，“枉道而从势”，“曲学以阿世”的人，放弃了以道自重的傲骨，就不配称为“士”。
《史记》记载，孔子曾被匡人围困，情形十分危急。当时，孔子对弟子们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以天道“斯文”礼乐制度的承继者自居，言外之意是，我乃道统的继承者，文道未立，我使命未完，老天不会让我死在这，区区匡人能奈我何？孔子临危不惧，凝聚出了读书人自重而豪迈的气魄。
孔子这种以道自任的自重，在战国时期的孟子等人身上得到更进一步的弘扬和传承。孟子也自诩为道统的承袭者，更以这种气概与君主打交道，我们眼中的孟子，充盈着“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有胆识、有热情、有风度、有气魄，从不在君王面前低三下四，倒是时常摆出师长的架势：“说大人，则藐之”孟子的言行较孔子更富诗意和侠气。
孔孟之后，一些儒生和文士一如既往地弘扬着读书人的尊严和傲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叙》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以《史记》笔刀，承袭了道统傲骨。
其后，南朝梁元帝萧绎的气概可谓“目无余子”，一笔写道：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
后继者乃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其豪气是当仁不让，以师断言，“古之学者必有师，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谁继承了儒家的道，谁就是全社会的导师！他所谓的“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童子之师”，而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韩愈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唐宋无人可及。
下文预告：
趋利避害是万物本性，但是何谓“利”？利有小大、显隐、远近之分，人有所需之利，有所求之利，教育所予之“利”，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下篇《利在责难》见。
李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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